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若干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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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亚麟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后现代主义是启蒙运动之后最深刻的一次思想革命。它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整个思维模式、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因此，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理论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以此反观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凸显的后现代端倪。

一、后现代主义的界定

“后现代”一词早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20世纪40～50年代，“后现代”一词偶尔用在建筑和诗歌等领域。之后，它被作为与“现代”相对立的分期概念使用。6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一场激进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影响从欧洲漫延到整个世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是相对而言的。所谓“现代”或“现代性”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孕育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1］P1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崇尚理性，他们要在人与神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中确立人的中心地位，用理性的标准来衡量和解释一切。他们坚信在理性的指引下，人性和道德将会不断地改良和完善，推动人类从压迫走向解放。所以，“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把现代主义视为启蒙的设计”［2］P217。而“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则体现了人类思维迄今为止最为复杂和吊诡的一面。这个“后”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有多种解释。

首先，从时间结构的先后顺序看，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主义之后，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明显要晚于现代主义的话语。有人把1870年以前叫“现代”，1870年以后叫“后现代”;有人认为，“后现代”就是西方文化的当代阶段。因此，后现代主义兴起的标志性年份就应该是1875年;还有个别的看法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成二者的分水岭;更多的人认为应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算起;当今比较流行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其次，从纯粹的字面上看，“后”也有“向后”或“相反”的意思，如此理解，后现代主义就是反现代主义，它要与所有和现代性有关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反其道而行之，否定一切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艺术风格及生活形式。再次，从历史学范畴的形态上看，“后”是指历史的延续性和进步性。它本身就是现代主义向前发展和自然延伸的一部分，有的理论家把它叫做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认为后现代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反传统和异质性特点并不能说明它与现代性的断裂，反而证明了现代性所具有的超越性本质。所以“后现代”就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的现代化，它使现代主义以全新的面孔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其实，“后现代”并不一定发生于特定的时刻，“作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后现代，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只要它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3］。但是，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现代阶段，符合后现代特征的历史事件才成群地出现。因此，仅就这一点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特征

(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

古希腊经历了从神话到逻各斯(Logos)的转变，即从神话到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从讲故事到讲道理，从语词形象到抽象概念的转变。于是乎就有了统治西方哲学几千年历史的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当赫拉克利特第一次使用“逻各斯”的时候，这个概念就成了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逻各斯也指有声的话语，它强调语音的在场和能指的优先，因而也叫语音中心主义。“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一直不停地寻求切近和确切的事务，而语音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精华，被视为意义和所指的载体。”［4］P20这个传统一直占据着西方思想的核心位置，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卢梭和黑格尔，再到索绪尔和海德格尔，概莫能外。他们共同的特点就在于，认为言语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表现语言，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5］P55柏拉图因此而谴责文字对声音的遮蔽作用，认为文字在传递的过程中，可能被理解，也有可能被误解。因为在书写的时候，说者已经消失，不可能直接对听者阐明自己的当时所想。卢梭认为文字的出现破坏了自然语言的纯洁性。索绪尔认为文字只是描述语言的工具，但它却把自己凌驾于口语之上。海德格尔同样表现出了强烈的语音中心主义的观点，他指出:“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因为言谈按照含义勾连其展开状态的那种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方式指向世界的被抛的在世。”［6］P59海德格尔对语音的重视，对在场的推崇，对自我呈现的追求，同样是一种以声音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总之，他们都强调思考或意义与声音的同一，语言是思想的再现，作为声音的语音具有优势。从作为神的真理之声，到卢梭、康德式的良心之声，再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声，都贯穿着西方思考的形而上学历史。

后现代主义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不承认言语能够准确地再现思想与存在。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根本上就是一个虚假的神话。它不过是认识的主体利用语言过滤出来的封闭的存在，并被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给予不同的名称。这个作为真理之声的存在永远“在场”，亘古不变。并且，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等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前者居高临下，处于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后者则是从属和派生的关系。为了打破这个真理的霸道模式，德里达从言语批判，从消解语音中心着手，提出“一切都是书写”的命题。因为在说话的那一瞬间，形式和意义是同时出现的，说的瞬间是意识的一种自我呈现，概念作为能指直接地显现自己，而听的同时理解自我的说，这是一种面对面的沟通。所以，“在场”是交流的核心。书写，若以在场来定义的话，是一种缺失，或者说是间接的在场的还原。但是，它还是一种“踪迹”，踪迹总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掩藏自己而躲避起来，因而不可能有确定含义。它具有一种本源性，并通过读者的解读去不断获得生命和意义。

