网络文学本土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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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文学发展二十余年来已成为中国本土文学创作的一个独特现象，然而当前国内学院派网络文学研究仍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外来理论”轻“本土现象”问题。以“知人论世”为鉴，加强对网络文学作者个体或群体的生活、交往、创作、地位等情况的研究，加强对资本、政策、社会、文化、技术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网络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有利于促使学院派更加注重中国网络文学研究中“外来理论”的本土化进程，以及中国网络文学本土现象的深层挖掘与系统梳理，从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理论创新奠定充备而坚实的学术基础。

关键词：知人论世；网络文学研究；本土化；网络作家；创作环境

网络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中国大陆的一种“舶来品”，不仅其技术本身来自西方世界，而且在随后的形态建设与商业开发中似乎也“先天”地亲近于西方模式与西方理念，国内学者对网络文化领域的研究也多是在借用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就当前学院派的网络文学研究而言，一方面，部分学者通过“移植”西方的数码理论、后现论、媒介理论、消费理论、亚文化理论、社会学理论等资源，对大陆网络文学的发展进行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解读与分析，为推进网络文学的学术化研究与网络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相关学术课题及学术论文的增多，如“超文本”“互动性”“无中心”“无深度”“狂欢性”“民间性”“游戏化”“大众化”“娱乐化”“产业化”“类型化”“同质化”“IP化”“粉丝化”等贴在网络文学身上的学术“标签”也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在规模日益庞大的网络诗歌、网络散文、网络小说面前，学院派“各种密集的术语和雄辩滔滔仍然无法围堵这些作品”“从人物、结构、主题到意象、无意识、叙事模式，文学批评的众多术语只能空转”[1](p4-13)。网络文学研究不仅有着陷入同质化、套路化的倾向，而且外来理论与本土现实“不相符”或“不相接”的尴尬现象也日益凸显，亟待新的研究思路与理论的指导、牵引。

“知人论世”作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重要原则与方法，强调在进行文学批评或研究时注重对文学活动中“人”与“世”的详细考证、综合分析。正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p232)也就是说，谈论文学人物或作品，不但要吟咏他们的诗歌，研读他们的著作，而且要“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品德、遭遇等状况以及诗人所处的时代状况”[3](p37)。譬如，在传统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往往需要在一堆堆文集、书信、笔记、族谱、年表、方志、史传等文献中搜剔耙梳，直到对所论文人的生平与交游、所述时代的经济与制度等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才可下笔言事或论理。正是在扎实的“考”与“据”过程中，研究者才得以深切地进入并全面地理解研究对象，从而使其研究中的所述所论做到有凭有据，辞理确凿。因此，以“知人论世”为鉴，扎实、详细、系统地进行一些有关网络文学作者与网络文学政策、制度等方面的发掘与探究，对推动网络文学本土化研究的进程与深度都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有助于为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打下坚实的立论基础。

一、“知人”与网络文学作者研究

（一）网络文学作者的生活与交际情况

“知人论世”的研究十分注重创作者师承、交游、唱和等情况，分析这些交往活动可能会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首先，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起源于电子邮件、BBS、新闻组、聊天室等社交性网络功能，因此，同一论坛或同一网站内的网络文学作者更容易形成网上“邻居”关系，通过网络互动进行彼此间情趣、观点、评价等方面的切磋，从而影响其创作思路或取向。如，网络文学发展早期，常被提及的北美网络文学作者方舟子、图雅、鸣鸿、散宜生、莲波等大都活跃在ACT新闻组，他们时常会对彼此的写作进行阅读、点评或回应，为各自的网络创作提供意见。其次，同一文类或同一类型题材的网络文学作者更容易进行深层的写作经验交流，如擅长奇幻类写作的今何在、江南、多事、大角等人，曾合作进行“九州”系列的架构设定与小说创作。这些交流活动有时会通过专门的社交媒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如月关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及，他们几个历史类网络小说的作者建有一个QQ群，常会在群里进行一些题材选取、人物设定、情节设计等方面的讨论。而且，网络文学作者间的互动关系有时也会向线下交往或现实合作的方向发展，一部分作者可能会因“志趣相投”而“私交甚笃”；另一部分则可能在网站公司或作家协会等组织力量的介入下，举行一些线下集体活动，为网络文学作者们在现实中的结识与交流提供了便利。如网络文学作者高楼大厦曾坦露，有些朋友“写作卡壳的话会经常给我打电话，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给他们完成接下来十几万的剧情”；在合伙租赁的办公室中，“几个小伙伴一块写，我写我的，他们写他们的。然后没事大家聊一聊，可以激发一下灵感”；“我们四五个作者每过一两个月，大家凑到一起，然后把电脑‘啪’打开，坐在那儿看，看完之后说。这个可能一年有个三四次”，以“开诚布公”地交流创作经验[4](p3-46)。

