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电影的叙事伦理转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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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言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以残酷叙事达成了主人公个体生命的构建，这种构建突破了伦理纲常，却内含合理性。霍建起导演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并更名为《暖》，相较于小说原作，电影的叙事伦理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主人公的苦难际遇被化解，形成了一种家庭叙事伦理的恒常稳定性，小说原作中的苦难乡村转化成电影中的诗意田园。

关键词：小说；电影；叙事伦理；转换

文学以语言文字建构世界，而电影则从画面、声音等方面来再现叙事对象、建构叙事客体，是一种多维媒介的视听叙事，因此，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涉及到不同媒介符码的转换，甚至会出现改编作品与原作叙事伦理迥异的情况。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改编（更名为《暖》）就是如此：原作所表现的苦难意识，在电影改编中发生了本质性的位移，主人公“暖”的个体生命构建方式呈现出了与原作完全不同的走向。

一、从小说到电影的情节变化

在莫言小说的改编中，传播最广的莫过于电影《红高粱》，电影和小说在诸多方面的高度契合，使得两种媒介互相阐释、互相成全，是小说与电影的双赢。而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改编，虽然与原作在故事情节的构架方面保留了一定的相似性，但两种媒介的叙事伦理却如两条航标不同的河流，各自流向了属于自己的目的地。《白狗秋千架》是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奠基之作（小说发表于1985年），文中涉及到了莫言小说创作的诸多元素，诸如苦难、残酷、抗争、对峙等等，这些元素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构成了莫言的文学风景。这篇小说以返乡者“我”的视角展开叙述，故事的主人公是叙述者过去的恋人“暖”，她曾经年轻漂亮，渴望进城，但梦想破灭，后来嫁给粗俗野蛮的哑巴，生下三个哑巴孩子，一系列不幸使得“暖”生活在绝望中，面对返乡的过去恋人，绝望中的“暖”为了要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向“我”提出野合的要求，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小说到此处戛然而止。小说中的秋千是“我”和“暖”美好情感的象征（电影中大量关于秋千的镜头充满了朴素而欢快的乡村气息），但也导致了“暖”的残疾（她从秋千上摔下来瞎了一只眼），因此“秋千”具有叙事线索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小说和电影是一致的。但白狗的形象在电影中没有出现。小说中的白狗是女主人公“暖”的影子，小说开始时“我”就在村口遇到曾经熟悉的白狗，狗的眼神“遥远而荒凉”，“暖”随着白狗出现接着从高粱地里面出来，她极其艰难地背着大捆高粱叶，认出“我”之后，只有一只眼的她流露出凄凉古怪的表情——人与狗的眼神构成呼应，营造了小说悲凉的情感基调。电影的选景地却是在江南，这与小说中描写的有着密不透风的高粱地的高密东北乡不同，电影画面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乡村景象显得安逸和谐而又充满温情，返乡的井河（小说中的“我”在电影中名为井河）在田间小路上缓缓骑行，两边有随风起伏飘动的大片芦苇，这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产生了与小说截然不同的情感氛围。拜访暖的家，是小说的关键情节。小说中的“暖”贫穷、疲惫而邋遢。他的哑巴丈夫丑陋、粗俗、暴躁，对“我”很不友好。与父亲相似的三个哑巴孩子“像三只羽毛未丰、性情暴躁的小公鸡”，他们为了争抢我给他们的糖果而挤做一团，小说中“暖”的世界几乎令人窒息。但是，电影中的暖，仅是腿微瘸而已，她面目清秀（眼睛未受伤），神态也很安然。她的家虽然显得有点老旧，但朴素而温馨，炉灶上的水壶腾着热气，旁边有一支古老的青花瓷罐显现出一种优雅的格调。而尤其重要的是，暖的哑巴丈夫虽然残疾，但他关心体贴暖，小说中三个粗俗的残疾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中的一个健康聪明善解人意的乖巧女儿。电影和小说都采用了“返乡—回城”故事构架，都以男主人公离开乡村作为“卒章显志”式的结尾。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白狗引领着“我”，见到了在高粱地期望我到来的“暖”，面对这种特殊的拯救，“我”究竟该如何做，小说并无交代，这种未完成的结尾，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电影则采用了闭合式结尾，村口送别，哑巴提出让井河带着“暖”母女进城生活，而“暖”则坚决地拥着自己的哑巴丈夫回家，井河对小女孩承诺，等他长大了带她到城里上学，影片在一种令人感动的善与美的人伦情境中落下帷幕。这个圆满的结局呈现了所有人的善良——哑巴善解人意、“暖”对丈夫温存体贴、井河不忘故交，再加上健康懂事的小女孩，每个人的善良汇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圆满结局。

