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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的政策扶植,为学术集刊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支撑。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困境中复苏过来,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外国文学学术界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势,这为学术集刊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各种研究期刊不断涌现的同时,学术集刊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3]。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迎来了高校学科的迅猛发展期,拥有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和二级学科各语种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为外国文学学术研究带来了繁荣;同时,高校中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也成为出版学术集刊的生力军。但高校外语系不同于诸如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三级学科一般设置有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专业方向,教师也是根据这种需求来相应配置的,因此,作为学术集刊来说,势必需要多元化地反映高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因此,外国文学类的研究集刊,大多成为集语言、文学、文化、翻译、比较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论文集刊。最后,由研究机构和众多高校语言文学学科参与的各种学会、研究会的相继诞生和频繁的活动,也为集刊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可惜的是,虽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很多高校或学术团体(研究学会)出版了为数相当可观的外国文学研究的论文集,并且有的集刊在创始的初期也有着长远的规划,但由于资金、发行、受众等方面的原因,很多集刊半途夭折。因此,与其他学术领域的集刊相比,能够连续多年坚持下来的集刊数量并不多。
在对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现状的考察中,我们手头所获得的资料远不止上述9种,有的出版周期太长(相隔3年甚至超过3年),有的超过5辑但出版周期太不固定、缺乏规律或已经停刊,有的是近几年创立,尚未看出其长期目标和出版规范,属于上述情况的在此不一一列出。综合各种因素,我们能够观察到以下几个特征:
1.从上述持续出版了5辑以上的集刊主办单位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及著名高校。其中直辖市的北京和上海占了9个机构中的7个,比例达到78%;从机构的分布上来看,集中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设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8所著名高校。其中既有高校的独立院系所主办的集刊,也有学会依托高校联合主办的集刊。这些著名高校除了有着学术研究上的人员和资源的优势之外,还有国家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其中6所为985、211院校;2所为211院校;国家“外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4个),这是集刊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2.所谓的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也只是一个大的概念上的分类。上述的9种集刊,大多是集语言、文学、翻译、理论、文化、比较文学、文化为一身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类的综合性研究集刊。例如《日本学研究》包含日本语言学、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除了“外国文学”栏目,还设有“辞典与翻译研究”、“文化与语言研究”、“语言学与教学研究”等栏目。语言、文学、文化、翻译等研究,它们之间有着纵横交叉的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在广义上构成了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的综合性特征。
3.从规范性上而言,大多学术集刊都在不断摸索发展的过程中越发趋向规范化、合理化。在征稿阶段大多集刊都给出了论文稿件的具体要求、格式规范等。但在编辑环节上,有的集刊栏目的设立变化太多,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持续性。出版周期则是最大的问题,在创刊时期,大多期刊设立了固定的出版周期,而在实施过程中,或者由于资金方面的问题,或者由于学会研讨会推迟、停止活动等各种原因,而不能保持一个长期固定的出版周期,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些集刊进入CSSCI来源集刊,从而无法获得相应的评价。
4.从评判尺度来看,外国文学类学术集刊关注的内容也呈现出一种趋势转变。在新中国刚成立之初,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能够体现“人民性”的文学著作的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个体尊严和价值的关注逐渐成为新时期的文学评价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学术集刊的关注焦点也逐渐转变为一种对人性的深层挖掘的外国文学著作[4]。
表2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所统计的上述集刊近5年被引用的篇次情况。根据上表所示,近5年来被引用篇次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跨文化对话》《文学理论前沿》《英美文学研究论丛》,被引用篇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尤其是创办年度较晚、出版期数相对较少的《文学理论前沿》位列第二,足见其非常良好的发展势头。从表3两次评审进入CSSCI来源集刊的数量变化上也能看出学术集刊的影响力在扩大。由于对进入评审的集刊有着被引用次数、影响因子等非常硬实的指标要求,因此,CSSCI来源集刊数量的增长,首先说明了外国文学集刊本身论文的质量在提高,其次,也说明了受学界关注的程度也在随之提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与其他类别集刊的横向对比上,外国文学类集刊的劣势还是较为明显的。第一次公布的CSSCI来源集刊(2005年-2007年)榜单的11个类别33种集刊中,外国文学这一类别与宗教学、艺术学、经济学、民族学、教育学等5个类别相同,只有1种集刊进入榜单。第二次公布的的榜单(2008年-2009年)中,在19个类别86种集刊中,外国文学类只占了3种。最后,从表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统计的数据来看,就所刊论文的被引用率而言,在“外国文学”的同一类别中,期刊远远超过集刊的被引用数量,可见两者在影响力上的悬殊差距。
三、反思与展望
近几年来,虽然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局面,但是,与其他类别以及同类别的期刊相比,形势依然严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大众传媒和商业化逻辑的风行,文化的功利化趋势也为学术集刊的学术性和质量带来了巨大挑战[5]。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就目前而言,研究机构和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绩效工资等大都直接与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挂钩,但进入CSSCI来源期刊的杂志数量非常有限(2004年至今每年只有6种期刊进入榜单),可谓粥多僧少,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没有可供发表并获得评价的平台,直接影响了研究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也影响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在这种状况下,有的高校和研究机构酌情放宽条件,以书代刊也算入成果评价的体系中,尤其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提供了的便利。这种做法大大开拓了集刊的空间,按理应该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发展,但事实并不尽然。由于很多集刊往往出于为本单位的人员提供便利这样一个目的,导致对论文审查不严、办刊缺乏规范、论文整体水平不高的结果。上面提到的栏目频繁变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就菜下饭”造成的。
其次,集刊是一种繁荣研究的有效方式,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但由于国家对不同高校、研究机构注入的资金差异很大,并且在同一个高校中也存在着悬殊的“贫富差距”。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总体来说在大多数高校的学科中处于较弱的位置,除了一些著名高校外,能够得到的研究资助相当有限,要让学术集刊得以持续、平稳的发展有着不小的难度。发展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摆脱水平不高得不到扶持、得不到扶持则无法提高水平的“二律背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行的评价体系,才能让更多的集刊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真正起到繁荣科学研究的作用。
最后,从主办集刊的主体本身而言,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无法持续发展的困境也是摆在当前的课题。很多的集刊之所以不能坚持下来,是由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怪。虽然为本单位的研究人员、教师、学生打造的平台这一目的无可厚非,但需要着眼于更长远的目标,开阔思路,建立长效的机制,使集刊得以高水平、规范化地发展。我们衷心期待外国文学学术集刊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春天早日到来。(本文作者:赵仲明 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