网络文学的创作普遍是在“匿名”状态下进行的，但是部分网络文学作者的生活经验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也渐趋公开化，如作者风凌天下在部队当兵的经历、徐公子胜治在多家证券投资与咨询机构任职的经历、尾鱼背包遍走大江南北的经历等，在众多媒体访谈或个人言谈中都有所披露，显现出每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对各自创作风格的强烈影响。在生活经验之外，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文学作者们可汲取的创作资源往往是丰富多样的，且不论电影、动漫、游戏、新闻等多种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单就文学方面而言，网络文学作者所阅读、所接收的某种文学资源，也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他们的审美取向，如作者猫腻曾在个人公众号中提及，阅读金庸小说“对我的审美、历史观产生过极其巨大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一直延续至今，至于文学技术、情节构置这些东西，那就更不用说了，一直都是我看着的前方那座山”[5]。网络文学作者冰临神下曾长期担任某报纸社会新闻版块的编辑人员，充当着一种社会“观察者”角色，他的“作品中体现了非同一般的洞察力”[6]。对于网络文学女作者吱吱来说，“古龙的小说对她的影响最大，特别是他故事里那种性格决定命运的人物描写”[7]，而“文艺男青年”式的父亲、家庭环境的熏陶以及对《红楼梦》的喜爱，也有助于她《九重紫》《庶女攻略》等古言小说系列的创作……可见，网络文学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文学素养，以及网络文学作者群体间的交流、切磋等活动可能为创作所带来的影响变化，是需要网络文学研究者结合作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细致的挖掘与分析的。

（二）网络文学作者的创作状态或过程

曹丕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萧纲言“文章且须放荡”，《新唐书》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出于不同的创作理念或不同的写作目的，文人笔下的文章面貌也不尽相同。考察网络文学作者的创作动因，如果说早期（2000年前后）的网络文学作者多以无功利的自由创作为主，那么当前写作者们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动因则是复杂多样的：有的仍是出于业余兴趣爱好，坚持自由写作；有的仅是因稿费吸引，为了挣钱而入行；有的则可能秉持着严肃文学的创作信念，希望在网络里开拓一块理想的文学空间；还有的则可能是多种创作动因并存或交替。如一位网络文学女作者在笔者的访问中谈到，她起初因为个人兴趣在某网站写小说，后来因写作时间与工作时间常相抵牾，于是在网络写作所带来的收入日渐增长的情况下，便由业余写作改为全职写作，写作方式也由以前随写随发的自由状态改为保持每日更新几千字的“定额”状态，有时还会同时进行两本书的写作，在不同的人物故事与情节脉络中来回“切换”；在这种高强度的时间与字数规定下，她就无法全面顾及写作中某些细枝末节的字词问题，也必须更切实地考虑到读者对象的阅读偏好与付费意愿，一本书的点击、订阅、评论等数据情况往往会影响到她的写作心情或写作状态，也会成为诱发她重新梳理或调整写作思路或写作方向的因素之一，并且她偶尔也会根据网站编辑人员的要求或建议而追随某个网文创作潮流或热点题材，有计划地思考下一本书的人物设定和类型选取等问题。个别“大神”级网络文学作者在商业文学网站连载长篇小说之外，有时也会在个人公众号或微博上进行一些非商业性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如，网络文学作者丁墨就其微信公众号上依个人兴趣创作了《江河有时尽》《遇榕》《昨夜瓜子香》《住在地下的人》《禁欲芳邻》《相随》等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主角人物的身份选取与形象设定、故事情节的走向与结局等，与她在商业网站创作的言情长篇系列有着很大的不同。随着网络文学影视化的发展，一方面，有些网络小说的原著作者直接参与剧本的改编工作，另一方面，为迎合影视改编的需求，影视化因素也渗入到部分网络文学作者创作的原始构思中，甚至出现一些“定制”向的网络小说创作。如，曾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编剧工作后，作者月关在讲述新书《逍遥游》中有关“宙轮”等情节设定的原因时透露，它的架构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后期影视改编的难易问题与拍摄画面的呈现效果；作者唐家三少《神澜奇域·无双珠》借助爱奇艺文学与爱奇艺视频平台，在创作过程中同时启动小说IP全产业链开发活动，使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进一步地相互配合、相互融合。因此，研究者在整体考察或细致分析某些网络文学作品时，应该适当探究一下该作者的不同创作动因、创作状态等情况，及这些情况可能对网络文学作品内容、作品风格带来的影响。

