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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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重要输出地，本就受到舆论高度关注，加之信息技术和自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舆论环境已然被重构，高校也因此成为了网络舆情危机的高发场所。近年来，高等教育阶段舆情事件呈现关注程度高、热度上升快、关注时效长以及政策影响力大的显著特点。一些负面舆情一经曝光便引发公众和媒体视野的迅速聚焦，个别突出事件甚至引发了舆论热潮，不仅占据大量的公共舆论资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一、当前高校网络舆情事件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高校网络舆情危机主要聚焦校园与教学管理、师德师风、学生安全、学术不端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针对其中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事件加以横向对比和纵向分析，发现当前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主观代入性强，可编辑性强。与一般社会性网络舆情相比，高校网络舆情主观代入感强、可编辑性强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各类舆情事件往往以一段主观文字控诉或刻意修剪后的视频、图片呈现，经过互联网传播发酵后，以先入为主的姿态在网民中形成强烈的主观代入，舆情共情效果显著。例如：2018年，国内某高校的一名研究生自杀引发舆论关注。此后，该学生的亲属网络控诉该学生导师长期实施精神压迫致其自杀进一步引爆舆论。此事件中，网民形成了针对导学关系极其强烈的主观负面情绪。个别话题还引发了部分研究生在微博、知乎等平台关联讨论在读期间导师的各种“奇葩”行为，也进一步扩展了话题的讨论半径。直至今日，每当有研究生因学业等原因出现心理问题甚至个体极端事件，网民也多会将其与此事对比，寻求同理共鸣。由上述案例不难看出，当下公众对高等教育领域期待值高，因而对负面舆情容忍度也就相对较低。特别是涉及人身安全、性骚扰等高共情、高关注舆情事件，公众舆论往往从个体受害者和弱势群体角度出发，在自媒体等信息流主动加持甚至刻意编辑引导下，网民往往会依据自身现实情况形成强烈的视角代入，进一步加大了情绪“共振”。第二，事件标签化，政策影响力大。由于高校人数众多，个人及团体利益关切较为广泛，特别是关乎教育公平等热点话题，一旦某件事情或某项措施触及师生敏感神经，便极易激发出群体性行为和集体性情感意识，导致个别事件在高校内外出现非理性传播。例如：2019年，某社会公众人物在个人直播时称不知知网为何物瞬间引爆网络。有网民扒出该公众人物具有较高学历，并质疑其学术不端、学术造假等。据统计，该事件爆发的半个月内，相关的微博主贴超过50万个，微博转评超百万次。除关注事件本身，高校学生中甚至出现“读书无用论”等错误声音。此后，教育部印发《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办法（试行）》等通知，各地高校纷纷出台“最严查重令”。至此，每逢毕业季便有学生借由该事件讨论当前学位论文查重制度。该事件也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反学术不端的标签化事件，而与之类似的还有“四大发明”事件、“正/副部长级”学生干部事件等，均因一件小事，引发关于“教师错误言论”“学生组织官僚化”等话题的讨论，并形成标签化舆情。第三，社会关注度导向明确。通过综合数据分析高校网络舆情分布发现，其还呈现社会关注度导向。这里所指的关注度包含两个层面，即事件发生（所在）客体的社会关注度以及事件本身的关注度。一方面，高校舆情呈现名校效应，知名高校舆情事件往往因其客体社会期待与关注度高而备受网民关注讨论。对比其他一般高校，在同类事件背景下的关注和炒作热度不足其万分之一。另一方面，如某高校教师违反人伦道德开展基因实验、多名学生被某高校录取后又遭退档等事件，因其涉及舆论情绪关切、伦理关切和利益关切，且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后果，从而吸引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形成舆情危机。第四，舆情表达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互联网传播技术本就具有去中心化和裂变式传播两大显著特点，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表达方式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人群“画像”明确，不同侧重的群体往往聚集在微博、知乎、抖音、豆瓣等不同平台，呈现“抱团取暖”现象，且常因不能接受相左的意见而群体性发声。另一方面，直播的兴起逐步替代了以往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进一步加强了舆情传播影响力。究其原因，在于直播视频的视觉冲击和互动性更强，在人为刻意解读下，渲染带动能力大幅增强。此外，在当今碎片化信息需求量大的大环境下，直播视频也更易被二次剪辑，迸发更大的舆论影响力。

