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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很多帮扶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无论从生活水平还是生活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乡镇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甘肃中部地区农村自来水管网普及率高而污水管网普及率比较低,有的地方甚至仅有自来水管道,而无污水管网,所以并没有将产生的生产、生活污水进行系统的处理,如考虑铺设污水管网收集农村污水以城市生活污水方式进行管理,那将会是一项耗费财力、物力的庞大工程。通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村民配合意愿的相关研究,总结得出农村污水集中处理农民配合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如何提高农民配合意愿。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生活污水;公共产品;农民配合意愿
1绪论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很多帮扶政策使得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无论从生活水平还是生活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0%以上,但对于分散式污水配套治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在甘肃省农村还处于经济较为落后的程度,污水处理没有形成系统化,农村农户家庭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就近水体中,不仅对农村河流有污染而且浅层地下水也可能受到影响,农户无法使用。甚至对庄稼产生影响,污水污染了庄稼,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在我国农村污水排放方式是明渠和自然沟排放,而一般洗涤污水就地面直接泼洒,如此随地排放的污水致使夏季蚊虫滋生,引发疾病传染[1]。通过径流和渗流,生活污水进入附近的河流湖泊,致使河流湖泊富营养化以及污染地下水。如考虑铺设污水管网收集农村污水以城市生活污水方式进行管理,那将会是一项耗费财力、物力的庞大工程。在人口相对分散的农村里,生活污水十分不便于收集处理。如果进行农户家中自行处理并回用的话,投资将大大降低,但这种方法有效地实施建立在较高农户的配合意愿上。
2农户配合意愿的研究
2.1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特点
研究农村公共产品国内起步较晚,国外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2]。主要以农户需求特征以及农户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条件和如何提高供给效率为关注点,在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方面也有所研究[3]。如有学者研究缓解农村落后的医疗供给,提出了“公民自主参与计划”;还有学者自发组织实践并讨论“公-私合作公共卫生组织”。该组织对参与者通过例会形式进行协调,而且实施后当地民众不仅获得较好的医疗服务,而且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方面给政府财政极大的缓冲。也有对中国非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有学者研究过渡体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政府通过对与农村社区发展密切关联的团体利益履行职责,而在这些团体中获得道德权威。在公共产品的供给率上借助这些团体的力量得以改善,可以将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保持在最低需求之上,短期缓解了村镇一级的供给压力。研究指出,尽管通过这种非正式的体制,农民和政府都可以获益,但服务范围有限仅是村镇一级,在更高一级的区域内无法产生较好的效果。
2.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配合意愿的分析研究
假说是以理性和非理性为观点的,研究农户行为的经典假说有韦伯和波耶克所坚持的农民行为非理性说和恰亚诺夫等人坚持的农民的生存理性[4]。在以上假说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提取整合了农民行为非理性说和农民行为理性说,提出了综合性假说,从经验层面在社会变迁等方面的背景下将生存境遇和制度进行特定化,分析了农民经济行为[5]。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假说,都在限定的时代前提特定情境出发,对农民行为进行内在逻辑的研究。期中配合意愿为研究的内容中的一个环节,假设不同也所反映的含义也不同。(1)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行为理性假设下的配合意愿。首先假设人是理性经济人,亚当•斯密在假设基础上提出人的任何行为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代价最小化而获取的经济利益最大化[6]。这个假设条件下农民所做出的选择都是出自己代价和利益最最优化下的理性选择。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农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无论何种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都可认为是理性的,基于以上理论依据构建了新的分析模式进行农民行为分析,分析了政策层面以及农民生产行为的关系,分析了农民行为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后发现政策制度、所处区域市场化程度大小以及农民经济收入水平影响农民经济行为外,心理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这种假设条件下,污水治理的推广,在农民的生产生活中会造成一定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不进行污水治理,并且世世代代的排污方式也没引起大的污染问题,对于治理与否关注度低,种种考虑,不参与污水治理将理性选择,对于农民而言。(2)在公共产品供给中不完全理性假设下农民的配合意愿。经济理论另一个学派对提出了与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的观点。那就是新制度主义学派提出人的环境和认识能力影响理性选择。该学派的主张者认为,人的选择不会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行为决策主要以“满意”为标准,由此可见,人的选择行为是不完全理性。