可以说，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连载小说的创作进程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开放的。网络文学作者往往会在小说正式连载前，通过社交媒体开文公告，透露新文的人设、类型、文风、情节或创作的主要构想等信息；连载过程中，作者时常也会在连载章节的末尾或个人社交媒体上记录一些写文的感悟、查阅的资料、更新的进度等情况，或者对读者阅读时留下的某些评论意见加以回应、说明等；连载完成后，还会不定期地在文学网站、社交平台、实体书序言等地方发表有关某作品创作过程、创作感受之类的文字。这些正文文本外的文字记录，对于更好地了解网络文学作者的创作状态是十分重要的。如，网络文学作者希行在小说《君九龄》的连载过程中，于文前、文中、文末等位置写有《写在新文前》《写在上架前》《单个张》《总个结》《插个话》《给大家问一声晚安》《关于顾先生的几句碎语》等章节文字，既介绍有关《君九龄》创作前后有关小说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的问题，还记载了个人创作心情、小说更新状态、网站月票竞争等事情，如“感谢猫腻，有三个转折点我写的时候有问题，是他及时的指出我做了修改，否则这本书的情节将大打折扣，嗯，但还是有一个情节我不满意，很多读者作者也对我提过那里写得不好，这是因为那时候猫腻太忙了没有看那段，所以，摊手，只能怪他了”，便交代了创作过程中与猫腻进行情节探讨的大致情况[8]。再以丁墨、酒小七、随侯珠三位网络文学女作者为例，她们既是网络上又是现实中的好友，经常在微博上为彼此的作品宣传、互动，她们的粉丝也存在一些交叉重合的群体。丁墨在创作娱乐圈文《挚野》的过程中，曾邀请随侯珠填写文中的歌词《无鳞鱼》，随侯珠小说《照见星星的她》女主角汤贝贝在《挚野》中“友情客串”了导演“汤三哥”一角[9]；随侯珠曾将生活中的一段见闻提供给酒小七，酒小七随后将这段见闻写成了其小说《冰糖炖雪梨》中的一个情节[10]。可见，相对于强调“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创作神秘感而言，以网络连载小说为主要代表的网络文学创作大都呈现为一种“有迹可循”的动态过程，也正因如此，必要的“追文”“追更”阅读体验，尤其是在原载网站进行正版阅读，对读者评论与作者回复进行拓展阅读，对更全面、更真切地了解网络文学作品的原创过程及文本的生成过程有着重要作用，研究者若单以网络小说连载完成后的TXT文本或纸质文本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存在很大的缺陷的。

