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连续体理论认知历程与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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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澳大利亚的诞生在世界各国档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也不例外。早在20年前，创制于澳大利亚的文件连续体理论就已经漂洋过海进入中国档案学者的视线，并在中国档案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一批本土化研究成果。我国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并非一种复制过程，而是结合中国国情、掺杂主观加工色彩、具有创造性的认知过程，本文将文件连续体理论在中国引入、传播、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理解和阐释称为理论中国化认知。从理论引入初期迄今，中国档案学界对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认知情况的讨论接连不断，学者们从理论中国化的认知现状[1][2]、认知过程缺陷[3][4]、术语翻译问题[5][6]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批判，极大促进了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发展。然而，目前有关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认知情况的研究只是基于文献阅读或学术经验作感性描述，或对理论认知不够深入，或仅从某一角度展开讨论，研究深度和系统性不足。因此，本文将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对相关文本深度分析，考察和审视文件连续体理论从21世纪初至今的中国化认知情况，以系统呈现我国档案界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现状，基于此总结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特征，以期帮助学界正视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问题，并为其他西方理论中国化研究提供思路借鉴。

1研究设计

1.1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质性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常见的质性研究方法，它是用于分析质性文本数据的方法之一。与传统内容分析法不同，它不再局限于显见的文本内容或量化分析，而是依赖阐释学的传统理论，通过诠释、分类和分析来完成编码，其中的文本理解和诠释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在传统内容分析中的作用。[7]本文拟通过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相关文献和专著的反复分析和诠释达到识别认知现状的研究目的，类目名称和编码数量历史性变化则能够反映理论认知的历程和特征。由初步文献检索结果可知，中国学者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研究集中在档案学专业内部，故从档案学学术论文和专著入手考察我国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认知过程和现状。国内至今仍未形成对“records”译法的定论，故在检索国内文献时以“文件连续体”“档案连续体”“记录连续体”三个检索词在CNKI、维普、万方等数据库中分别进行主题检索，检索时间为2021年1月13日。经去重和筛选，最终得到相关文献156篇（包括138篇期刊论文、14篇学位论文和4篇会议论文），相关专著16本，时间范围覆盖2000年至2020年共20年。每篇期刊论文或会议论文单独形成为一个分析单元；对于学位论文和专著，只选取其中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有关的章节作为分析单元。

1.2数据分析方法。质性内容分析过程是非线性的，往往有重复和反馈的步骤，研究者逐步分析数据形成类目、修改类目的阶段是分析过程中的重点。具体而言，质性内容分析过程包括：①开始分析文本，给重要文本段做标记、写备忘录；②创建主要的主题类目；③初始编码过程：使用主类目对现有数据进行编码；④编录归属于同一主类目的所有文本段；⑤界定子类目；⑥二次编码过程：使用详尽的类目系统编码所有数据；⑦基于类目进行分析，呈现研究结果。[8]在类目构建方面，对文件连续体理论认知观点进行类别划分可以借鉴国内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综述的相关结论，因为文献综述的工作之一就是归纳已有研究中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也就是从整体性的角度对主要认知观点进行宏观概括。据此，参考和整合相关研究综述的分类观点，并结合笔者的前期研究经验，概阅所有文本后初步设置了四个主类目，分别是“理论形成”（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起源与演变过程）、“思想内涵”（文件连续体理论及其模型的概念、性质、内容等基础内涵）、“理论应用”（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应用方式、思路或场景）和“延伸思考”（中国学者对理论的主观认知和思考，如理论评价与发展）。前三个主类目分别指理论的起源与演变过程、理论及其模型的思想内涵、理论的实践应用，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理论研究的各个层面，“延伸思考”则是中国学者在进行理论中国化研究时除了理论本身研究之外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如对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其中同样体现了研究者对于理论的理解和思考。构建出主类目后，再采用推论-归纳的类目构建方法，根据主类目从数据中寻找相关内容并大致加以概括，归纳式地建构子类目。随着文本分析和编码工作的开展，在主类目下不断有新的子类目形成，笔者根据知识经验将主题相似的子类目进行合并归类，并在此过程中重复思考和检查子类目的合理性和互斥性。例如，“思想内涵”主类目下包括“文件连续体模型”“连续体概念”“理论性质”“理论基础”“实践内涵”“其它”等8个一级子类目和27个二级子类目。子类目基本定型后，展开二次编码。最后对所有类目进行纵向时间和横向主题的分析，呈现分析结果。文本编码和类目构建过程主要借助MAXQDA软件来实现。根据上述方法，最终共形成19个一级子类目、52个二级子类目、1158个代码。

