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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建设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点
从事文化建设,首先需要一个思想基点。这个基点既涵蕴着文化建设的基本特质,也规划着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文化建设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点上,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建设的基本着力点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沉潜久远、广博深邃,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新绎、内化为国家本质和民族性格的基本方面,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相关叙语中,明确提到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观点显然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所起作用的肯认。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文化资源值得重估和鉴用,如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和道文化等。在这些文化资源中,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一直占据着国家文化和士人文化的中心。民本文化是指以民为邦本、辐射民生基本需求为模式构筑的文化体系,其核心要义是以民为本,施行仁政。也就是说,治国平天下需遵循爱民、贵民、富民、教民的基本方略,形成以勤政为民、忧系天下为主要内容的民本思想。西周时期的“敬德保民”、孟子的“民事不可缓”、贾谊的“民为万事之本”等主张,都突出了对民心、民时、民事的重视,视民为治国安邦的根本。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文化的描绘与追求也很显明。《礼记》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其中有许多关于人生仪节、器物制度的论述,而关于大同社会的描绘尤为引人注目:“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种理想主义的描绘激起后世对理想世界的无限憧憬和不懈努力,并一以贯之地绵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历程中,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里以理想国度为最终价值目标、覆盖社会生活各层面的理想文化体系,成为引领各族民众前进的精神旗帜。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的这些思想特质,构成国家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士大夫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方向和行为轨则,希图以自己的心性修养和行为努力为实现大同理想社会、成就个体德性提供坚定可靠的内外保障,并最终使士大夫文化和国家文化融为一体。尽管有国家层面的不同努力和士人集团的积极作为,然而中国传统社会里的这种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却只是部分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已经实现了的部分文化目标,被当作思想珍宝承传下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吸纳新的时代因素;没有实现的,则在人们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叹惋,由此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景,并辗转成为当今国家文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追求。我们所说的文化建设,不仅要充分吸收、融注已经成为国家本质和民族性格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那些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中还未曾变成现实的文化目标,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造条件把它们变成现实。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可以穿越时空的烟云,成为当今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点、实践准则和追求目标。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等优秀文化资源继承并发展开来,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展示有其生动而具体的过程。需指出的是,从古代到当代,关于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有较大区隔,即便是在不太长的时间段,这种内涵亦有可能呈现出不同侧重。然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勤政为民、小康社会、大同理想等——一旦被确定下来,它就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我们可以在时代的不断发展中赋予这种精神内核以新的考察视角和衡量尺度,以便这种文化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不显得保守僵硬。更何况在关于大同社会理想的描述中,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内涵也正是现代社会孜孜以求并力图使它永久保存下来的珍贵社会因素。这种社会因素并不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出现断裂或被弃置。当代中国社会,国家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就在于以天下为公的作为,为社会各阶层群体提供安居乐业的外在环境,特别是对于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需要给予更多生活和工作上的关注和帮助。这不仅是国家和政府的必要职责,也是当今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当代文化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本质是一脉相承的。这也表明,只有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内核,文化建设就会有可靠的思想根基和行为着力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内涵之一就是以新的时代眼光对仍具有时代意义与发展价值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思想基点。
二、文化建设要体现海外华人的精神渴望
当今时代,海外华人已遍布世界各地,他们执着于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对中华文化的宣扬起着种子般的扩散作用。尽管身在国外,海外华人的生活世界很多时候都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教育、习俗、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留有中华文化的痕迹,表现出他们对于故国家园的依恋与期待,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浓缩成对于故国家园的精神渴望。即便到了今天,这些方式与情感大多依然顽强的保存在他们的内心之中。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不仅要现代性的展示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亲情般地体现海外华人的精神渴望,为他们寻找、重铸、创造中华文化之根,建构共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内涵上具有多义性、交叉性和跨时空性,但它们始终建立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之根上,如血缘宗法系统的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仁者爱人”的仁爱文化、“正谊明道”的谊道文化等。这种文化之根对人的影响是多重的,它往往渗透在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思想观念、心理素质、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成为人的精神性格和行为指向的内在构成。对于海外华人而言,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的影响较为特殊,它既能确定自我血缘宗族关系,又可以找到情感施发的落脚点。其实,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大而扩之,可以延升为地域文化、华夏文化;小而凝之,则可以内聚为返祖归宗观念、个人身份认同意识。因此,海外华人认可家庭文化和宗族文化,实际也在很大程度上认可了支撑这种文化的地域文化、华夏文化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华人对待中华文化之根的这种态度,折射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肯认,表明他们在异国他乡希图找到一种属于自身文化归属的精神渴求。这种精神渴求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的迁移显得弱化,相反还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并趋于强化,如遍布华人世界的家谊会、华乡会、形式各样的华夏教育等。此外,新形势下大陆文化建设的幅度、方式及其内涵所指,对于海外华人的精神吸引亦具有重要影响。换言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究竟如何展开,是华人世界关注的文化课题之一。海外华人固守中华仪规、积极投身家乡故园建设、为国家发展贡献新知、为祖国统一大业进行文化交流等举动,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整个中华文化建设的大氛围中来。在华人世界中,一方面普遍存在着希望祖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民族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他们关注当代中国的发展程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主动维护祖国的国际声誉和形象;另一方面,国家的建设成就和政策主张也通过海外华人的言传身教散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海外华人为祖国繁荣富强、民主进步所做的努力,实际是海外华人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反映了海外华人普遍存在精神渴望。