（三）网络文学作者的身份与观念变化

文学创作者生活经历或身份地位的变化也会对其不同人生阶段的文学创作内容或创作风格造成影响，需要研究者加以关注、考察。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虽然短暂，但在商业资本与官方政策的介入、推动下，网络文学作者的生存境遇在短暂的时段内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现了文化身份与经济身份、政治身份的角色融合。首先从整体上看，早期在网络上发表文字的多是擅用网络技术的、具有理工类知识背景的人群，他们将网上码字当作一种业余爱好，以业余的身份随性抒写；随后，商业网站举办的文学大赛以及部分图书出版社的出版活动渐趋频繁，推动了一批业余网络写作者的成名及其向专职网络写作从业者的转化；而商业文学网站在线付费阅读与稿酬分成制度的确立与推广，又进一步为网络文学的职业写作者提供了生存保障及财富机遇；在网络文学产业链不断延伸、拓展，且以“作家富豪榜”为代表的媒体大肆宣扬下，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我吃西红柿、辰东等知名网络文学作者凭借巨额的版权收入，俨然成了新一种靠网络文学写作而造就财富神话的代表性人物，部分网络文学作者在其固有的写作者身份之外还兼具了“富豪”或“创业者”角色。其次，随着各级作协对网络文学作者的接纳与各地网络作家协会的纷纷成立，一大批网络写作者被以“网络作家”的称谓由“官方组织”予以确立、认可，纳入“新文艺群体”的范畴之内，“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11]；其中一部分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网络文学作者还担任了官方组织中的（副）主席、（副）会长、（副）主任等职务，频繁出席各种由官方机构举办的交流活动、教育培训或政治会议等。当前，在网上检索某些“大神”级别的网络文学作者可以发现，他们名目繁多的“头衔”“荣誉”中混杂着文化、经济、政治的角色符号。以唐家三少为例，有关其身份的介绍就包括：毕业于上海社科院高级作家研修专业，硕士学历；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网络创作委员会主任，北京作协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网络作协名誉主席，四个一批人才，著名网络作家，素有“网文之王”称号；担任浙江省网络作家村村长、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蝉联第7～11届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两次入选福布斯名人榜，第2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网络文学新人奖[12]等。在这种趋势下，部分网络文学作者在关注经济收入之外，也愈来愈重视自己的网络创作可能带来的文化影响及社会效益，如作者血红曾在一次由中国作协举办的网络作家调研座谈会上表示，“我们30多岁了，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和人生都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年纪大了，以后的精力、身体状况跟不上，可能跟不上写作数量的要求了”“尽量写符合当代时代精神、符合潮流和主旋律的作品，更好地发挥我们个人的价值和作品价值”[13]；当选为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副会长后，血红又在一次网络作家研修班中谈到，“尊重历史，以虔诚之心进行美好的艺术加工，而不是浮夸的扭曲和戏弄，这是我们写书人的义务，也是我们写书人的良心”[14]，显示出作者对网络文学创作政治正确性的认知与强调。可以说网络文学虽然只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但是在这二十余年中，网络文学写作者们从业余转为专职，从屏幕后走向公众前，从“”变成“作家”，从“小透明”变成“大神”，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他们整体或个体的身份地位已越趋复杂，职业化、明星化、经济化、政治化等特点杂糅在一起，这些动态的变化条件与复杂的身份因素对其网络文学创作的趋向或转型都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如何具体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与文本形成中，则有待研究者结合该作者某一创作阶段的身份与心态变化详细地予以考察。

二、“论世”与网络文学外部环境问题研究

文学与人“世”相依存，恰如文人游宦之于大赋兴起，汉末纷争之于魏晋风度，开科取士之于唐诗盛行，中兴愿望之于古文运动，宴会酒令之于宋词渐兴，勾栏瓦肆之于戏曲流行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学内部的更迭或变革往往与文学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环境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发生、发展、转型亦是如此。

