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工程教材下外国文学史课程思政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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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工程”版《外国文学史》教材是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文本基础。在教材内容的安排方面，以新版教材为基础，精确提炼思政元素，实现知识教学与思政建设并行。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将知识点分成理论教授、创新问答和思维拓展三个模块，在教学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考核评价过程中，立足培育计划创新思维，采用多样化手段完善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

关键词“马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课程思政

从2018年起，教育部就高校本科教育与人才培养密集出台了四份文件，其中与高校课程建设最直接相关的莫过于2020年6月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改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教书育人的核心是“人”，深刻认识课程思政内涵，推进课程思政在高校课堂的实践，培育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是目前本科教育的重中之重。以“外国文学史”课程为例，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三文学、两语言”的基础主干课程之一，这门课程介绍的对象包括十八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及文学思潮，不仅内容庞杂，涉及的价值观及思维体系也格外繁复。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外国文学史”课程是国家落实“一带一路”政策的文化窗口，其课程性质也适于践行“新文科”教育理念。因此，如何真正做到价值观构建与知识能力培养相融合，有效推进“外国文学史”的课程思政建设，是任课教师们绕不过去的现实任务，也是高校专业教育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1教材内容：思政元素精细化

目前，各高校文学专业“外国文学史”课程通行采用的教材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聂珍钊率领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教学团队执笔编撰的2015版“马工程”重点教材。与之前发行量最大的朱维之版、郑克鲁版教材相比，2015版“马工程”教材最大的改变即突破了传统的“欧美卷”与“亚非卷”或者“西方文学”与“东方文学”相分隔的编写范式，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史为经，横向拓展。纵向上将东、西方两大版块的文艺思潮与文学作品融为一体，宏观概括文学史整体发展线索；横向上以地区为单位设立文学专题，挖掘民族文学典型特征，纵横相错，经纬交织，以建立世界文学的大坐标系。除了在编写体例上体现出的科学性、实用性以外，该教材文本在具体内容的安排上也体现出权威性与经典性的特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教材，2015版教材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并大量援引马恩系列著作中对文艺作品及思潮特征的评价，对文学史及作品进行高度概括与深入解读。以教材文本中的《导论》为例，12条注释中有10条来自马列经典原著系列[1]，在各个章节的内容编排中也用具体的文学实例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马工程”版《外国文学史》教材具有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天然优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三全育人”大格局的有力媒介。本课程的教师团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紧贴教材内容锚定思政素材，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进行兼具学科深度与价值高度的课程思政内涵建设。其一，立足教材文本，准确提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哲学思潮或理论体系的排斥、回避。相反，全方位、多角度地介绍文学思潮及相应的理论背景，更能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识别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文学史发展历程中起到的重要指导作用。从具体的内容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四卷、第八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等文集中，有大量对文艺创作实践的重要指导与经典评述，“马工程”版教材的编撰者们对其充分进行提炼，将其与具体的知识要点相结合，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因此，依照新版教材，在“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讲授实践中，每个章节部分的知识点都可以从教材文本中找到相对应的思政映射与融入点，从而对应并达成相应的课程目标。教材内容的权威性与合理性为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利用信息化手段，多角度延伸。在知识爆炸的时代，移动网络的发展为高等教育教学提供了新思路，也创造了新的机遇。由于本门学科具有的超时空性质，可利用的信息化资源较其他课程更多、更广。多样化采用信息化手段，不仅有利于思政元素的深化，更是对教材内容的有利补充。例如在“莎士比亚”单元，教材内容可以借鉴的网络资源形式多样：有多语种的诗歌朗诵、舞台戏剧选段实录可以实现情景教学；名人微课堂、读书会实践讲演式讲授；时尚戏剧、音乐剧、舞剧帮助感悟戏剧发展史、跨文化传播等。以小见大，触类旁通，用具体实例带动知识体系的全面发展，构建“新文科”战略布局。其三，拓展思维，横向比较。相较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课程思政更适用于采用横向比较而非纵向挖掘。学习“外国文学史”课程，首先要以中华民族视角为学习的根本立场，横向对比中、外作家创作思路与写作风格，全面认识国别文学的民族化、个性化特征。同志曾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最终，“外国文学史”课程学习的落脚点，是帮助学生客观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在综合分析不同时期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与关联的过程中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教学设计：课程结构模块化

