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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文学兴起的内在原因
(一)网络文学受众角色转变。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受众的功能与角色发生了迁变,并且成为网络文学兴盛的重要推动力。从功能上来说,网络文学的受众是一种“生产性受众”,是作品积极的创造者。网络文学是互动叙事类文本,底层逻辑是互动数字叙事(IDN)。IDN消弭了积极主动的创作者和消极的受众之间的界线,并关注创作者、动态叙事系统和由受众转化而来的参与者这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1。换言之,文学作品不再仅仅是作者的个性展现,受众也成为了创作过程的关键一环,影响角色与情节走向。网络文学的创作架构打破了传统文学封闭的创作过程,本尤迪•阿里将其归纳为一种双向叙事结构。与传统文学作品依归的西摩•查特曼的单向叙事结构不同,双向叙事结构中的受众能够对叙事作品交流的方向或者意义的解读提出自己的见解或作出不同的反馈,从而影响交流过程2。网络文学受众因此对于作品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这种主人翁意识反向刺激了受众的阅读意愿,提高了受众的消费粘性。从角色上来说,网络文学的受众不再是单纯的读者,而是成为了作者的粉丝,网络文学产业向粉丝经济靠拢。网络文学动辄数百万字的规模,三至五年的每日更新形式,使受众与作者在作品连载期间形成了一种伴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者的形象不再扁平,而是变得立体。他们因为生病无法即时更新章节时,会向读者请假致歉,甚至“卖惨”寻求安慰。生活中发生的大事小情,他们也会与读者交流分享。这种类似真人秀的自我表达,催生了受众群体中的“饭圈文化”。“饭圈文化”意味着狂热与盲目,以起点中文网为代表的数字阅读平台因为商业利益考量,也在刻意塑造这种文化。点击榜、推荐票榜、收藏榜、月票榜等榜单的创立,点赞、打赏、投票等功能的设置,使受众为了作家和作品的排名持续充值投票,强化了受众的阅读参与感与满足感。(二)网络文学传播成本低廉。网络文学低廉的传播成本,是其能够迅速挤进内容消费市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网络文学传播的时间成本低廉。手机、平板、kindle等数字媒介构成的掌上阅读模式是网络文学的主要传播途径。据2017年的最新数据统计,我国7.31亿网民中,网络文学用户已达3.33亿,手机上网阅读的网民有3.04亿3。数字媒介传播的无纸张化大幅降低了网络文学作品复制传播的时间。网络文学作品普遍每日更新,作者创作完成后,将章节通过数字阅读平台实时分享给读者,省去印刷书籍编辑审稿校对、出版社印刷、读者购买等一系列环节,节约了传播的时间成本。其次,网络文学传播的经济成本低廉。当下网络文学有两种内容消费模式,分别是在线付费阅读模式和线下出版模式。其中,在线付费阅读模式契合掌上阅读媒介,是目前网络文学最主要的消费方式。网络文学传播的低廉经济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网络文学消费采用的是类似“先尝后买”的规则,以小说《凡人修仙传》为例,小说共约740万字,前60万字均为免费章节。大量的免费章节使读者拥有充足的判断空间决定是否要订阅余下内容。再者,收费内容的计费标准根据会员等级的不同,每千字从8分到2分不等,一部百万字的作品,总价上也许和同等字数的印刷书籍相仿。但网络文学读者可以选择逐章订阅,一旦对作品产生阅读倦怠或审美疲劳,就可以放弃购买剩余内容,避免不必要的消费。相较于印刷书籍消费的“一锤子买卖”,网络文学灵活的消费方式节约了其传播的经济成本。(三)网络类型文学以及产业链条的成熟。网络类型文学的成型以及围绕网络文学IP衍生的产业链条的成熟,是网络文学在未来持续兴盛的重要动因。网络类型文学是指在题材、主题、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模式,形成相似的审美风貌,存量达到一定规模,能够引起读者较为固定的审美期待的网络文学范式4。网络类型文学有鲜明的普罗普主义色彩,很多同门类或同作者的小说,“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5。纯粹的商业考量使成功的作品被庖丁解牛,拆解归纳为公式。其他的网络文学作者只要将各变量稍加更改,适当排列组合之后即可完成新一轮的内容生产。以起点中文网为例,网络文学被分为玄幻、奇幻、仙侠、武侠等诸多类别,在大类别下还有诸如废材流、无敌文、学院流等小标签,受众在完成当前作品阅读后,能够轻松找到类似的替代作品,维持对于网络文学的阅读与消费意愿。网络文学是原生性数字(borndigital)故事,与游戏、影视等数字媒介天然契合,由此衍生出的游戏、影视剧等媒介,能够帮助网络文学触及传统文学接触不到的受众群体。原生性数字故事意味着其生产方式和内在逻辑有鲜明的数字属性,这是网络文学全媒介发展潜力的来源。传统文学不具备这种潜力,仅仅将印刷文本简单数字化,在叙事上并没有新的变化6,数字版本的四大名著,与印刷版本在媒介属性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网络文学的互动叙事方式与游戏、影视等热门数字媒介底层逻辑的通畅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围绕网络文学的文本,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二次创作出网络游戏、全息小说、影视剧等数字媒介形式,不仅能够形成一条多媒体多平台的产业链,更能反向刺激提高网络文学对普罗大众的触及率和传播效能。