（一）网络文学与资本运营活动

囿于实践经验的缺乏与行业壁垒的局限，研究者对于资本在网络文学行业的运营情况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1999年网易公司举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大赛为例，研究者多注意到本次大赛在大陆网络文学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影响，但是对于当时工作中心由广州向北京转移的网易公司来说，选择以“网络文学大赛”作为大型宣传策略的原因，以及本次大赛策划人员、执行流程、规则设定、评委邀约、媒体合作等详细情况的“内幕”却缺少必要的挖掘与分析，“含糊”了1999年网络文学在大陆骤兴背后偶然性与必然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再如，由读写网、起点中文网等商业文学网站尝试并逐步确立的网络文学付费阅读制度奠定了网络文学商业化写作与发展的主要模式，已是大部分研究者的一个共识，然而对于这些商业文学网站的具体运作或运营情况，如大到某一网站的兴衰变革、融资合作、发展规划、运营措施等问题，小到网站内部的薪酬体系、作者签约、网页设计、人员流动、日常工作等细节，研究者们还存在很大的认知欠缺。另外，学者也多注意到火热的“IP”大潮影响着网络文学当前与未来的发展方向，相关文学网站或文学平台都积极地向影视、动漫或游戏公司推销己方的各类作品，然而学者所注意到的大都只是资本商收购与改编后所呈现的结果，对不同资本间合谋与运作的前因、过程，如某家影视、动漫或游戏公司决定选择投资某一部作品的缘故，即具体的衡量标准、估价要素、效益预期等细节，往往不得而知。虽然表面上看这些资本内部的行业问题有些偏离网络文学研究的主题，但实际上，这些资本行为会经过一连串的“蝴蝶效应”给网络文学界带来一系列的发展变革。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之一林庭锋曾介绍：2003年起点中文网网站系统第二版改良版的产生了良好效果，“此版本的框架概念和设计理念不断地被其他文学网站借鉴和模仿，以至于到了2005年以后，超过80%的文学网站界面都和起点中文网雷同”[15]；与之相比，同时期幻剑书盟网站的作品收录原则2.1版系统，因“其中掺杂了过多个人审美倾向，一切偏向传统的武侠、奇幻，在执行上相关人士对于新兴类别又存在歧视，直接导致了大批作品的流失。正是因为这个制度，以血红为首的一批作者被幻剑书盟驱逐，大量的作者转投起点中文网。血红在转站起点中文网后，迅速又带动起了一波人气高潮，使得起点迅速超越幻剑书盟”[15]。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的发展与各类资本商，尤其是部分网站商、出版商、游戏商、影视商等巨头企业的投资与运营的策略、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者们对资本“内行”的细节多一点了解，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某些现象与问题的分析也会更全面一些。

（二）网络文学与官方管理政策

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在中国特定的经济与政治环境下进行的，2009年与2014年通常被视为官方管理部门开始或加强对网络文学引导、治理的重要时间点[16]，引起学者对当前网络文学“场域”中有关“体制规范”[17](p22-28)“综合治理”[18]等问题的探讨。不过，官方部门对网络文学的管理行为并非突如其来或一蹴而成的，研究者可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范围了解官方部门在信息技术、青年教育、文化事业、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管理进程中与网络文学发展相互影响或相互关联的工作，及其在各类工作中所形成的管理思路或所积累的管理经验等；同时也应从更系统、更具体的视角梳理官方部门对网络文学发展进行介入活动的前期铺垫、工作进展、政策变革等情况，及其不同管理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效果。比如，从宏观角度上说，且不论在大陆网络文学产生前后，国家大力扶持各地“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不断推进文化体制与文化市场改革，实行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与中小学网络“校校通”工程等政策给网络文学发展所铺就的行业与人才的温床；单以近些年各级作协组织对网络文学作者的接纳为例，如前文所提到的，网络文学作者的身份转变就与官方管理政策的变化紧密相连：2008年，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中国作协七届三次全委会将“重视和关心青年作家和网络作家”列入工作要点[19]，随后，北京作协吸收网络文学作者入会，中国作协指导下的“网络十年盘点活动”召开，湖北作协修改入会细则以确立网络作者的入会标准，广东作协与海南作协率先增设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这一系列的作协行动直接促进了“网络”向“网络作家”的身份转变；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p104)，随后，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共青团中央共同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确立“加强对网络作家的引导”“推动筹建网络作家协会”等工作任务[21]，北京市成立网络文学创作委员会，浙江省成立全国第一个省级网络作家协会，中国作协分别派出七个调研组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针对网络文学与网络作者整体状况的调研活动，大大增进了网络文学作者与各级作协组织的密切联系；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的情况下，“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11]，随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各地文联或作协相继开展学习文艺座谈会讲话活动，并纷纷组织各级网络作家协会的筹建与成立活动，使“网络作家”转变为“新文艺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从微观角度上看，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办公室就网络文学领域所展开的系列整治活动为例，其中，办公室小组的工作部署、审查标准、处理力度等情况，以及各项活动或政策的执行如何影响到网络文学市场格局、写作潮流的变革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如在2014年声势浩大的“净网”运动进行前后，官方部门的管理活动如何经过前期部署、案例通报、媒体宣传、网站自查、网民举报、作者改写等一系列交叉作用，慢慢转化为网络文学圈中默认的“脖子以下不能描写”的创作“标准”，又如何进一步影响到部分网络小说制造“爽感”或“快感”手段的转变，“美食文”“娱乐圈文”等“安全题材”的兴盛，“清水文”“剧情流”等创作趋势的流行，以及网络文学作者群体内的代际、风格、地位的分化与迭代等，这些内外相关的连环效应都需要研究者进行具体而微地考察与分析。因此，无论从宏观的时间轴线、政治背景等维度，还是从微观的管理手段、管理细节等层面，网络文学研究有必要更系统地辨析官方意识形态与管理政策的制定、传达、解读、转化等对网络文学发展动态造成的实际影响。

