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外国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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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文本选择

《简•爱》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一直深受世界各国读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简•爱》译介到我国，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简•爱》不但被多次复译,而且还登上了银幕与舞台。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都被奉为“经典”。然而,纵观《简•爱》译介到我国文化场域的漫长历程,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武光建把《简•爱》节译成中文，取名为《孤女飘零记》，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与中国读者见面。第一部完整版的《简•爱》是1933年7月李霁野完成的，1936年9月生活书店印行，书名《简爱自传》。黄源深先生翻译《简•爱》是在1992年，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迎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黄源深先生重译《简•爱》，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这部小说的喜爱，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一部外国文学巨著好比一处储量丰富的矿藏，每个译本代表着对它的一次挖掘，只有多次诠释和传达，才能慢慢地接近对这一作品的确切认识和理解。而不同译者的审美观点、价值取向、翻译风格、语言特点因人而异，且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所以无论是同一年代还是不同年代，都需要通过对这一作品不断重译和复译来体现这种差别和变化。

二、意识形态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

意识形态操纵外国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文本的选择上，还影响并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译者在解读原文本的跨文化交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时将个人的观念、观点、阶级立场、思维模式等因素渗入其中。尤其当源语与译入语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或者出现文化冲突时，译入语文化语境中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会无形地制约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会使译者歪曲原作信息、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简•爱》这一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建构的过程，绝不单纯是文字的转换活动,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操纵译者，进而为本土政治、文化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李霁野先生的《简•爱》译本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简以敢于斗争、勇于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潮流。总之，外国文学译作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不仅是原文本的文化与信息，更能反映译入语文化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操纵。

三、意识形态重构外国文学经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外国文学经典建构就是译入语文化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某种目的而解构并重建该文学作品文化功能的过程。具体而言，译入语文化场域既具有掩盖和消解外国文学经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为这些作品赋予（或者强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意义。尤其在诸如民族存亡、政治动荡、制度更迭等特殊时期，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译者特意选择那些能为某一阶级或团体服务、具有政治利用价值的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本土化传译，就是希望这些作品能发挥其典范作用,从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巩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主导性地位”。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译本中体现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归化成中国革命女性的“简”的形象正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环境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说，当时译入语场域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强加给译者太多的内容，译作在很多方面已经脱离了原文本。

四、结语

时代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的出现。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简•爱》历经漫长的经典建构过程,仍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广大的中国读者，展示着人类经典文学巨著的魅力。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每个年代的《简•爱》中译本总是不可避免地受译入语文化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一方面影响译者的文本选择，另一方面也影响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与传译。与此同时，必须在文本阐释者（这里主要指译者）的本土化阐释的努力下,才能实现其经典身份的建构。简言之,外国文学经典建构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字转换,实际上自始至终都在无形中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操纵。

作者：李新 单位：辽宁医学院外语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