网络文学创作架构和传播样态的特殊性源于受众角色的转变。受众规模的扩大和对作品话语权的增长在提升网络文学大众传播效能的同时,也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相似的情况曾出现在英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印刷革命使文学在18世纪的英国成为了一种大众媒介,阅读大众第一次对文艺作品产生了实质影响力,通俗文学兴起,艺术文学衰落。彼时的很多作家认为对于受众需求的让步会在文学领域内产生一种“新的专制”,最终导致作品批判标准崩塌、文学价值受损。因此,对网络文学潜在问题的探讨可以从18世纪英国文学通俗与艺术之争的相关研究中吸取养分。(一)网络文学艺术价值受损。网络文学受众群体庞大,观点繁多趣味驳杂,作家因为经济利益向受众需求让步,作品的艺术价值受到侵蚀。歌德曾赋予艺术家与受众明晰的定义,“艺术家就是其职业之高标准的代言人,公众扮演的则是消极的消费者角色。”7网络文学受众是生产性受众,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是积极的参与者而非消极的消费者。杜威试图将这种作者与受众间的新型关系纳入艺术的视野,他将艺术视为一种包含创造、传播和接受的具有主体间性的人类传播过程。在这种艺术传播过程中,艺术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都摆脱了消极被动的状态,成为艺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8。然而,当作家将满足受众需求纳入创作考量,继而奉为圭臬,本雅明所描述的文学封闭的创作系统被打破,文学的艺术价值也随之受损,甚至不能再被称之为艺术。网络文学阅读平台的社交媒体功能使网络文学作者与受众实现了即时互动,写作中的个体创造与经验转变成为受众群体共同的经验,作品不再是作者精神世界的映射,而是成为了大众消费品。该现象在18世纪的英国通俗文学发展中也曾出现,印刷革命使纸张成本降低,受众群体由贵族向以乡村教师和农场主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级转向,文学成为一种“大众媒介”。作家囿于生计,对受众的需求无条件服从。哥尔德斯密斯曾批判作家对受众的依存关系,“为了生活而长期坚持写作的每一位作家,其雄心壮志最终都会沦为贪婪”9。相较于18世纪的英国,网络时代的阅读大众涵盖群体更广,对作品的主导权要求更高。他们善于利用数字阅读平台的即时互动功能,积极参与作品创作过程,使作品更加符合自身趣味。这使网络文学进一步偏离文学艺术的传统边界,向商品的范畴移动。(二)网络文学艺术功能受损。网络文学极端的商业导向不仅破坏了其艺术价值,更弱化了文学既有的教化人心,提升社会整体道德的责任。理查德.布莱克莫尔认为文学作品的职责是“用人性的美德教化民众的心智”10,然而,无论是网络文学阅读平台还是作者,都对作品中的价值与意义创造与体现缺乏意愿与能力。一方面,网络文学创作者没有门槛,其作者来源复杂、整体写作水准低下,缺乏文学资格。另一方面,网络文学阅读平台编辑的责任迥异于出版社在内的传统媒介,他们没有决定网络文学能否发表的权利与义务。平台的审查机制仅仅针对色情、暴力、反动等违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内容,而对作品的价值书写和意义赋予漠不关心。网络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方式类似民间故事,却不具备民间故事对社会大众进行道德启蒙的作用。恩格斯曾评价德国民间故事,认为其在丰富劳动阶层精神生活的使命之外,还应“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11。换言之,民间故事的通俗元素仅仅是手段,道德启蒙才是民间故事的最终目的。网络文学显然将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对社会价值语境的塑造无甚帮助,甚至带来伤害。以《阳神》这部作品为例,该小说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于胡润的2017年原创文学IP价值榜上位列第35名。同一个榜单上,2017年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人民的民义》仅排在第21名,可见《阳神》的商业价值。然而这部小说的核心矛盾是弑父,作者在相关章节中详细描绘了弑父的具体细节。