（三）网络文学与社会文化潮流

刘勰曾指出，“日韦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22](p498)，“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22](p507)，即屈原、宋玉等人辞章的华艳奇特受战国时期纵横家们四处游说、诡辩的风俗影响，嵇康、阮籍等人清浅虚淡的文章格调受魏晋时期谈玄风尚的影响；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22](p511)，文学的演变同样受到特定社会情态或时代风貌的浸染。就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而言，二十余年来大陆境内甚至海外国家的某些社会生活风尚、流行文化潮流等，不可避免地会被身处其中的网络文学作者所见证、亲历或吸收，进而以某种直接地或间接地方式融合进他们的网络文学创作中，形成一部部表现了或混合了世情人态、文化风习的网络文学作品与潮流。比如，在2000年前后，J.R.R.托尔金“魔戒”系列、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R.A.萨尔瓦多“黑暗精灵”系列等图书由国外向国内的传播与风行，直接影响到了早期网络文学中西式奇幻小说的创作与流传；由周星驰主演的《唐伯虎点秋香》《大话西游》、由金庸作品改编的《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笑傲江湖》《神雕仙侣》等港式影视剧作品，以及《银河英雄传说》《龙珠》《灌篮高手》《海贼王》等日本动漫作品在大陆地区的热播，深深影响到了早期“网络原创小说所推崇的‘幽默＋英雄主义’的创作风格”[23]。再以网络女频文为例，从“穿越”到“重生”，从“虐恋”到“甜宠”，从“书穿”到“快穿”，从“霸道总裁”到“小奶狗”，从“傻白甜”到“大女主”等，其间题材、类型、情节、人设的复杂多变既与小说写作本身的演化有关，也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不同时期或不同状态下女性群体在网络文学写作取向、阅读口味上的变化，也就是说，二十余年间大陆女性的生存境况、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情感需求、审美风尚等因素，对女频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类型模式的更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研究者需要尽可能以较大的范围、较多样的视角关注影响网络文学创作或发展的相关社会文化事件，其中比较直接的影响事件，如某一时期的热点新闻、娱乐八卦、游戏玩法、消费风尚、流行词汇等往往会经过某种加工进入到网络文学的构思或文本中；比较深层的影响事件，如社会分工、代际更迭、思维方式、审美趋向等会经过某种“变形”渗入到网络文学的“类型”“流派”“圈层”等问题中，导致网络文学不断地进行内部的创新与转型。这类问题的解决既需要研究者在文学作品方面的细分与深读，也需要在社会生活、文化潮流等方面展开调查与分析。