以产出为导向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是解决文学教学学用分离问题的重要举措。“外国文学史”课程设立的专业目标突出以学生为主体，着重进行四个方面能力的培养：（1）系统学习外国文学作家作品，认识文学经典及重要概念，理解艺术作品精髓，培养学生的阅读鉴赏能力；（2）综合概括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思潮流派，锻炼学生概括、提炼文本信息的抽象思维能力；（3）灵活对比不同文学现象，实现知识点横向拓展与文学史纵深发掘双向合流，培养学生写作、研究和自我发展能力；（4）在教学过程中拓宽学生视野，提升横向对比思维，培养学生的学科教学和教育管理能力。基于对“马工程”教材指导思想的理解，为达成课程学习认知的整体目标，围绕对学生四方面能力的培养，须将现有的知识体系重新进行规划，破除传统的“时代背景—作家风格——作品精读”的传播讲授模式，基于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理念推进课程结构系统化与模块化建设。针对具体的作家、作品，分讲授、分析与延展三大模块重新对课程结构及知识点进行设计。首先，理论讲授模块。该部分的重点在于传达知识、梳理体系，以覆盖知识目标。一方面需要强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接受与记忆，另一方面不能一味地强调对概念的被动记忆，而是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接收，需要教师以科学的方式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知识目标，实现课程思政，对相关理论知识进行讲授时，本课程的教学设计往往以权威解释为切入点，用实例加以形象化释义，并突出关键词为记忆点，实现对理论知识的内化过程。例如“希腊神话”单元，先援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神话的精炼概括[3]为导入，再辅以生动具体的希腊神祇形象介绍、神话故事讲解，从而最终突出“神人同形同性”的主要特征。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强化，也是科学务实精神的具体实践过程、课程思政的深化实践过程。其次，创新分析模块。促进理论知识内化与深化，仅仅依靠理论讲授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帮助学生建立起鉴赏—提炼—发展的思维链条，达成能力目标。传统的文学教学往往忽略最终的训练环节，或简单地认为文学史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而训练是写作课程的内容，不属于文学史课程目标。单一理解导致理论讲授浮于表面，难以真正实现内化与转化。基于此，教师有必要转换原有的教学思维，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创新训练模块。仍以“希腊神话”的讲授为例，在提炼完“神人同形同性”的主要特征后，以某个神祇为原型，分析该神话母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变，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具体感知不同文学思潮的主要特征，还可以深刻认识到文学形象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在进一步深化知识的同时实现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实现研究与自我发展的能力目标。最后，思维拓展模块。针对“外国文学史”的课程思政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即在于强调中外对比、古今观照，凝练课程设计思维，最终覆盖价值目标。正如“马工程”版教材的主编聂珍钊先生所指出的，“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比较文学”。[4]上下五千年纵横千万里，讲授外国文学的最终落脚点是中国文学，课程设计必须突出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对比，讲授才具有实质意义。因此，思维延展模块是整个教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样是“希腊神话”单元，某个神话母题在中西方的不同理解正好可以对应不同的价值体系建构。如通过对希腊盗火神话与中国燧人氏钻木取火传说的对比，可以突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勤勉实干的民族传统，在横向拓展思维的同时建立文化自信，由内而外地实现课程的价值目标。三大模板贯穿每一个具体的单元知识讲授之中，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与理论认知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切实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从而实现“以文化人、以课育人”的思政育人目标。

3课程考核：评价思维创新化

对应人才培养的输出环节，《外国文学史》教材文本针对每一章设计了相应的思考题。因为以章为单位设置，这些问题主要强调对各知识点整体性的把握、概括与提炼，基本概括了本章的关键知识点和考核要点，涵盖了课时内容的核心主题。例如第一章的思考题“古代希腊文学与古代东方文学的不同发展历史与特点”[5]，不仅总括了本章四节五个部分的知识要点，在纵深挖掘的同时也强调横向比较思维，确保学生在消化具体知识点的同时培养出概括分析的自主思维能力。以该版教材文本为基础，章节设置的问题自然地成为课程考核的索引，为课程知识的考核评价划定了基本的框架与范围，对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有诸多裨益。在保证知识完整性与系统性的前提下，教师在进行课程考核设计时，除了以原文本的问题为基础外，还需要创新思维，进一步思考如何以成果为导向，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同向同行，产生协同效应，真正达成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一方面，将思政素材与教学素材相结合，推动“三全育人”，实现文化自觉。教材内容是考核的基础，但如果仅仅依赖教材文本，亦会陷入培养目标单一化的传统教学思路。对此，只有注重思政素材与教学素材的有机结合，才有助于真正实现“知识—能力—素养—价值”四维一体的课程目标。例如上文提到的思考题，在考核实践过程中，适当地突出东西方的对比，强调上古东方文化的特点和具有的优势地位，化课程思政于具体的考核过程中，助力文化自觉性的培养。另一方面，考核内容准确对标课程目标与人才培养方案，因材施教，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作为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本校“外国文学史”课程对应的学生包括师范、应用以及师范定向三个不同的方向。具体的方向不同，人才培养的目标也略有不同，相对应的考核方式也应有所区别。针对不同的班级方向，考核方式不宜“一刀切”“一把抓”，必须有的放矢，以学生的毕业目标为前提进行不同的课程考核设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团队在过程考核中，尤其要注意采用考核内容与人才培育方案的对标，突出专业特色。如针对师范定向生将来讲授初中语文的职业规划，期中考核的主要方式是微课讲演，着重考查学生的基本文学素养，以及在中学语文教学、教育管理方面的能力。此外，在考核环节体现本门课程的经典性与地方性特色，做到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外国文学史”课程涉及的地理涵盖面广，体系庞大，从学科性质方面来说存在知识内化的天然障碍。基于此，教学团队在进行课程思政内涵建设时，须更加注重充分利用地方优势，促进课程经典性与地方性特色的深度融合。在考核内容的设计中，不局限于教材文本的内容，适当增加与地方民族文化的平行比较，与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从经典的文学案例分析中，引申出对地方文学创作的思考、对当代流行作品的品评等。立足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突出思政且不是为了思政而思政，强调文学教育的同时不局限于文学教育，全方位创新教育思维，践行新文科教育理念。本版教材的首席编撰专家蒋承勇先生指出，“马工程”版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是文学史教材建设领域的一项特色工程、创新工程、精品工程、规范工程”，“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教材建设中的体现，是学术创新在教材建设中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展示”[6]。用对教材，用好教材，不仅是课程教学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也是达成课程目标，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需要在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尽力完善。

参考文献

[1]《外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8.

[2]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5.

[4]聂珍钊.外国文学就是比较文学[J].外国文学研究,2000(4):117.

[5]《外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1.

[6]蒋承勇.互联网技术与文学教育:以“外国文学史”课程为例[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2)：269.

作者:罗琼 单位:吉首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