二、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第一，信息源庞杂，真假难辨。当前高校舆情信息源庞杂，一方面，源自于解除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求证和过滤作用，互联网海量信息和复杂问题背后，接受信息的主体更易被错误信息引导。加之不同视角对相同事件的主观解读存在偏差，在不同言辞激烈交锋之下，往往会形成信息茧房。在一些所谓的网络评论家的恶意编辑评论下，致使舆情信息由校园映射至全社会，愈发真假难辨。另一方面，高校网络舆情多由涉及评奖评优、招生就业等利益关切个案引发，此类事件往往突发性较强，且容易形成由点及面的串联。为逃避监管和责罚，相关涉事人往往会采取开小号等“换马甲”的方式隐匿个人信息，进一步加大了高校舆情处置难度。第二，学生易被煽动情绪，成为舆情爆发点。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确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便捷途径。但网上肆意传播的不良资讯和负面信息也具有更快的传播力和更强的破坏力。当前，网络已然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部分敌对势力利用网络信息不断渗透错误意识形态，如性别论、拜金论、读书无用论等，侵蚀大学生的思想意志，也给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近年来，因受各种负面信息侵袭而导致学生出现学业问题、违纪违法问题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一是当前高校学生多从“校门到校门”，社会阅历和经验浅薄，不能有效分辨舆情事件背后的错误意识形态导向，易被裹挟利用。二是个别高校在学生管理方面存在松懈或不到位现象，对学生基本思想动态掌握不足，对学生关注什么、考虑什么不了解，致使学生只得通过网络交流思想、发泄情绪。三是辅导员、班主任等一线思政工作者存在一定的本领恐慌，对于网络中各类错误思潮缺乏有效的甄别和教育引导措施。第三，高校舆情应对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升。除外界信息侵袭外，高校自身舆情应对工作意识和能力不强也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风险之一。主要体现为：一是缺乏专门的舆情应对管理团队，在遇到舆情危机时不能及时有效研判，并提供有效管制措施。有的高校只是一味降热度，反倒使舆情愈发高涨，甚至出现其他次生舆情。二是宣传阵地管控有待进一步细化，随着高校各二级单位甚至学生党支部、团支部和班级组织等纷纷建立公众号，一些“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也屡被曝光。三是高校常态化舆情应急准备不足。近年来，舆论对高校的舆情回应要求越来越高，特别体现在舆论情绪和关切等方面。而有的高校在面对舆情危机和舆论质疑时，或是不回应，或是回应不及时、避重就轻等，致使舆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激发舆论更大的不满。

三、提升高校舆情应对能力的对策

高校作为舆情应对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应从制度、队伍、阵地三方面入手，提升应对和化解网络舆情危机的能力。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舆情危机应对能力的基石，高校应从党管高校的高度加以重视，一是压实舆情应对管理及意识形态责任制，明确党委领导为相关工作第一责任人，明确学校、学院、支部三级机构负责人及工作内容，通过制度要求、机制考评、巡查督导等形式，建立全链条式管理机制。二是建立协同管理，成立由学校党委牵头，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教师工作部门、保卫保密部门、信息技术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同作用的领导小组，形成舆情研判、应对、处置工作全局协同管理机制。三是建立上下游联络制度，建立同公安、网信、教育等政府部门以及各类媒体的舆情分享、交流及应急机制，面对重大舆情危机时，有助于做好解疑释惑，引导大众心理预期等。第二，加强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高校做好舆情应对工作的重要保障，应在协同机制的基础上，一是搭建信息安全队伍，构筑校园各类信息平台安全屏障，防止黑客及其他不良资讯蔓延渗透。二是搭建舆情管理队伍，培养专项工作人才，从监测、研判、分析、处置入手，通过合理设置关键词、拉网式搜索、敏感词抓取等手段，加强日常监控管理。三是强化校内思政工作者舆情意识和专业素养，打造一支会用网、懂网情，善于团结学生、善于教育引导的专业化工作队伍，“线上+线下”联合发力，有效疏导学生情绪，引导其正确认识各类舆情及意识形态风险，降低网络舆情爆发风险。第三，加强阵地建设。阵地建设是保障学校正确舆论氛围的重要工具，应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深入推动融媒体建设，强化校内宣传正能量供给。一是通过成立融媒体工作联盟等，汇聚全校宣传合力，打造积极主动的正能量舆论场，通过不断输出优质内容，提升学校官方媒体宣传公信力。二是系统化做好舆情应急准备，针对当前舆论要回应、要情绪、要细节的要求，在强化队伍建设的基础上，针对师德师风、学术不端、学生突发事件等各类常见舆情危机，设置舆情处置预案及流程。三是畅通权益保障机制，通过建立权益网站、召开权益座谈会等形式，畅通师生权益反馈途径，将网络舆情研判阵地前移。

作者:杜嘉庆 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