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体育文化建设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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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显明特色的中西方体育文化历经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磨练,逐渐相互吸收、借鉴与容纳。职业体育本属于西方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大地上萌芽。它作为竞技体育的高级形态和体育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而历经二十年的“摸索”发展之后,我国职业体育仍处于一种市场凋零、人才稀缺、乱象不断、各种问题肆意丛生的“尴尬”境地。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当自己的文化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时,其生存和发展才能得以维系。同样,职业体育文化是职业体育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引领职业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引擎。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中西方体育文化不断的交流、冲突与融合,如何树立正确的职业体育发展观,塑造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体育文化成为当下紧迫的问题之一。但目前对职业体育发展观的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认识不清的问题。2014年10月20日,在国务院颁布的《加大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创新职业体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改革目标。而对职业体育发展观念的正确审视,无疑将会有助于明确我国职业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我国职业体育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1对我国职业体育几种发展观的理性认识?

1.1需求决定观

职业体育作为一种商业化的体育文化形态,它必然具备商业化的运作规律,即“需求决定供给,消费决定生产”。这样就产生了职业体育运作中的两个主体,一是需求主体,一是供给主体。有学者认为,由于文化和个性的差异,个人的“口味”不同,“需求”也会有差异,而职业体育的供给主体也应根据口味的差异生产相应的产品。如“传统文化的文化力对职业体育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并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职业体育文化,决定了职业体育产品能否真正满足消费需求,关系到职业体育的兴衰。”[1]针对口味的不同问题,是否有人进行专门调研而有结论,尚未有定论。但是,NBA中国市场的火爆这又说明什么呢？职业体育作为一项体育产业,其核心产品就是有竞争的体育赛事,它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体育赛事产品的独特性,即消费的瞬时性、激烈竞争及结果不可预测性[2]。从总体上来看,并不存在口味的差异,最多就是由于观众的兴趣、爱好或者国家的项目特色等,导致观众对不同项目的关注度存在差异而已,如美国的橄榄球、英国的足球等等。

1.2传统文化观

有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角度提出自己的发展观,认为职业体育多以西方的竞技运动项目为主,具备西方体育文化的特征,而职业体育在我国的发展需要适应我国的文化土壤,那么职业体育的发展就应该在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夹缝中求生存。如“东方文化的精髓在于儒家哲学所倡导的‘和’,认为人与事都应该避免争斗,力求以和为贵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对自然的对抗和征服,核心就是‘争’源于西方文化熏陶下的职业足球俱乐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东方文化氛围下诞生的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文化应在‘和’与‘争’之间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3]职业体育之所以能成为一项产业,也就在于它独特的价值体现——激烈的竞争,带有悬念的比赛结果以及球星独特的魅力等等,且这种价值的体现是多元的,它可以满足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也恰恰是这种多元化的价值体现赋予了职业体育旺盛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如果职业体育的核心产品——有竞争的赛事舍“竞争”而求“和”,便失去了其“竞技”的真谛,仅剩一具体育表演的空壳或者说仅能称之为一件艺术品而已,它的发展也将会走向“失魂后的落魄”态势。

