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论文全文(5篇)

一、关于警察文化与公安文化概念的异同

狭义的警察文化专指以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警察群体的思想观念及其精神生活方式。具体来说，在我国现代，警察文化就是在警务实践中产生的以公安队伍为主体，贯穿于公安机关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的价值观念、思想理论、优良传统、职业道德、文明礼仪、文学艺术、文体活动、精神风貌等。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开展的警察文化建设主要就是从这种精神层面来把握和操作的。

二、关于警察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目前，关于警察（公安）文化的概念或定义有若干种。在警察文化研究与建设的起步阶段，每个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探讨和理解，不必强求统一或硬性规范。但不管怎样表述，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准确把握警察文化的本质。要弄清警察文化的本质，首先需要从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说起。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或者说，“文化是人类在基本活动方式上告别自然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没有文化，就不会发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猿相揖别”。文化进步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如果没有文化润物细无声地启蒙和教化，就不会有人的综合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用哲学的语言概括，文化的本质内涵就是“人化”和“化人”。所谓“人化”，就是“自然的人化”，指的是人类以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按照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去适应、利用、改造自然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人类所创造的各种“人化”成果，便是文化。所谓“化人”，即“以文化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反过来教育人、熏陶人、感染人、提高人，让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从而提升人的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精神境界和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总之，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哺育着人类。“人化”是文化的本源和本质，“化人”则是“人化”的功能和境界。以此为鉴，从本质上理解，警察文化对于全体警察成员来说，就是他们所共有的警察职业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它表现为警察个体及其群体以什么样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精神风貌、行为方式生活着、工作着，体现着警察个体及其群体的文化素养、生活品位和职业操守。于是，先进的警察文化就是文明的警察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对于各级警察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警察文化则是一种新型的警察管理战略和领导方式，体现着警察管理的文明程度及警察领导艺术的文化境界。它要求警察领导者在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文明素养的同时，学会以文化的方式去带队伍、抓工作，努力追求和实现以文化人、文化强警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要善于用文化的形式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用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方式加强和改进队伍管理。警察文化的功能是指警察文化对于警察队伍建设与管理、警务改革与发展所起的作用、功效。警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警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在凝聚警心、激励斗志、陶冶情操、展示形象，推动警察队伍建设和构建和谐的警民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安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2012年1月）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育警、励警、律警、悦警和强警的功能，进一步形成共同理想的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基本的道德规范。所谓育警，是指通过警察精神文化建设，积极培育警察核心价值观念，以科学的理论武装警员，以高尚的精神塑造警员，以正确的舆论引导警员，以扎实的教育训练造就警员，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警员，也就是以教育明其理；所谓励警，就是以远大的理想和先进的英模事迹激励警员，以科学的警察管理和公正、公平的用人机制以及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去激励警员，也就是以激励促其进步；所谓律警，就是要以完善的警察职业道德规范警员，以严明的警察法纪约束警员，也就是以规则导其行，以监督防其变，以惩戒警其迷；所谓悦警，就是要繁荣、发展警察文学艺术，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群众性警察文体活动，努力做到以优良的警察人文环境熏陶警员，以优秀的警察文艺作品鼓舞警员，以多样的警察文体活动丰富警员生活、愉悦警员情趣、陶冶警员情操；所谓强警，就是通过警察文化建设，提高警察组织的软实力，实现文化育警与政治建警、依法治警、科技强警、从优待警的有机统一，从而促进警察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提升与转变。