为此，德里达发明了一个新词“分延”来解构“在场”。“与我们以后所说的分延相比，在者与存在同样是派生的。在‘此在的超越性中’，实体－本体论差别及其根据并不是绝对本源的东西，分延才是更本源的东西。”［7］P234“分延(ladiffer-ence)”来自于“差异(ladifferance)”，二者之间只差一个字母，但“分延”更有解构的彻底性，它将颠覆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因为，在场就是一种现实态，而现实不可能停留在一点上，它传承着过去，也必然向未来延伸。现实态的在场中暗含着过去和将来的因素，无疑就是一种兼及时间和空间的分延。分延是差异的运动。德里达正是用能指的延异和不确定性论证了文字的合法性和优先地位。如果说，语音以其短暂易逝立刻超越了自己，它必定要敞开，指向一个所指的话，那么文字则是纯粹的能指链，是一种无法消除的、与所指不同的东西。在对语音的“听”这种理解方式中，语音的被遗忘意味着意义的在场。“听”就是这种“遗忘能指－让所指在场”本身。但在“看”中，由于文字并不是转瞬即逝的，它的存在将不断地推迟意义的出场。于是乎，文字便成了去“同一化”的“差别”，不断地延宕着那个超感性世界的进场。文字将取代言语，书写能指将取代语音能指，使逻各斯中心主义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

(二)反形而上学和基础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都是基础主义的，最早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和思考。希腊人更是把这种理性的冲动演绎到了极致。基础是起始的、不变的、永恒的，它是万物的本源。基础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之上的。最早的希腊人相信这个基础就在理性之外的世界，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起源于水，他承认了万物有始基，承认了差异中存在着同一性。虽然他说的水是思想中的水，不是物质化的水，但仍然摆脱不了感性的连累，用有限去指涉无限。只有到了巴门尼德，希腊人才通过理性的演绎，实现了存在的本体论转向。也正是在巴门尼德的基础上，柏拉图以其诗人的语言和惊人的逻辑建构了第一个形而上学的王国，把同一性的追求落实到“理念”上。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本质的存在，本质存在于现象之后，正是这种深度意识的确立，才使人们要从现象进入到现象的背后，去寻找隐匿其后的本质。同时，在理念的获得和真理的认识上，柏拉图把感性完全排斥在外，因为人的感性只能把握现象，通过现象获得的认识只能是意见，意见可以因人、因事、因地而异，所以是虚假和靠不住的。只有理性才能透过现象，看到隐藏在其后的本质和真理。这样，柏拉图就把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统一起来，为后来整个西方思想发展的形而上学传统制定了路线图。然而，从19世纪开始，在一系列科学的重大事件中，如量子力学的波粒二重性、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等等，确定性、必然性和唯一性的信念已经遭到瓦解。科学承认了不确定性，承认了偶然性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到来之前，形而上学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了。尼采说巴门尼德的存在是空洞的概念;维特根斯坦更是把所谓形而上学的本体看成是语言之外的东西，反对事物有共同的本质而代之以家族的相似。后现代哲学更是以语言为主题，对传统哲学发起颠覆性的攻击。在德里达看来，形而上学研究的存在“Being”，实际上并不存在实际的指涉;同时，“tobe”总是“tobesomething”，“这个‘tobesome-thing’是可以无穷替换的X，替换显示差异，主词的意义只能在这种替换的差异中显现，而不可能达到一个终极的意义、一个不变的基础、根据和实在”［8］P31。

(三)反总体性和同一性

总体性是后现代主义关注的焦点，也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重点。后现代主义否认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一种总体主义，它用一种总体性的基础和本质吞噬了一切异质性，从而掩盖了现实的差异性、断裂性和碎片性。利奥塔是后现代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提醒人们在面对总体性时，注意差异的重要性，鼓励人们站在差异的一边行动，而反对普遍标准和价值的不公正运用。他认为，总体性和同一性乃是西方哲学的典型特征，它意味着一种话语对另一种话语的压迫，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西方由柏拉图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话，那么，他的总体性构想所表现出来的独裁性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通过所谓正－反－合的辩证法(拉康称之为主奴辩证法)，用绝对精神这个总体剥夺了一切差异的要素。后现代主义就是要在一种不确定性中，突破总体性和同一性的束缚，从而达到拯救差异性的目的。利奥塔还指出，“人们一旦把理念派上规定性的用途，那么必定产生恐怖”［9］P97。因此，要想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向总体性宣战，以保留名称的荣誉，在此，“名称”就是被同一性所消解的相互独立、有血有肉的各种具体存在。