2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认知历程

从纵向时间视角来看，分析样本的年度分布图如图1所示。年度分布图直观描绘了我国文件连续体理论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自2000年第一篇相关文献发表之后，发文量一直呈波动上升的趋势，直至2007年，学界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讨论逐渐白热化，发文量达到顶峰；随后热度降低，发文量逐年下降，进入低谷；2016年之后，学者们开始了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新一轮讨论。结合各个时间段的学术背景、代表研究者与研究特征，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认知的发展脉络可大致划分为理论引入与争鸣（2000年至2006年）、理论吸收与应用（2007年至2016年）、理论批判与发展（2017年以后）三个阶段。结合这三个时间段对相关编码进行频次统计，可以看到不同时间段内子类目频率的变化，从而总结出我国档案学界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认知历程。

2.1第一阶段：理论引入与争鸣阶段（2000年至2006年）。本阶段包括56个分析样本，共有323次编码，涉及31个二级子类目。本阶段虽然样本量不在少数，但析出的二级子类目数量最少，说明该阶段的研究主题较为单一，正处于初始阶段。2.1.1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初步引入。21世纪伊始，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办公自动化普遍应用，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记录产生于电子环境中，电子文件的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管理思想成为档案学研究的新课题，在电子文件时代应运而生并广泛影响西方世界的文件连续体理论自然引起了中国档案学者的关注。2000年，张宁编译了《电子文件保管模式之争》一文，其中首次将“recordscontinuumtheory”译为“文件连续体理论”引入中国，此文指出“文件连续体”是“档案文件管理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文件连续体思想与电子文件分散保管的要领紧密相连，体现了前端控制思想。[9]2001年，张宁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上提交论文《文件连续体理论之比较研究》，该文揭示了文件的结构化过程，并对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异同展开比较。[10]安小米的《文件连续体模式对电子文件最优化管理的启示》一文基于原始英文文献对连续体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探究了文件连续体模式最优化管理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子文件最优化管理的框架。[11]该文中的内容在此后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中被大量引用，它的发表一方面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档案学者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打开了在电子文件管理领域应用该理论的大门。可以看到，早期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与电子文件管理研究是分不开的，随后，文件连续体理论被作为理论基础初步应用于电子文件鉴定[12]、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13]、电子政务[14]、文档一体化[15]等研究中，成为电子文件管理领域的“理论支柱”。2.1.2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早期质疑与批判。在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积极地引介和推广之外，还有一部分观点对理论内涵持质疑和观望态度。这一阶段对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理论所指的电子文件运动无阶段性（即不同阶段之间没有明确界限）的批判。一方面，许多学者坚持认为电子文件的阶段性不可磨灭，从根本上否认了文件连续体理论中“文件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同时具有了多重价值”的论断[16]；另一方面，有的学者即使接受了无阶段性的论断，也提出了其背后的其他问题，如它混淆了文件各相关主体间的义务、责任、权限[17]，不利于更加细密地研究文件运动[18]等。其二，对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的质疑。文件连续体理论刚引入我国时，文件管理的对象仍以纸质文件为主，因此，这一被认为是针对电子文件管理的理论在适用性方面受到质疑，如有学者指出，用从文件形成到文件作为档案保存和利用的连贯一致的管理方式来要求纸质文件的管理是不现实的，[19]必须将文件与档案系统有效地衔接起来，否则文件连续体理论只能是一种理想。[20]2.1.3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探讨。在文件连续体理论引入早期，对于理论本身的介绍，除了张宁和安小米之外，仅有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和结构化理论背景，[21]而更多的学者则将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提到的另外一个议题：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以及“孰优孰劣”的比较。由于文件连续体理论对被我国档案学界奉为圭臬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产生了挑战，彻底推翻了文件流转过程的单一线性模式，因此，在引入初期，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比较研究几乎占据了整个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的半壁江山，众多学者皆围绕此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22][23][24]对该理论的评价毁誉参半，取代论、补充论、兼容论、互补论、并行论等观点不一而足，且相似的观点被反复讨论，产生了一大批重复性研究成果。在二者关系比较讨论的基础上，以何嘉荪为代表的文件运动理论建构者借鉴并吸收了文件连续体模型的基本内容，开发了由轴、维、域三个结构要素组成的文件运动模型，[25]这是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此阶段内关于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关系辩论的文献占据大半，且对于该问题的（重复性）讨论一直断断续续地维持到2010年左右，可见学者们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印象和认识是极具争议性的。不过好在2006年出版的经典教科书《档案学概论（第二版）》为这一棘手的问题统一了答案：“文件连续体理论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时代的补充和发展”，[26]这一官方回答基本采纳了“补充、修正”的说法，[27]较为温和中庸，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场激烈的学术论战。