作品传递的价值显然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也背离了中国儒家思想的道统。(三)网络文学评判标准失依。当前网络文学批评的空白,造成了其评判标准的缺位。首先,文学评论界对于网络文学仍存在偏见,在网络文学评论中集体失语。目前我国较正规的网络文学评论学术杂志仅有广东省作家协会于2016年创办的《网络文学评论》。其次,网络文学阅读平台基于商业考量,弱化了传统书评的推荐与沟通功用。从17世纪末诞生之始,书评就是作者与受众沟通的管道,作用是向受众解释作品的美学价值,向作者传递受众的需求。尽管作家群体对于书评的客观性一直有所诟病,哥尔德斯密斯曾批评书评家是从书商处接受贿赂的“卑鄙的坏蛋”12,但相对其他文学评价媒介,书评,尤其是主流媒体登载的书评,在文学艺术价值捍卫与推广上仍具有客观性与权威性。以纽约时报的书评和排行榜为例,在自媒介风行,各种推荐及评价媒介层出不穷的今天,依然对书籍的传播与销售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网络文学阅读平台认为将审美选择权和评判权交给受众能够刺激他们的消费意愿,在平台构建时刻意忽视了传统书评的存在,并用其他功能取而代之。首先,传统书评的推荐功能被“封推”以及各类排行榜取代。“封推”即网站首页推荐,作品以书名、封面图片和内容简介的形式出现在网站首页的中心位置,被推荐给读者。榜单形式更加直观,出现的作品也更多。以起点中文网为例,现有新书榜、热销榜、推荐榜、收藏榜等多个榜单,受众的点击、订阅、收藏等阅读行为决定作品在各榜单上的位置。其次,传统书评的解释沟通功能被互动书评区取代。网络文学阅读平台没有设置公共书评区,唯一的书评区域是在作品页面中。这有限的评论空间也因其开源的属性,成为了作者与受众互动的场所,凸显的更多是社交媒体的属性,而非书评的作用。无论是封推榜单,还是互动书评区,具有艺术素养的专业人士所作出的严肃评论都处于缺席状态。鉴赏力参差不齐的大众所做出的只言片语的评论,无法对网络文学的标准构建起到积极作用,甚至会对其艺术价值的造成伤害。(四)网络文学伪现实主义危害。艺术作品强大的代入感和共情能力,使其受众极易对作品内蕴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进行现实主义误读,进而加以仿效学习。18世纪的英国文学界深受通俗艺术作品价值观混淆的危害。哥尔德斯密斯认为年轻人不应阅读小说,因为小说中充满了陷阱和错觉。“他们使年轻人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美好和幸福充满渴望”13。数字媒介沉浸与互动的特性使这种混淆与误读变得更加危险。波兹曼在著作《娱乐至死》中,从新闻、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详尽分析了电视媒介如何腐蚀美国文化,认为这是继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从口头文化到字母文化的变更、16世纪印刷机出现引发的欧洲巨变后的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城市化孕育了大量城市青年,然而我国严肃文学仍将视线聚焦在乡土题材,无法满足这些城市青年“日常生活化审美”的需求。网络文学的出现填补了“都市文学”的书写空白,成为城市青年的现实主义文学。然而,网络文学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使其作品传递的并非真实,而是其受众“最想看的真实”14。众所周知,青少年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受众。青少年自身的道德观价值观尚在建立之中,易受引导诱惑。网络文学为了满足受众猎奇,寻求刺激的需求,自身的内容中有很多暴力和软色情的成分,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发育,道德观、家庭观乃至两性观的形成都是不良的示范。蒲柏在《愚人志》中认为,文明社会的未来正面临风险,因为学生是社会的希望,但是他们却正在被枯燥、愚蠢、毫无创造性的阅读材料所腐蚀15。蒲柏的观点不仅是对英国18世纪文学的批判,更是对未来文学发展走向的预言。
总之,电子技术的革命仍是进行时,数字媒介的发展远未达到衰落周期的临界点。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围绕网络文学的IP衍生出的产业链条,将在可见的未来裹挟更多的受众,并对文学的艺术价值和评判标准带来更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对网络文学的流行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厘清其前进道路上的潜在问题,以此帮助网络文学健康发展,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以及国家形象的积极因素。
作者:殷如恒 单位:徐州工程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