三、关于警察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

核心理念一般是指一个政党、企业、警察组织及其警察群体等关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规定其发展方向，体现其价值观、使命、愿景、宗旨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人”始终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人既是管理活动的主体，又是管理活动的客体。因此，任何管理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都是依据对人性的一定假设而提出来的。各种管理理论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对人性的理解不同。人类不同时代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则标志着那一时代管理活动的着重点及核心理念所在。质言之，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是我们划分一定管理时代的依据。人类对于自身本质的认识，同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政治”“经济”“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与此相联系，“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则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三种认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管理史，先后经过了“政治人”管理时代和“经济人”管理时代，进入21世纪之际，人类已经进入高扬“以人为本”旗帜的“文化人”管理时代。不仅如此，“以人为本”还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以人为本”是对各行各业具有普适性的管理要旨，自然也应当成为警察管理和警务工作的核心理念。正如美国刑事司法学者霍尔登所言：“执法是一项以人为主、人服务于人的工作。”先进警察文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用文化思维和文化建设来改善、提升警察管理境界和警务工作水平。它对内可以增强警察队伍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对外可以提升警察组织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因此，把“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具体落实到警察文化建设中，要求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警察文化建设和警务改革的社会服务价值取向上，应当坚持和践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利益。我国公安机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执法目的上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在执法标准上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本，在执法方式上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专门机关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近年来，一些公安机关提出的“民本警务”“民意警务”“民心警务”等，都体现了这一宗旨要求。二是在警察组织的内部管理价值取向上，必须始终坚持“以警为本，凝心聚力”的原则，充分尊重广大警员的主体地位，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警员的全面发展，激发民警队伍的潜能，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于中国公安机关来说，就是要求把政治建警、依法从严治警和文化育警、从优待警有机结合起来，全面营造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培养人、发展人、激励人、服务人的浓厚警察人文环境。从根本上讲，以警察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警察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内聚警力，外塑形象”，实现民本与警本的有机统一。当前，中国公安机关全面推动警察文化建设，必须从内外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共同破题：对内，塑造人民警察的精神气质和崇高品格；对外，树立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内外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一方面，大力营造和谐警营文化，满足全体警员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进一步提升队伍素养，塑造良好的执法形象；另一方面，注意发挥警察文化在融洽警民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促进警民关系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察文化建设过程中，把“以民为本”的合目的性与“以警为本”的合动力性有机结合起来，达成警民和谐与警营和谐的统一。

四、关于警察文化建设的灵魂与载体

一、潍水文化与杨家埠文化

杨家埠文化与潍水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兼容并包上。原因在于古潍水地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潍水文化对外包容开放。杨家埠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潍水文化并自成一体。潍水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众多的文化艺术门类，与其开放的地域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潍坊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为杨家埠文化艺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也在杨家埠地区诞生了很多新的民间艺术文化。这些文化艺术类型能够在杨家埠地区生根发芽，正是潍水开放的地域文化所致。杨家埠木版年画在中国民间美术领域能得到如此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三大木版年画产地之一；以及潍坊风筝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产物，却能顺利的“飞”出潍坊，与外界多种文化相结合，不仅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且扩大了影响力。杨家埠文化的传播正说明了潍水文化这一兼容并包的特性。

二、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概说

（一）杨家埠文化理论范式的提出

“范式”的英文为“Paradigm”，源自希腊词“Paradeig－ma”，有“共同显示”之意，由此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规范等意。1962年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博士论文《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但是对于“范式”概念库恩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涵义。在其研究生涯的不同时期库恩对“范式”概念做了各种澄清和总结性的解释，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范式含义的模糊而引起的轰动与争议，《再论范式》对范式的再次说明，到范式的解释学转向，“范式”这一概念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对于“范式”的概念，中国的学者们结合库恩一生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相关的资料文献，对“范式”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即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并使之成为该共同体的一种传统，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换言之，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上产生了许多新事物、新现象，而原来的一些理论却无法解释这些新事物、新现象，即过去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方枘圆凿”的尴尬，这时必须有一种全新的和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新事物、新现象，这就必然导致范式的转变。随着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作为潍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杨家埠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杨家埠文化应以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为契机，充分整合优化资源要素，推动文化资源与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构建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生态保护和谐共存的空间，实现文化资源与寒亭区经济、生态的协同发展。

（二）杨家埠文化范式的载体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不是来自天赋的观念，不是来自头脑本身，而是后天形成的，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恩格斯说：“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同样，任何一种新文化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实践，杨家埠文化的产生也是来自于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生存方式、生活体验，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总结概括形成的。杨家埠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托于其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地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家埠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主要以“杨家埠年画、潍坊风筝、高密三绝（扑灰年画、剪纸、泥塑、红木嵌银漆器、仿古铜工艺、核雕）”等为代表。