(四)反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是孕育于现代性中，并从现代性吸取养料又试图颠覆现代性的东西。虽然，对于“现代性”的概念，并不是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具有相同的观点。不过，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都在批判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家族性的共识。利奥塔把现代性视为启蒙的“元叙事”。在他看来，现代性的知识英雄总是通过思辨叙事、解放叙事和宏大叙事朝着绝对的真理、理想的伦理、终极的政治以及和谐的宇宙迈进，然而，结果是令人恐怖的，因为谁若以普遍的立法者自居或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和绝对价值，异己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无论是思辨叙事、解放叙事还是宏大叙事都是以压制和排斥为生的。后现代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和世界的不确定性是如此突出，以至于他们不再强迫自己去寻求共识而安于各自的差异，不再执着于超越自身而宁愿在生活的碎片面前流连忘返。

(五)反主体性

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在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并且把求真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把真理问题作为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的基础，只不过在前苏格拉底时代，认识活动的重心还停留在认识对象之上。但是到了柏拉图，随着理性的高度成熟，希腊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认识活动的重点从过去的认识对象转到认识主体本身。并明确地要求以认识主体自身的同一性为基础，进一步把握对象和主体之间的统一。然而，把认识主体的问题放在首位，则是从笛卡尔的主体回归和先验转向开始的。笛卡尔认为，世界本身不能作为哲学的基点。一个本质世界的呈现，在逻辑上必然涉及一个使其呈现得以可能的主体。所以，主体自身认识的可靠性，直接关系到知识的合法性和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为此，他采用怀疑论的方法，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从而开始了西方哲学主体性建构的先河。之后，康德试图把主体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上，但是，一个有限性的主体怎么能够容得下无限的世界呢?所以，主体的绝对化、无限化和先验化也就成了势不可挡的潮流，于是便产生了黑格尔吞噬一切的绝对自我。在康德那里，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自我小于世界的存在，所以物自体的问题就必然存在着。胡塞尔却认为:“只有先验主体才有绝对的存在意义，只有它才是‘非相对性的’”，［10］P58从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从认识之外拉回到意识之内，把柏拉图的灵魂之眼变成了先验之眼。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主体的形而上学构造，反对人类主体的设计，也反对意识主体的存在。福柯在其《生存的美学》中说道:“我确实认为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作为根基的主体，即无处不在的、普遍的主体，甚至非常敌视它。”［11］P219即使有这样的主体存在，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失去了自主性。主体不过是历史性和偶然性的碎片，在压力之下苦闷、彷徨，无所适从，随波逐流。这个世界不存在所谓主体和客体的二分，这个世界根本上没有人和物的关系，只有物和无的关系。

(六)反理性

在上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反叛中，最核心的当属对理性的否定。然而，对理性的审判早在近代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之后就开始了。正当理性主义在科学和思辨的旗帜下达到其空前的成就时，叔本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内省性研究的基础上，以其惊世骇俗的理论向世人宣布，他在思想的背后发现了欲望，在理性的背后发现了本能，从而吹响了反抗理性的号角。叔本华认为，在有意识的理智下面实际上是无意识的意志，一个“勇猛强壮的瞎子，他肩上驮着双眼完好的跛子”，意志才是心灵中仅有的永恒不变的要素和思维的灵魂。叔本华将意志推到了哲学的中心地位，把理性看着意志的工具，彻底清除了康德的自在之物为上帝保留的地盘，他对理性主义传统颠覆性的思考极大地刺激了他的后继者们，比如尼采高调宣扬狄奥尼索斯精神，宣称“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把自浪漫主义以来反理性主义的诉求推向了高潮，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格外青睐，成为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大师直接的理论来源。利奥塔把近代以来作为理性核心内容的科学和叙事对等起来，向科学的独断和权威发起挑战。

在他看来，如果说叙事这种传统知识从事多种语言游戏，兼有多种功能的话，那么，科学只从事一种语言游戏，即“定义指称性”的游戏。而科学一定要被证伪，因为它是历时性的。并且，各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一套规则，它们之间只有相似性而无共同的本质，凭什么科学理性要以“元叙事”自居，对其他游戏行裁判之事呢?科学理性的倡导，原本是为了破除神学的压抑和禁锢，但科学本身又成了新的奴役和宰制，设置了新的“权威”、“中心”和“本质”，这岂不是很荒谬吗?

总之，后现代主义更看重人的有限性，更强调世界的差异性和现象的复杂性，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意义采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态度，但它的不为却自有其为的独特价值。首先是包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以相对代替绝对，以差异代替同一，使人性多了一份费耶阿本德式的理解和宽容，面对未知世界和思想的他者，不再固执于普遍性的诉求。其次是推新，因为新思想的诞生离不开异见的存在，离不开对他者的倾听，更离不开对不断变化的事实的解读。就此而言，尼采是对的，试图一劳永逸地把握绝对真理是弱者的表现，人对真理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