海外华人的这种精神指向,要求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对此作出及时呼应,大力加强具有家庭文化、宗族文化、地域文化特色的国家文化建设,筑就可供精神栖息的文化家园,形成能给心灵安慰和力量支撑的精神港湾,使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在中华民族这面旗帜下,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以身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从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整体力量和作为华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归属感。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也需积极创建有利于海外华人精神表达的文化机构和文化机制,畅通交流渠道,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这也意味着当今的文化建设,不仅要着眼于文化之根的养育与护持,更要注重国家文化实力的整体提升,让海外华人在中华文化的不断进步中找到精神的依靠和自愿贡献的精神源泉。在关于华人贡献的评价上,我们要走出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华人离开祖国,他们就不爱国了,或者说爱国的成分减少了。应当指出,华人对于所在国的身份认同并不影响华人的族性认同。只要他们心系祖国家园,为国家的繁荣进步有所作为,他们都是爱国的。在各国人员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一个人的贡献可以跨越地域和国别的界限,单纯地以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作为是否爱国的依据,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实际上,许多在国外的华人所做的贡献并不比在国内的某些人要少。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圈,中华文化之根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华人文化之中,在大陆文化和海外华人文化之间表现出民族和文化基础之上的高度认同性,也表现为一种精神的互相依托和支持,这其实也是家国文化的一种呈现。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使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也指向海外华人文化,让华人文化在文化建设中显明其中国元素,为华人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空间。
三、文化建设要展示出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互动
文化建设除了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体现海外华人的精神渴望为着力点外,同时也需着力于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实现交流互动,在与世界其他先进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充分吸收、融合其精神特质。在历史上,中华文化曾成功地吸收、消化和融合过印度佛教文化中有益因素,使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近现代以来代又充分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理论的基本构成。它们已成为中国整体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同样,西方在古代也融汇了希伯来文化、阿拉伯文化和亚西文化,在近现代也吸收了中华文化,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入了西方文化之中,成为西方文化世界的重要资源。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较以往更为频繁。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要在顺应世界文化历史发展的整体交流互动中,以民族文化建设为主体,充分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充实中华文化的主体内核。同时,也要发挥中华文化的独有特质,积极主动地影响他国文化,提高文化自身的软实力。世界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的总汇,具有几个鲜明特点:
其一,共同的文化本质。世界文化中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国别文化,但这些国别文化都反映了文化的某种共通本质,都是人类自身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念集合,都是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生活方式的观念反映,都是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经验总结。
其二,具有多样性。世界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其实在于各国文化所独具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增添了世界文化的整体意义,也显示了国别文化的独立价值。
其三,不断发展的阶段性。世界文化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既表现在世界文化的整体推进上,也体现在各国文化的独自前行中。世界文化的这些特点,表明我们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突显整体文化共有本质的同时,又要坚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意义。只有这样,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才能与世界其他文化形成积极、多样、逐渐推进的交流与互动。当今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发展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既要突出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应当具有促进作用。就世界范围的发展而言,既有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也有其他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各自国家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理想。要展示这个文化使命和文化理想,自然要把本民族中最优秀的文化因素置于整个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显然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在开放式的交流互动中实现的。我们认为,一种文化之所以是优秀的,是因为它能自觉自为地和别的文化在交流互动中取长补短,它不封闭于自我的文化属性,也不拒绝他种文化的优秀品质,在交流互动中突显自身文化力量的丰厚。此外,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优秀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在于这种文化不仅能为本民族服务,同时也能为他国民族提供有益的思考方向和行为借鉴,能够推动世界其他文化的发展。我国的文化发展,在历史上曾有过交流互动的成功时期,这种交流互动不仅成就了自身文化的优越,对他国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理应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主动表现,大胆地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中国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参鉴世界其他国家文化建设的经验,充分吸纳、融合世界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为我所用,为我国的文化建设服务。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建设就不会仅限于中国地区和华人世界,它可以拥有世界的意义而带具普遍性。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从事文化建设,它所昭示的文化复兴与发展,其意义指向是正面、积极的,它不具有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的色彩,它以一种柔婉的方式表明了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终目标,但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会影响、威胁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它最终要归结在世界整体的文化发展之中。这是因为,文化建设就其内在特质而言,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时代概括,并以中华民族一贯的和平渴望来实现文化的和平传播。这种文化摒弃了暴力与霸道的因素,它以中国人特有的道德实践和理性境界作为其文化的基本要求,但它也符合世界文化的共同本质,照应于世界文化的和平性、发展性。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文化建设、怎样进行文化建设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十八大报告对此展开的相关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我们认为,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复兴之义是多方面的。站在文化学的立场,民族复兴其实是民本文化和理想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这种优秀文化的复兴,是华人文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其精神渴望与情感归属的内在要求。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化建设置于世界优秀文化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文化建设才更多的具有世界意义。由此观之,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实现、为华人文化的精神归依、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真切的文化实践形式。新形势下的文化建设,需要以更宽的理论视野、更好的实践行动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华人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由此构成文化建设的三个基本着力点,并呈现出相应地文化作为。从这些方面看,关于文化建设的“着力点”探讨,可以视为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文化建设、怎样进行文化建设所作的一种理论思考。
作者:阮春晖 单位:邵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