一、70年代：聚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其一，语言是活动、是实践、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在雷蒙•威廉斯看来，“沃洛希诺夫的这些努力旨在全面恢复认定语言是活动，是实践意识的强调（而这一强调长期以来一直被削弱，并且实际上也被其自身的那种局限在封闭的‘个体意识’或‘内在心理’的做法所否定）。……沃洛希诺夫认为，意义必然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行为。但要理解这一点，则必须先要恢复‘社会的’一词的全部含义：它既不是指那种唯心主义的化约（即把社会当做一种承袭下来的、已经造就好了的产物，一种‘没有活力的外壳’；认为除此之外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个体的活动），也不是指那种客观主义的设定（即把社会视为形式系统……认为只有置于其中并依据这一系统，意义才能被生产出来）。从根本上讲，上述这两种观念都源于同一谬误———把社会的意义活动同个体的意义活动完全分离开来（尽管这些对立的立场对那些分离的因素各自评价不同）。与那种唯心主义强调所持有的心理主义立场相反，沃洛希诺夫认为，‘意识构成于并存在于符号的物质材料中，这些符号材料则是由某种有组织的群体通过其社会交往过程创造出来的。个体意识依赖于符号，从符号中产生，它也反映着符号的逻辑和规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第13页）”。威廉斯对这个特点的把握无疑是将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语言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其二，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二重性，即“符号既不等同于客体对象及其所指示或表达的事物，也不单纯地反映着它们。因而，在符号当中，形式因素与它所携带的意义之间不可避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至此为止，他还是赞同正统的符号理论的）。然而，这种关系却不是任意性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对这种语言与现实关系的重新解释是建立在“社会语言”的认识框架内的，即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如此，语言一方面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这一点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具有相似性；但另一方面，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又受到了来自社会现实的影响，用威廉斯的话说，“由此可见，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各自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稍稍回顾一下实证主义理论和正统的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又会发现，这种语言既不是对于‘物质现实’的单纯‘反映’，也不是对于‘物质现实’的单纯‘表现’。确切地说，我们所拥有的，是通过语言对于现实的一种把握；语言作为实践意识，既被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所渗透，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同时，由于这种把握是社会性的、持续的（不同于那些抽象的对立：‘人’对‘世界’，‘意识’对‘现实’，‘语言’对‘物质实在’等等），所以它出现在能动的、变化着的社会关系之中。语言言说所来自的、所论及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体’与‘客体’（唯心主义和正统唯物主义的前提就是建立于其上的）这些抽象实体之间所遗失掉的中介性术语”。也就是说，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程度取决于社会现实对语言的影响程度，这正是“语言”与“现实”关系的吊诡之处。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双重性所带来的理论难题呢？威廉斯认为，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语言理论具有了第三个重要的特点：“语言就是这种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就是一种充满能动活力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按照他的看法，这种接合表述的特殊性其实最早已被形式主义所把握。“正是在反对这些消极被动和机械倾向上，形式主义作出了最大贡献———它坚持认为，通过符号进行的表意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化的）接合表述［articulation］”特别注意的是，将语言视为与社会、经验的“接合表述”并非沃洛希诺夫／巴赫金的观点，而是雷蒙•威廉斯所做的理论延伸。“接合理论”（theory　of　articulation）是英语的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伯明翰学派在实现“葛兰西转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这种接合理论意在一方面既描述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形态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还原论（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和本质论的陷阱。这种策略主义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后学”特征（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概念之一”.但是，沃洛希诺夫／巴赫金所强调的重点并非在此。如果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强调的是语言对现实的单向度反映的话，那么，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则将这种关系复杂化了。任何符号，包括符号的内容和形式，都受到有社会组织的人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都受到他们相互作用的环境的影响。为此，他们为社会语言符号的研究确立了三条基本的方法论要求：“

（1）不能把意识形态与符号的材料现实性相分离（把它归入‘意识’或其他不稳定的和捕捉不到的领域）。

（2）不能把符号与从该时代的社会视角来观照的具体形式相分离（而且在此之外它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种简单的物理东西）。

（3）不能把交际及其形式与它们的物质基础相分离。对比这三条原则，丝毫没有雷蒙•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接合”的意思。70年代中后期，威廉斯一方面已经注意到自己所提出的“情感结构”因为各种原因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对阿尔都塞—拉康式的对主体和符号问题的反思的回应压力，《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语言层面转向以巴赫金小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重视正是这种压力下的产物。不过，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威廉斯在此时发表此著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急欲解决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问题有关。因为威廉斯虽然与霍加特、霍尔关系甚密，但他并没有真正参与该中心的学术活动，而且从1961年直到1983年他都在剑桥大学，此后一直待在萨福沃登（Saf－fron　Walden）小镇。不过，威廉斯在此时此刻发表展现其对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关注，足以证明巴赫金小组对英国学界的影响，而威廉斯的态度也可以成为伯明翰学派学人接受巴赫金思想的佐证。

