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儒道理念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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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无道则隐”的理论建构

隐士也是士，是士阶层中特殊的一部分。在孔子的思想言论中，隐士有着异常重要的地位。虽然《论语》所展现的思想是积极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孔子也曾做过鲁国的官。可孔子一生只能到处游说，以期实现其胸中的政治理想和主张，大多时间无奈地处于在野状态。美好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在此时能做的是调整和变通自己的理想使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所谓“方以智，圆以融。”孔子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就是其所谓的“道”。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等等，从这里足以看出孔子行为的准则在一个“道”字，是仕是隐，皆因为道。当然如果世道昌平，政治清明，即“有道”，就没有隐的必要了。否则，为了全道，为了守道，为了护道，贫穷是可以的，“乘桴浮于海”、“卷而怀之”都是可以的。这仿佛有无可奈何之憾，但是为了“道”这一最高旨归，也就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与平衡，为那些在仕隐之间难以抉择的士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为的准则。直至整个古代社会的终结，这一仕隐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士人们的选择，拓宽了士人们的内心世界。孔子隐逸文化理论的建立，与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积极用世的热情遭遇残酷现实的坚冰，就诱发了孔子退一步坚守道的选择，隐士文化理论也就产生了。这一理论涵括在他对那些具有“隐士”形迹的人们的褒扬和论赞中。即使是其学生，孔子也毫不吝惜其赞誉之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弟子中被孔子称誉较高的，而颜回恰恰是一个隐士式的人物。把商周之际的著名隐士伯夷叔齐和齐景公的比较更显示出孔子对这类隐士的积极肯定态度，“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可以看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两隐士和贵为君王的齐景公相比，在孔子看来何止云泥之别乎？而且大声感叹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再一次肯定了伯夷叔齐为了自己的志向亦即心中的“道”而付出宝贵生命的强大道德力量。这也和孟子的态度如出一辙，《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所言之“义”正和孔子所提倡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孟子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而且做了发扬光大的工作，其隐士文化理论和孔子也是一以贯之的。如对伯夷的称赞可以看出一斑，说伯夷是“圣人，百世之师也”，且肯定了“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实实在在的道德教化作用。

二、道家“隐士”文化理论的辨析及特质

首先需要指明的一点是，笔者并不苟同《道德经》里有所谓的“隐士思想和隐士理论”的论断。认真研读该书，并无隐士文化的思想内涵。从被引用的最为常见的所谓体现隐士思想的几点言论进行解读就可以看出端倪。“功遂身退，天之道。”一般学者据此作为老子隐士行为的证据，这实有牵强附会之感。老子崇尚“无为”的目的其实指向“有为”，所谓“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也。有学者对此有过精确的论述：“人成功了就应该退身。虽然隐士时常借用道家的名义，但道家的生活方式却不是隐士式的”，“‘身退’并不是引身而退，更不是隐匿形迹，王真说的很对：‘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身退’即是敛藏，不发露。老子要人在完成功业之后，不把持，不据有，不露锋芒，不咄咄逼人。可见老子所说的‘身退’，并不是要人做隐士，只是要人不膨胀自我。老子哲学，丝毫没有遁世的思想。他仅仅告诫人们，在事情做好之后，不要贪慕成果，不要尸位其间，而要收敛意欲，含藏动力。”该论断更可信，无疑更符合老子思想的原型。所以道家对隐士文化理论的建构肇始于庄子。庄子思想部分继承老子而来，也有创新之处。显著不同即是老子的用世思想在庄子那里看不到了，而庄子思想少了对邦国的责任与担当，狂放无羁，无拘无束。有学者说到：“老子和庄子哲学最大的不同处，便是老子哲学几乎不谈境界，而庄子哲学则着力于阐扬其独特的人生境界。”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所以都秣马厉兵，注意招贤纳士。士人群体值此风云际会的历史关头，纷纷施展自己的才华，如苏秦张仪之流，凭三寸不烂之舌坐致公卿，成为一时君王侧目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庄子却采取了“隐”的态度，不与统治者合作，不与媚世者合流，“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逍遥遊》中描述隐士许由的形象：“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对物质生活的需要只不过像鸟、鼠一样，“一枝”、“满腹”而已，借以阐述隐士的高洁品格。这让后世的隐士和研究隐士文化的人找到以下支点：隐士不与无道的政治同流合污，追求自己精神的自由，隐居于自然山水之间，身心和现实世界都保持一定的疏离。

三、结语

儒家因“道”而仕，也因“道”而隐，无论入仕或出世都是为了担当天下大道，成为后世士人在大道不行时另一个选择的先导。孟子所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也是几千年来考察隐士文化时，避不开政治环境这个大前提的原因。虽然隐士的出现不一定非得与政治有关系，但与政治的联系是重要的参照对象之一。庄子追求人生境界和精神的自由与内心的舒适，“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和“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等表达隐士旨趣和抒发内心自由的言论，在《庄子》一书中随处可见。“就薮泽，处闲旷”正是后世所谓“小隐”的滥觞，而“道无以兴乎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又是后世“朝隐”即“大隐”隐士类型的滥觞，故有的学者指称汉武帝时期东方朔的“避世金马门”是该隐士类型的源头，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