三、“知人论世”与网络文学本土化研究

虽然早有马季、崔宰溶、邵燕君、周志雄、夏烈、欧阳友权等学者已开始注重“入圈”式或“入场”式的网络文学研究，并在网络文学作者作品分析、发展历程评述与前沿动态观察方面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当前网络文学学院派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尚不论对海量网络文学文本的细读与分析类研究，单就代表性网络作家或网络作家群体的系统性研究、网络文学“周边”环境的细致类观察、网络文学发展历程中“深层”史料的筛选与梳理等方面而言，学院派研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尚且不够，还留有很多的研究余地及空白。以“知人论世”为路径，可以促使学院派更加注重中国网络文学研究中“外来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以及中国网络文学本土现象的深层挖掘与系统梳理，从而为进一步深化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理论创新奠定充备而坚实的学术基础。

首先，“知人论世”是网络文学研究中“外来理论”本土化的基本前提。不可否认的是，在“批评家们言必称海德格尔、言必称存在主义、言必称后现代主义、言必称德里达、言必称萨义德”[24](p85)的学术氛围下，许多网络文学研究者多热衷于对中国网络文学进行“欧式”或“西式”的理论阐释与探讨，然而，由于缺乏对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与发展现象的必要了解，甚至“没有阅读任何网络文学作品而进行理论思索”[25](p1)，这些空泛的理论解读或阐释多停留在由理论到理论的“循环推导”，凌驾于网络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实际，显得过于“急切”甚至“荒谬可笑”[25](p1)。就一种文化传播而言，“外来的惯例很少被全盘采纳，它们一般与本土的模式进行综合，形成新的、有混合来源的形式”[26](p168)；同理，就一种学术研究而言，中国的网络文学也并非某些外来理论的“准确复本”，对于脱离了“知人论世”基础的理论“试验”来说，未掌握较为充备的网络文学背景认知就急于进行学术评断，有失公允；未了解网络文学具体的现实真相或仅凭一些局部的感知就将其“套入”某一理论框架内，也有失妥当。网络文学研究中外来理论的借用需要在“知人论世”的前提下提升其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语境下的本土适应性和现实针对性，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

其次，“知人论世”是展开中国网络文学本土现象研究，从而实现本土理论创新的必要路径。当前，在借用西方理论资源之外，学术界要求中国网络文学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或“原创理论”建设[27](p96-101)的呼声越来越高。虽然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知人论世”式的研究或许不仅有流于“现象”层面之嫌，而且显得颇为“落后”，不够“先进”，不够“深度”，也不够“洋气”；但是，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大量的、具有启发意义的“真材实料”的积累与铺垫，当学术研究还没有达到深层理论、新理论的发现时，研究者也应该回到现象与现场中去耐心发掘。可以说，相较于部分媒体组织、网民代表等对网络文学动态的追踪和细节的熟稔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内学院派研究者对中国网络文学本土现象或行业演变的洞察要逊色很多，正是大部分学院学者对中国网络文学本土创作中“人”与“世”的陌生，对网络文学本土发展历程与发展细节的一知半解，对网络文学真实现象、全面现象、深层现象、动态现象等诸多“现象层面”在梳理、探查、归纳和洞悉上的欠缺，不仅导致网络文学学院派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主动阅读、主动发现、主动推介、主动引导的学术优势和权威地位，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些本土现象研究的功夫都没有做扎实、做透彻，所以才在“现象”认知不足的情况下无法看清网络文学发展内在的理论规律。

借鉴“知人论世”式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可以使学院派的网络文学研究少一些“急切”，多一些“扎实”，少一些“张冠李戴”，多一些“量体裁衣”；如此，即使做不到“全知全解”的研究成效，但至少也要避免专业研究沦为“外行”式“看热闹”或“空谈”的尴尬境地。如列宁所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28](p419)。当前新闻媒体的快速报道、各级作协组织的纷纷成立、多种社交平台的频繁使用、大数据检索与分析技术的进步、跨学科（或跨界）合作研究的逐渐增多，都为学者们研究网络文学的“人”与“世”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因此，研究者们应当也值得花一番“知人论世”式的“考据”功夫，将散落在各处的网络文学材料或数据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在掌握了较为全面的现象与较为充备的资源基础上，再进一步开展系统而深入的学理研究、评判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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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江红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