二、进入80年代：赞同巴赫金小组的社会学诗学

1师生互动的IRE/IEF交互模式

在关于课堂话语的研究文献中，一些研究者将师生间三合一的对话序列结构称为IRE，而其他研究者则将其称为IEF。为避免混淆，有些学者区分了这两种交互模式(IRE/IEF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evaluation)，其主要区别在于第三个话轮(turn)在两种序列中的作用。

1.1IRE模式及其局限

IRE模式与IEF模式的类似之处在于二者都由三个部分构成。IRE模式的功能如下:教师通过提问引发互动(I)一个学生对教师的问题作出反应(R)随后教师以诸如“完全正确”“好主意”或者“不、不对”等评价学生的反应来结束该回合(E)。因此教师通常负责回合中的第一和第三个话轮，而学生仅仅参与互动中的第二个话轮。在该模式中，教师作为专家负责主导着互动，并评价学生反应的正确性。教师通过决定谁、何时以及在师生之间发生多少互动来主导学生。教师在IRE模式中控制着课堂上发生的交互数量和类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学生能否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互动和回答是由教师决定的。该模式限制了学生讨论有关课堂主题的自由，并且阻止学生扩展和阐述他们的话语。还有一些研究则显示IRE序列促成了语言课堂中非对称话语模式，阻止了学生管理话轮转换，发展会话主题，协商教学走向等。IRE模式将教师置于教学活动的中心并且限制学生的反应和对讨论的贡献。

1.2IEF模式及其作用

一些研究者对教师和学生之间其它种类的交互模式进行了调查。Nassaji和Wells在考察加拿大的英语常识和文学课堂时发现，IRE模式第三部分的微妙变化，会导致参与全班讨论的学生增加。IEF回合的前两部分跟IRE一致，即教师通过提问引发第一个话轮，然后学生回应是第二个话轮。然而在第三个话轮中，教师不再是评价学生的反应，而是提供一个非评价形式的回馈，如要求学生通过证明或者澄清自己的观点来详细阐述他们的回答。Nassaji和Wells认为传统IRE模式中的第三部分限制了学生以有意义方式对教师做出反应的能力，但如果教师能按IEF模式提供回馈，学生就有更多机会参与讨论，并详细解释他们的回答。他们同时也认为这两种经典模式并不是全对或全错，教师采用的模式是否正确还依赖于互动的性质，参与讨论的人员或者课程的目的等。IEF话语模式鼓励学生和教师处于平等的地位，使师生的课堂交互在事实上更为平衡(学生也可以提问，要求澄清，以及探寻更多的信息)。然而，IEF话语模式依然被研究者所质疑，虽然IEF模式更鼓励学生多发表观点，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形式，且整个课堂并不完全是由IRE/IEF的循环构成。此种模式只是部分揭示出外语课堂互动的结构形式，如据此分析课堂话语，很难了解教师的课堂话语功能。研究者建议应将此结构形式与话语功能结合起来，以更为具体地分析课堂互动，如就引发互动的话语而言，有学者就指出包括发起、认可、评价、评论、提示、导入、提问变换、直接纠错、纠错性反馈、拓展、澄清请求、确认核实等多种类型。

2影响外语课堂话语互动的因素

一、社会文化理论的学科定位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由维果斯基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预示着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上，所有学生参与的语言学习活动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教师处于核心地位，指挥学习活动的实施，因而课堂上很少能观察到互动式教学。加里莫和萨普认为，最有效的教学出现在课堂以外的社会化背景，如员工培训课程、母婴之间的交流等。从这些非课堂教学背景中的“教—学”互动中，教师们不难发现互动教学原则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保证参与性、互动性教学原则顺利实施的最佳指导理论。而教师则可以在教学中设计互动性任务、为学生创建有效的英语学习社会文化环境。值得关注的是，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能够指导教学，如果教育系统中的制度体系不进行彻底的管理模式的改革，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的互动式教学就无法实现。目前社会文化理论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课堂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对正式课堂教学中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理论的策略还在探索当中，尚未成为主要关注点，因此社会文化理论为外语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综上所述，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和当代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全新理念，决定了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为二语习得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二语习得视角下的研究为弥补传统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新的策略，如文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下新型的任务型教学法理念，这给予了外语教学以新的启示，也给当代外语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在国际上以社会文化理论理论指导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笔者希望通过以上阐述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为外语教育的深化改革开辟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