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理念实施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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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课程思政”理念要求外国文学教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入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视域，融汇中外文学交流的文献史料，注重人文主义精神的探讨，由此，在提升学生外国文学素养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从而充分发挥外国文学课程“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外国文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是党的基本教育方针。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7年10月党的报告更将“立德树人”置于全面发展之上。可以看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党中央强化了德育在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高等院校的德育工作主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与政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公共课程的讲授完成，其与专业课的教学未进行有效融合。2014年，上海在总结多年高校德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提出“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大学所有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德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总地看来，“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综合教育教学理念，使高校的德育工作由公共课课堂位移至专业课课堂，极大拓展了德育工作的活动空间，改变了德育教育与专业知识传授“两张皮”的脱节现象。课程思政并不是简单地在课堂教学中向学生宣讲国家的大政方针，而是向学生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学生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正向引导，从而真正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新格局，这也是当前全国各个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二、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理念实施存在的问题

外国文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课程，流派纷呈，思潮迭起，涉及世界地理、世界历史、西方哲学等学科的背景知识。目前，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在实施“课程思政”理念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中西文化碰撞

对于外国文学异源异质的文化性质，处于东方文化语境浸润下的中国学生容易产生“中国———外国”二元对立的认知结构和心理定势。所以，在中国文化氛围下讲授外国文学，必然存在中西两种文化碰撞的问题。在这样跨文化背景下，如何提炼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育人要素，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热爱，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是外国文学课堂教学面临的首要问题。

（二）教师知识结构“西化”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核心中的核心，是各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2］。“课程思政”理念的实施关键在于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与人文素养。相对来说，外国文学教师的学科背景、学术训练、研究旨趣等方面与其他学科教师相比，其具有更为明显的“西化”倾向。基于此，外国文学的课堂教学可能会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缺席的现象。

（三）先中后外的课程设置导向

外国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从空间上看，其主要涵盖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前者以讲授欧美文学发展概况为主，后者以讲授日本、印度等国的文学为主。从时间上看，外国文学横亘古希腊至二十世纪除中国以外的各国文学。在课程设置上，大多数高校的外国文学在第六学期开设。在这之前，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先入为主的思维惯性使学生认为，中国文学才是经典，外国文学被边缘化已然成为一种事实。

三、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理念实施的路径

以“课程思政”理念引领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挖掘外国文学蕴含的德育资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持等思政元素融入外国文学教学，实现外国文学知识传授与德育育人的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对该门课程提出的历史要求。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3］。2018年，在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也明确指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4］。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贯穿于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是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教学模式与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观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虽不是文学专业出身，却具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和良好的文学感受力。如马克思认为，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戏剧的典范；恩格斯在评价但丁的文学地位时这样写道：“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5］；马克思以“莎士比亚化”主张作家应广泛地反映生活、揭示时代特点，以“席勒式”告诫作家勿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恩格斯称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6］马克思、恩格斯对外国作家作品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已经成为学界高不可及的范本，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观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外国文学教师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加强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坚守底线意识。在研读《马克思与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等论著的过程中，深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经典语录。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讲授外国作家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与艺术内蕴，正如提出：“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7］面对外来文学与文化，以这样“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文化心态，本着“拿来主义”的原则，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使学生明白学习外国文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服务。

（二）引入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视域

在讲述外国文学经典人物形象、作品意蕴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适时引入中外文学与文化的比较视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伊利亚特》的英雄阿喀琉斯作为希腊联军的将领，因个人名誉受辱，拒绝参战，导致希腊联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阿喀琉斯个人私欲膨胀、缺乏大局意识，给集体造成伤害，体现的是西方个人主义、个体本位文化。中国神话英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精卫“常衔西山之木，以堙东海”，最后“游于东海，溺而不返”，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将拐杖化成为人类蔽荫蔽日的邓林等，他们舍己为人，绝少个人情志，体现的是中国集体主义、社会本位文化。通过中国英雄与希腊英雄比较，启发学生理性认知不同文化。在中国集体文化里，个人能力有限，但集体合力无限。由此，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为他人的理念传授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有胸襟格局的人。在重要关头，要抛开个人荣辱，胸怀大局意识，为大局放弃个人恩怨，严守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对社会意识与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得到安全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通过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不仅能够增强学生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也要使学生以开放的态度包容和欣赏世界不同文化的优秀资源，避免“文化保守主义”与“全盘西化”倾向，保持文化多样性。

（三）融汇中外文学交流的文献史料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在外国文学课堂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钩沉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里的中国元素、中国叙事、中国形象等，并将这些具有历史实证史料融入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了解四大发明、儒家经典、古典诗词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参与西方文化或现代性建构的过程，有效拓展学生对课程知识体系的理解，启发学生思考“中国自信”从何来，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在考察14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文学的发生背景时，向学生讲述中国的四大发明在14世纪传到了西方，在15世纪得到了广泛使用。印刷术和造纸术使欧洲的文化教育得以普及，火药的传入结束了骑士的“冷兵器”时代，而指南针使哥伦布、麦哲伦等历史人物航海探险成为可能，对此马克思进行了高度评价：“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在讲授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的思想来源时，向学生阐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基于反对封建统治、建立新的社会模式的诉求，将目光转向东方，中国儒学的“德治”和宋明理学“理、法”观念为启蒙主义文学建构理性王国提供有效参照。在教学中，使学生掌握伏尔泰将纪君祥《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副标题《五幕孔子伦理剧》），其推崇中国文化仁爱、理性的思想。同时，中国茶、中国轿、中国丝绸、中国庭院等是启蒙主义时期欧洲上流社会的风尚。由此，切实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与人类意义，理解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四）注重人文主义精神的探讨外国文学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人文精神，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阐释外国文学的道德教诲功能，使学生坚守人文精神和情怀，给学生以正能量的人生引导。“文学经典是一个国家、民族思想和文化的精华，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过去和现在的最高最高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8］。《荷马史诗》《神曲》《唐·吉诃德》《浮士德》《简·爱》《呼啸山庄》等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关注人的追求、情感、尊严，探求个体生命价值与人类精神自由，其鲜明的人文精神滋养着世界各国读者的精神家园。如浮士德一生执着追求知识、爱情、政治、美、事业，尽管每一次的追求浮士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浮士德在屡败屡战中奋斗中表现出了极强盛的生命力。人是积极进取还是下降沉沦？浮士德为我们展示了人只有在不断地战胜自身携带的恶，才能不断地接近善。这种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坚韧不拔、勇于实践的“浮士德精神”正是学生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而强大的受挫力与自我调控力是人生奋斗路上必备的心理素质，其为激活学生为梦想而奋斗的行动力提供精神支持。

四、小结

外国文学教学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在西方的风土人情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碰撞下，将课程思政融入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建立有效参照，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将“他山之石”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化为学生完善自我人格与道德修养的内动力，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批判思维能力，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同时，使学生以开放的态度接纳东西方文学优秀成果，树立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意识，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爱国敬业的优秀青年，从而充分发挥外国文学立德树人的功能。

作者:杨克敏 单位:北方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