2.2第二阶段：理论吸收与应用阶段（2007年至2016年）。本阶段的样本量和编码量都属三个阶段内最多，包括78个分析样本，共有498次编码，涉及45个二级子类目。值得注意的是，本阶段对理论批判、结构化理论、连续体概念等主题的关注度有所上升，这说明除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关系研究的相关主题之外，我国学者开始关注连续体理论本身的思想内涵，并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2.2.1文件连续体理论内涵理解的分歧。经过理论的初期引入与激烈争论之后，文件连续体理论对于我国文件与档案管理实践的意义基本受到认可。2007年以后，在继续“温和地”争论两个理论关系的同时，逐渐有学者回归到对文件连续体理论本身的关注上来，这种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理论内涵的透视，即再次对理论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梳理和论述，如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定义及基本内容、理论基础、文件连续体模型解读、特点、意义、进步性、局限性等，[28][29][30]但多数是基于国内前期成果泛泛而谈，总结性和重复性研究成果普遍。其二，对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质疑，即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基点、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的批判，[31][32]然而这些批判性观点当时未能引起其他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可忽视的是，虽然此阶段对文件连续体理论内涵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观点，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彻底的认识。学者们对文件连续体基本内涵的解读视角不尽相同，可归纳为三种派别：第一，文件运动视角。此视角多见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运动规律相关研究中，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全方位地揭示了文件运动过程、规律和特点。[33]持此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文件连续体描述的这种多维运动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电子文件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比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具生命力。第二，文件管理视角。此视角主要关注理论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实践中的应用，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各要素能够对具体业务实施管理工作[34][35]。因此，许多学者将文件连续体理论归为“操作层理论”或“具体的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第三，思想本质视角。此类视角较为少见，它着眼于理论背后的思想本质，基于后现代主义和结构化理论点明了理论更深层、虚拟化的思想本质，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36]而非对于文件运动和管理的解释意义和指导意义。可见，三种视角的理论解读见仁见智，未成共识，甚至在理论定位的问题上存在冲突。2.2.2文件连续体理论在应用型研究中的滥用。与此同时，受学术界研究热点和实践界理论需求的影响，学界高度认可理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在认可该理论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化应用研究。一方面，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文件连续体理论对于电子文件管理、科技文件运动等研究的“理论支柱”地位被进一步强调[37][38]；另一方面，文件连续体理论被应用于某些具体类型的档案管理实践中，如企业档案管理、人事档案管理、核电文件管理、信用档案管理等等。但此类研究多而泛，对理论内涵的介绍十分粗略，且基本雷同。此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的特点在于，关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作为根基的理论阐释未能触及理论本质和深层内涵，质疑声音较多，导致这种发展并不稳固，所以此阶段学术成果质量不及上一阶段，理论在档案管理实践研究中被滥用了，因而产生的学术影响也不温不火。在下一阶段，也就是现阶段，我国档案学者明显已经发现了这个根本性问题，即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实践应用必须建立在全面清晰地认识该理论的基础上。