1.3为国争光观

价值目标是人的行为比较一贯的稳定因素,它体现了主体的价值追求,联系着主体的一切行为活动,贯穿于整个活动过程之中。换句话说,人的全部激情、意向和活动过程,无不服从的价值目标。也只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和对价值成果的积极追求才能有机统一起来,事物才能沿着既定方向走向成功发展之路。有学者认为“在东方古国产生为了金牌不顾一切(所谓‘一金遮百丑’)的扭曲,从足球硬要走‘中国特色道路’,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固执”[4]。从政府角度来看,对于商业化运作的“职业体育”,仍然希望通过职业运动队能够培养更多出色的运动员,提高运动项目的技战术水平来实现“为国争光”的最终价值目标;在职业体育俱乐部层面,作为职业体育赛事的基本生产经营单位,打着“为国争光、为地区争光”的旗号,更多的目的是为了把职业赛事打造成自己商业信息、企业形象塑造的渠道和平台,职业体育俱乐只是企业“谋福利”的工具;在观众层面,尤其通过我国的足球联赛、亚冠杯赛以及世俱杯等一系列的职业赛事可以看出,观众对有稍有“实力”的“广州恒大”所报的期望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足球赛事而已,不是寻求通过赛事活动所带来的紧张、刺激、娱乐等,而更多的是对“中国足球”抱以希望,希望“广州恒大”担当起“为国争光”的角色。在我国职业体育发展道路中,由于主体的职业体育价值目标的偏差,管理层、俱乐部以及球迷等赋予了我国职业体育太多的功利性内容“,为国争光”已经不再只是对竞技水平提高的一种“激励”与“鼓舞”,而成为了制约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障碍。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职业体育戴着沉重的“枷锁”举步维艰,而把“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满足消费者观赏体育竞赛的需求”的本质目的置于脑后,职业体育在其发展道路上已经成为一只迷失的羔羊。最终,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以后,我国职业体育成为“三无”产品—伪职业、伪市场、伪球迷,国家队的成绩也逐年下降,尤其足球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政府的伤疤、媒体的“隐私”、球迷心中的“痛”。当然,这并不是对职业运动员“为国争光”的全盘否定,但是要有主次之分。职业运动员首先是职业俱乐部的产品,其首要目的是帮助俱乐部生产众多的精彩赛事,引领职业体育开拓市场,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在不影响俱乐部正常运营的情况下,为国家运动成绩的提高提供合理帮助。

1.4政府主导观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从功能上看,制度总是起着规范人行为的作用,是组织成员所“共享的知识”,它主要是通过建立一套习惯、行为准则,使所有成员共享的一种组织文化。而“官本位”政治文化是作为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的衍生物而产生的,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虽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放,我国政治体制也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这种“官本位”思想在体育领域仍然驻存,在计划经济下的举国体制的实施中,“官本位”思想总是能得到充分体现。当然,在举国体制的引领下,我国体育水平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在竞技体育上,我国的奖牌数在奥运会等世界大型赛事的奖牌榜上都名列前茅,充分展示了我国的大国形象。而职业体育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越长,市场的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范围越小,致使职业体育的发展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在职业体育的发展中“为了政府利益让路,为地方体育局的‘全运战略’让路”的局面已经是司空见惯。职业体育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就要在市场中求生存,按市场规律办事。而受计划经济中的举国体制的思维影响,职业体育的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俱乐部与单项运动协会之间的产权矛盾也从来没有间断,甚至激化到裂变的边缘”[5]“、本来是以市场为中介的职业联赛,但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一些职业赛事变得扑朔迷离”[6]等诸多问题,造成职业俱乐部不能自主决策其发展,市场与行政的内耗严重,最终,我国的职业体育只能远离市场,面目失真,变身为“职业体育”伪装下引入企业赞助的事业体育,职业体育也只能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态进入恶性循环,阻碍我国职业体育的正常发展。

2我国职业体育文化建设的思索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家体委实施“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奥运战略,紧接着各个地市在“全运战略”中实施“抓大放小,集中优势”的策略,而“投资大、收效小”的足球、篮球等集体项目被列在削减之列,为了此类集体项目的生存与发展,社会化、市场化变成为此类项目的必选之路,职业体育形态应运而生。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职业体育的形成与发展是从内生到外生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由本地化到全球性联系的嵌入性过程,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体育社会化和产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状况下被动开展的,甚至是在“余裕”不充足的情况下,通过借助政府行政命令的强制性手段来推动的,是一个外生性的演进变迁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我国职业体育市场不够成熟,对职业体育发展观定位不清晰,职业体育文化体系没有形成,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与挫折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体系”[7]。职业体育源于西方,是现代体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形态,是现代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商业化、职业化的产物,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体育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生产更多精彩的体育赛事来满足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从职业体育的本质来看,中西方职业体育文化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差异。如果不考虑职业体育的产生背景与发展规律,不考虑其本质特征,而一味地形成所谓的“中国特色化”道路,无疑将会使职业体育的发展陷入一种“朦胧、混沌”状态。但是,由于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职业体育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经济条件以及发展现状都存在较大差异,就需要中国职业体育只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又不能不考虑遵循职业体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只追求“中国特色”。所以,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只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展观,牢牢把握职业体育的本质,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遵循职业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循序渐进,才能促进我国职业体育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作者：牛丽丽 单位：湖北文理学院体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