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理论下的档案与城市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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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记忆理论下，一座城市的档案记录着城市的历史，引领人们回望城市的起源、发展，凝聚市民的身份感和认同感，并以此展望城市的未来。本文探讨社会记忆理论视角下，档案在城市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实现机制，并对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档案价值做出研究。

关键词：社会记忆；城市记忆；档案记忆观；档案

一、社会记忆理论下的城市文化内涵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1]的概念以来，唐纳顿和哈拉尔德•韦尔策等学者对该概念进一步发展和演化，逐渐形成“社会记忆”理论，为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此背景下，档案学引入“社会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提出“档案记忆观”[2]，认为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是社会记忆的物化形态，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也是控制社会记忆的工具。城市文化是城市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总和，承载着市民对城市的认知和情感，并以此凝聚市民的身份认同。城市文化由所有市民共同书写，同时以其特有的精神和气质反作用于市民的思想和精神，并随历史的发展不断传承。

二、档案参与构建城市文化的机制

（一）以记录历史，回溯城市文化发展档案是对历史的原始记录，一座城市的档案机构是城市集中保存记忆的场所。档案中记录的城市从古至今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经济建设、城市规划、主要建筑、节庆民俗，都是城市文化的形成基础，回答了城市由何而来、如何而建、有何故事。不同的历史，赋予不同城市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也使城市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人们以档案为渠道，探知城市自身的历史和风貌，从而能够了解自己城市的文化根基，并通过对档案的不断挖掘，使城市文化不断深化。档案所记录的历史，不仅反映了城市文化的源头，更让城市文化具有了更深刻、更厚重的底蕴，能培养市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建立身份认同，实现对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归属。

（二）以收集鉴定，拓展城市文化边界时代的进步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建设，都使新的档案不断诞生，这些新的档案反映了新时代独有的风貌，记载着城市新的记忆。对于城市文化而言，档案机构对这些新生成的档案进行收集、鉴定和整理，确定其归档范围、判断价值并确定保管期限，是一个决定了什么样的城市文化能够保存下来并留存后世的选择过程，反映了城市的价值判断和取向。新收集归档的档案，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连续记录，是城市文化延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将新的文化因素引入原有城市文化，不断拓展城市文化范围和边界。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新生的时代文化，共同使城市文化实现延续性与动态性的结合，使之更具生命力。

（三）以教育宣传，启发城市文化未来城市文化由公众共同创造而成，承载着从过去到现在的记忆与情感。档案是这种记忆与情感传承与传播的物质载体，在时间上，档案将历史记录下来，完成代际传承；在空间上，档案将原本仅存在部分市民中的信息，经由归档与信息公开，向城市全体传播。因此，档案成为不可替代的公共教育资源。在西方国家，公共档案馆逐渐承担起公众教育职能，开发相关资源，为公众提供历史教育和文化教育，开展档案宣传，使公众获得身份感、认同感，认识到自身与所处地方的紧密联系，不断提高公众文化素质[3]。城市未来的文化，也由市民继续书写，在市民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城市文化也将在延续已有文化的同时，获得更加高质量的发展与繁荣。

三、提升档案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价值的策略

（一）增强档案资源建设，扩展档案收集渠道建设丰富的档案资源，是一切档案工作开展的前提。但是，档案资源的收集过程，永远是有选择性的。传统上，档案机构多倾向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主要留存官方的叙述，而较少地将普通民众、社会中的个人纳入档案保存。社会记忆理论为档案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把权力、利益、情感、社会情境、群体力量等诸多社会要素引入到档案学中来[4]，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档案的价值和意义。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出发，让档案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档案工作者首先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档案，能够最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城市文化，不仅要保存“自上而下”的政府文书、官方记录，也要留存“自下而上”的市民声音，使二者共同成为城市文化的形成来源。档案机构除了被动等待政府、社会组织等归档外，也应采取主动收集的方式，寻求有价值的原始记录加以归档，并注意甄别其真实性，如结合口述历史等历史研究新方式，多角度地汇集和整合城市记忆。在档案载体形式上，也不局限于传统的文书档案，图像、声音、视频、数字网络多媒体信息等新的载体形式正日益涌现，档案机构也应与时俱进，让城市文化得以多样化保存，并使之呈现更为现代化、生动化的特征。在大数据时代，档案机构还可以对城市系统运行状态和历史数据进行全面采集与整合，开发面向智慧城市建设需求的新型城市记忆工程[5]。

（二）运用新技术，探索教育宣传渠道过去的档案机构，更多重视档案保存与保护，而较少参加到文化建设中。在城市文化的视野中，通常处于较为沉寂的位置。因此，在市民的认知里，档案机构经常被忽视，限制了档案价值的发挥。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工作者的意识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开始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通过实践，逐渐探索以档案参与城市文化建设。档案机构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的方式，向市民公布文化信息，吸引市民前来参观，提升市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编纂、出版有关城市历史、市民生活、市井风俗、街道建筑等与城市文化相关的档案编研产品，从市民喜闻乐见的角度出发，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唤起市民的文化记忆，引发市民情感认同。应鼓励档案机构采用网络、新媒体等渠道，进驻流行的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制作图文、视频等文化宣传信息，使档案和档案机构更频繁地走进市民的视线，潜移默化地向市民传达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拉近档案与公众的距离。档案机构也可与当地的中小学、高等院校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学生中开设城市文化相关课程或讲座，参与乡土课程教材编写等，在青少年群体中，树立档案意识和市民意识，以城市文化感染和熏陶未来的城市建设者，让城市文化得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1)：16-20．

[3]谭必勇.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J].图书情报知识,2013(4):85-94.

[4]丁华东,崔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40-45.

[5]赵生辉,朱学芳.“城市记忆工程2.0”理论与实践初探[J].图书情报知识,2014(5):30-38.

作者：马云娜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