2.3第三阶段：理论批判与发展阶段（2017年以后）。本阶段覆盖的年度较短，因此包含的样本量较少，但未来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共包括38篇文献，形成319次编码，涉及49个二级子类目。虽然本阶段的文献量和编码量都不及前两阶段，但形成的二级子类目数量最多，这表明该时期的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已进入相对多元化的阶段。这种多元化直观地体现在新增的二级子类目上，如“社会记忆”“数字管理”“主体多元”“管理系统”“参与式档案管理”等。这与第一阶段的二级子类目相比有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多元化内涵，对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具体应用的讨论也持续深入，说明我国学者对理论认知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明显加强。2.3.1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的国际视角。国际档案学术交流的日益深入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背景和平台，我国学者逐渐扬弃前两阶段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积极借鉴文件连续体理论发源地澳大利亚和其他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转向国际视野下的理论重新审视和发现，从理论定义等基础性问题开始正本清源，形成了一批具有批判性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对理论名称的翻译提出质疑，也有学者基于丰富的外文资料重新阐释理论本身的各个方面，尽力弥补早期研究中理论认识性研究的缺位，例如，一些学者在细致研究吉登斯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结构化理论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影响，从理论基础入手重新解释连续体思想[39][40]等。与此同时，随着文件连续体理论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一部分学者紧跟国际研究的步伐，开始关注理论对世界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作用，并积极寻求其中可借鉴的有益部分，如冯惠玲等通过梳理国际档案界匹兹堡模式和哥伦比亚模式的争议，指出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档案后保管思想具有深层的契合[41]；周文泓、杨帆等聚焦于理论在国外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探讨了基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数字连续性计划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中的定位和规划，并由此提出对我国数字连续性和信息治理的启示[42][43]等。2.3.2文件连续体理论本土应用的多元化。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本土应用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鲜观点，文件连续体理论不再是电子文件管理和文件运动规律的“专属”理论，而是被应用于一系列创新型研究中，如“第五维度理论模型”[44]、社会记忆建构[45]、数字档案资源社会化开发模型构建[46]、区域政务微博全生命周期管护与开发[47]、国有企业境外档案管理[48]等等。可以说，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应用价值在这一阶段得以进一步扩大。虽然此阶段时间跨度最短，但产出的学术成果的质量和深度都优于前两阶段。至此，我国档案学者们纷纷摆脱电子文件管理和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局限，在更广阔的领域探索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潜力和可能性，并正在向着深入、创新、多维的研究趋势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先前研究中的视角和观点已经随着十余年来的档案学教育和知识传播先入为主、深入人心，而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在萌生和传播过程中，还未被普遍接受，文件连续体理论对我国文件与档案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作用尚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3文件连续体理论中国化特征

上述文本数据的分析反映出我国档案学界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中国化认知历程和认知现状，总的来看，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特征。

3.1理论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此消彼长。无论在哪个阶段，关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理论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始终并存。很明显，理论型研究在第一、第三阶段热度较高，第一阶段为理论引进的初始阶段，自然需要对理论进行解释，但此时学界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全方位阐释理论本身，而是转向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关系研究。第二阶段的理论型研究多为泛泛而谈，未能形成代表性观点，也未对理论内涵形成一致认识。第三阶段的理论型研究则卷土重来，学者们的讨论回归到理论本身，与国际文件连续体理论研究近趋一致，且具有一定批判色彩，极大提高了理论中国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比之下，有关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应用型研究则以第二阶段为主。第二阶段延续了第一阶段的理论定调，“电子文件管理理论”成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公认定位，理论在电子文件管理领域的应用成为热门话题，但造成了理论滥用，似乎冠上“电子时代”的帽子，所有类型档案的管理都可套用文件连续体理论加以解释。第三阶段的应用型研究虽然不多，但已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说明学者们对于理论的宏观性、时空性、建构性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这是学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型研究的可喜结果。

3.2理论显扬与理论批判并存。从前两个阶段来看，我国对文件连续体理论的评价褒贬不一，且不同观点的两极差异极大，认知态度十分矛盾。第一阶段的理论支持者也是其积极引介者，他们以电子文件管理为理论研究阵地，宣扬理论在电子时代的诸多优越性；而理论批判者则从当时的中国国情出发，认为它不适用于纸质文档的管理。诚然，这些观点都最大程度地切合了中国档案管理实践，有其合理性，但是，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判者，都未能全面认识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宏大时空意义，即它既适用于纸质时代也适用于电子时代，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第二阶段理论认知态度的矛盾则体现在，一方面，学者们对于理论内涵的分歧持续不断，且对过往理论中国化研究成果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这就意味着，在理论内涵未解释清楚的情况下直接开始了对理论应用的讨论，理论的应用逻辑不够明确，可能导致理论的实践效力不足。而在第三阶段，虽然文件连续体理论相关讨论不像第一阶段那般火热，一些争论也看似尘埃落定，但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繁荣的背景下，理论反刍和知识考古成为我国档案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话题，文件连续体理论本土化研究批判、理论重新审视、理论多元化应用等研究主题持续发展。在此阶段，无论是理论显扬还是理论批判，都摆脱了囿于中国语境“自说自话”的限制，学者们从国际视角全面地认识理论的内涵和应用前景，秉持着更为科学、严谨的批判性理念重新与理论对话，形成了一种相对良性的研究氛围和环境。

作者:吕文婷 单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