二、不同的叙事伦理形成不同的生命主体构建方式

小说《白狗秋千架》开启了莫言文学世界中的核心问题，即关于苦难与拯救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作家关于生命个体在极度残酷的现实中如何建构生命价值的问题。苦难书写，是莫言小说的核心要素之一，其中婚姻的不幸是女性苦难的重要原因，《红高粱》里的“我奶奶”、《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檀香刑》中的孙眉娘，她们和《白狗秋千架》中的“暖”一样在不幸的婚姻中生活。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们踏上了自我救赎之路——冲破道德规范，活出一种自由不羁、敢于破除一切伦理的生命境界，她们的抗争使得道德的追问在此处不得不停摆，因为现实的残酷使她们的要求发乎情、合乎理，具备了某种即使是传统道德伦理也默认的合理性。正如布斯所说：“他早就确信，最‘富有人性’的主题是那些反映了生活的道德歧义的主题。”可以说，莫言正是循用传统伦理的自身逻辑，通过对于女性所经历的残酷生活的描写，来实现了主人公生命主体伦理的建构，也使得故事产生了很强的叙事张力。苦难叙事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苦难可以看作是人存在的本质困境，且往往带有一种深刻的悲剧色彩。在近四十年的创作里，莫言始终都在关注人生存的苦难与超越的问题，他的多部小说都书写了现实生活的苦难，甚至触及到了一些极其残酷的极端处境，他的作品将人在苦难重压下生命力的爆发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呈现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强悍力量。然而，莫言对于苦难的书写并非为了展示伤疤，更不是为了诠释人类种种苦难的必然性，莫言出生于底层，成长于民间，早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使得他切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悲哀与欢乐、痛苦与希冀，他通过自己个体的、具体的生活经验营造了他的高密东北乡世界，其目的既是要表达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更为了完成一种灵魂的救赎与精神上的超越。相比较而言，电影《暖》对于《白狗秋千架》的改编体现出一个有着唯美主义追求的导演对于一部残酷小说的化解能力。电影在整体氛围上始终是平和宁静而优美的，即使在最残酷的秋千摔伤事件中，导演也只是用画面上孤零零的断绳表达了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淡淡感伤。这种安静平和的韵律使得不幸渐渐幻化成为一种朴素与安然，也使得残缺淡化为美：健康可爱的女儿，弥补了“暖”和哑巴的遗憾，使得“暖”的生活充满了温情与希望；哑巴对于“暖”的深情厚义，使得他的心灵超越了身体的残缺而闪动爱的光彩。“暖”把代表无望的旧情物件（小镜子、皮鞋）扔进水里，甚至放弃城里售货员的爱情（电影增加的情节），是因为她一方面欣然接受了自己不能进城的现实，另一方面重新发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只有哑巴发自内心的爱与尊重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这些细节在电影中以舒缓的节奏在富有江南小镇美感的画面中表现出来，缓缓地勾勒出今天的“暖”的生活轮廓：在莫言小说中所描写的痛苦不堪的婚姻，在电影中变成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夫妻二人自然的体贴和关照，让生活变成了一种日出日落的平静与永恒。电影叙事在这种恒常的家庭伦理中确定了一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经过一个善良可爱的小女孩得到了加固。电影消融了苦难，并以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叙事伦理形成生命价值，以人物与生活的和谐解构了莫言小说以残酷叙事所形成的紧张与对峙的个体生命构建，达成了主人公从苦难乡村的残酷境遇到诗意田园的幸福生活的叙事伦理逆转。莫言以残酷书写彰显生命的强韧，而霍建起导演则用日常的家庭伦理来表现生命的宽厚与从容，两种美学追求下的艺术共同演绎出生命的丰富性，并提供了两种媒介构成互文的新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莫言.《白狗秋千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11.

[2]（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10.

[3]（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8.

[4]彭吉象.《影视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

[5]马军英.《媒介变化与叙事转换》，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11.

作者：王爱侠 单位：山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