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普世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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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与“新启蒙”

中国的“新启蒙”是相对于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而言的。所谓“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这样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1]简言之,就是人通过开导而摆脱无知、偏见和迷信。欧洲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它以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特权,以科学、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和教会的世俗权威。它的理想目标是以理性破除蒙昧和迷信,变革社会制度,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和人权不被侵害。历史过去了300年,“启蒙”在中国仍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已证明了以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相适应而构成的中国传统文明的破产,一批有识之士不再仅为中国“国将不国”而忧虑,而是更多地开始为中国“人已非人”而痛心。他们疾呼“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换回我生来之自由”[2]。终于形成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企求国人都能以理性精神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接受民主与科学等现念,成为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代国民,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改造国民性”。然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命运多舛,它一开始就遭遇了民族救亡和阶级翻身的两大历史主题而被束之高阁(亦有学者认为,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民族救亡是呼唤启蒙的)。[3]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又发动过一次“新启蒙运动”,这是“新启蒙”这一名词的第一次提出。但它的内容和精神却与大相径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他们的“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4]可见它只有“新启蒙”之名,而无新启蒙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启蒙思想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横遭批判。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浩劫的一批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王元化、王若水等人主持的《新启蒙》丛书为主要园地重新呼吁思想解放,并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有启蒙潮头再起之势,学界把这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新启蒙”,但它很快就不幸夭折了。本文所说的“新启蒙”,是指当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启蒙努力,其旨孰与郭罗基先生的意思相同———“中国21世纪的新启蒙具有双重含义,即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任务的提出,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以前的启蒙不彻底,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第二,因为老的蒙昧未去,新的蒙昧又来,故需要新的启蒙。”[5]虽然中国的启蒙思潮一波三折,步履维艰,但启蒙是中国人从根本上获得自由、尊严与权利的必由之路,虽荜路褴褛,但应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哲人说,有几流的国民就有几流的社会,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要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平稳、顺利地转型,首先必须进行新的启蒙。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学》的启蒙责任

因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缺乏,启蒙思想只能从西方拿来,这就使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宪政这些精神的全面的异质性而赋予了《外国文学》课程比别的高校专业课更多的启蒙责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其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三纲六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6])。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全民的思想纳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等级制度之中,从而彻底消灭了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将国人驯化成统治阶级的顺民和奴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表面上讲儒家的仁政、王道以欺骗民众,实际上是实行法家的专政、霸道[7])。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8]131所以当人们请鲁迅先生给青年推荐必读书的时候,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因此“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所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就是“先儒”所谓的“一治一乱”两个时代的循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难道中国就跳不出这个历史怪圈了吗?鲁迅先生说:“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8]126-129。鲁迅先生说这番话至今,快一个世纪过去了,而当时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完成了创造“第三样的时代”的历史使命了吗?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自觉承担起“五四”先辈未能完成的启蒙历史责任,进行“新”的启蒙。《外国文学》作为一门大学专业课程,它蕴含了极其丰厚的世界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它几乎见证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每一个足迹。

这就为以课程教学为载体、宣传普世价值为宗旨的的思想启蒙教育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思想资源。以古希腊神话“人神同形同性”为切入点,介绍西方人本主义观念萌生与发展的历程,使学生认识到随着西方最早的文学———古希腊神话的形成,即已形成了最初的古希腊人本主义观念,它亦成为了整个古希腊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灵魂。在揭露中世纪基督教会宣扬神本主义,挤压人性生存空间的同时,充分肯定基督教经典《圣经》作为西方文明“二希源头”之一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学生加深对“罪感意识”的认识,并以此反思中国的“精神胜利法”。从骑士文学的“骑士精神”,联系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诞生,介绍英、法等国议会的起源与政治制度的演变,使大学生了解对统治者权力加以约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但丁《神曲•地狱篇》中对自杀者的惩戒,论及古今中外各种自杀现象以及斯多葛派、叔本华、康德、别尔嘉耶夫、庄子、萧乾等中外哲人的相关思考,指导大学生如何面对人生逆境,善待生命,树立生存勇气。从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个人主义和人性论出发,重新认识国家主义、个人主义以及“以人为本”和“以国为本”的关系,厘清国家、政府、政党三者的概念,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念。从文艺复兴运动取得的辉煌成就,说明思想解放之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巨大作用,介绍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以及中国文明衰落的缘由,帮助大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感。从莎士比亚戏剧中对金钱罪恶的批判,联系中国西晋鲁褒的《钱神论》,唐代张说的《钱本草》等,教育大学生在经济大潮中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通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结合马克思以及T•杰弗逊、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人的论述,阐明言论自由的重要性。通过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等作品,以及18世纪启蒙运动与启蒙文学巨大历史功绩的评析,使大学生理解民主、宪政等重要理念。

通过对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特征,来进一步阐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通过左拉等作家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表现,来辨析中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差异。通过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对苦难的升华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观照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以澄清大学生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呼唤中国当代文学应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外国文学》课程中普世价值的文明因子俯拾即是,它在给课任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教师自己先接受了普世价值和有了启蒙的自觉,才能在外国文学的文明长河中披沙拣金,献给学生以真知。

三、张扬普世价值培育世界公民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大声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而国雄于地球”。陈独秀亦在1915年《青年杂志》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大学阶段正是大学生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不及时地加以正确的教育与引导,对他们个人的精神成长和国家未来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就证明了当青春激情一旦被暴力和愚昧所控制将会酿成多么可怕的恶果。长期以来的片面教育,已在一些大学生中造成了基本价值观的严重偏移,“无边消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夏中义语)在大学生中颇有市场,所以,在当代大学生中进行新启蒙的“精神成人”教育刻不容缓。冀通过启蒙,希望大学生能达到“人与自我”、“人与国家”和“人与世界”三个维度的正确认知,将自己置身于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之中,以普世价值而非狭隘族国的眼光来看待诸如生态、种族、战争、宗教、民主、人权……等世界问题,而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世界公民”。

所以,大学是进行新启蒙的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外国文学》课程是进行新启蒙的很好载体,在大学开展思想启蒙教育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现实的迫切需要。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要想在国人中进行“民族精神大换血”式的新启蒙,其阻力必大。康德认为,启蒙的关键就在于敢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性和是否允许人们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每个有志于从事新启蒙的中国人应该以启蒙教育为己任,从我做起,各尽其力。一个人的启蒙努力可能只是一滴水,但人人参与便能汇成启蒙大潮,冲决、荡涤封建专制之“奥革阿斯牛栏”。启蒙是长期的、艰苦的事业,愚昧不除,启蒙不止,不应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遇到挫折和反复是正常的,不要因此轻易丧失信心,而应以韧性的努力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必有成效。同时,欲启蒙他人必先启蒙自己,欲化人先化己;启蒙他人的过程,也是互相启蒙的过程,要不断地、自觉地清除他人和自己思想上的封建主义土围子,把身上的奴性一点一点地挤出去。

人类的历史是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历史,经过千百年的艰难探索,已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这种观念是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任何一个自诩为文明社会的人类,都应当承认并接受的,所以它是普世价值。正如总理所说的:“科学、民族、法治、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10]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外于人类,而是应该积极认同和接受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作为中国的核心价值,以使中国人民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同时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了使老大中国早日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我们《外国文学》课程应自觉地承担起新启蒙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