有学者对农民的经营规模通过不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进行解释,认为缺失的产权和不稳定的使用权使农户所经营的土地面积不断下降以及总体经营规模逐渐缩减的原因。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有限理性”选择实质是在特定的制度、生活习惯等条件下以“满意最大化”为前提进行的可实现的选择,农户更多考虑的是自己在生活生产时所选择的产品和服务对于自己的影响,还有研究者提出由于农户所接收的信息的不完全也会导致在选择过程体现出有限理性的选择。如污水治理项目前期政府宣传过程宣传的内容过于专业达不到普遍理解接受的程度,农户没有很好的掌握全面的信息、当一些成本原因导致在污水治理过程中向农户收取部分费运,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农户在污水治理项目的配合意愿,使得农户在污水治理项目中不愿主动配合,配合意愿低。换句话说就是要农民支付不必要的费用,来改变现有稳定的生活状态,对农户的生产生活都有影响,根据“满意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农民肯定是不选择污水治理。(3)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假设非理性条件下农民对的配合意愿。很多研究农民生存论的学者。他们提出家庭最低消费是农民主经济行为的前提条件,这种维持稳定现状的选择、不以最大利润为追求目的的选择属于不理性选择,农民宁愿放弃那些收入回报较高但同时也有较高风险的策略而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保守策略,此种选择取决于农民的生存导向[7]。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农民非理性的行为将会产生负效应影响环境,没有关注到效益发展的到长期性和整体性,将来土地的生产力会受到影响,大气、水环境质量都会受到不利影响,甚至对农业经济的长期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从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当可供农户选择的方案不唯一时,农户以方案对家庭效用大小为前提进行选择,这便是农户的理性行为[8]。狄瑞珍以农户的生产选择行为与劳动力配置行为为例,分析了农户行为的理性呈现出的复杂性。狄瑞珍认为外界的环境因素都会导致农户的不同行为,外界环境因素包括多个方面如经济发达水平、经济制度、农户的文化程度、农作经验等。要更好地解释农户的行为,以行为产生的原因为切入点。
3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项目中村民配合意愿的研究理论
3.1农村分散式污水公共产品供给情况
农村污水集中收集处理之所以属于公共产品,其依据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污水收集处理费用主要由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承担的。我国已如此,由政府承担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是环境管理的重点一直在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处理方面,而忽视了农村和农业水环境污染治理,现状是农村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与农村环境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的矛盾愈演愈烈[9]。
3.2农村分散式污水集中治理项目农户参与配合意愿影响因素
有些学者研究了微观主体的缴费意愿会影响到农村分散式污水集中治理收费制度的改革[10],缴费意愿受到居民收入状况和环保宣传力度的影响,而地区性因素和居民个体特征因素对缴费意愿的影响不显著[11]。周井娟曾以世行宁波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为例,研究农村分散式污水的处理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农村污水处理没有形成系统化,农村农户家庭将未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就近水体中,不仅对农村河流有污染而且浅层地下水也可能受到影响,农户无法使用。甚至对庄稼产生影响,污水污染了庄稼,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有显著的正相性。唐娟莉等学者分析发现,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度影响农民对该公共产品的满意度。邓正华等分析得出农户的满意度也是有次序性的,因为经济的进步农户的需求的层次性会有阶段性变化,长远来说,如何提高共产品供给率,是今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的方向。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行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新思路。对于生活污水处理公共产品在环境政策规划中公众环境行为十分重要,因为生活污水的处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污水的收集处理,二是再生水的再利用,那么政策是否有效,公众的配合很重要。邓正华等人也提出,农户的环境感知属于自发性意识,农户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出自于自觉性,这样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很重要。可见,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配合度与自身的环境感,环境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4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内外学者研究较多,一般从农户的选择,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展方向上做了很多的讨论,有的从宏观角度和国家层面进行研究的,有的基于农户角色本身需求进行研究,有很多思路适合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但对历史沿革关注度过多,视野范围小仅停留于现状问题,建议措施也是在宏观角度出发,对于具体问题略显不足。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具有长远的意义,因为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无论现在对农村公共产品持有怎样的态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接受度及满意程度都会提高,正如农村分散式污水的收集治理,如何在政策的导向下做到真正受惠于民,同时农户自发环境感的提高,对农村分散式污水的收集治理的与配合意愿也会提高。
作者:万家秀 石振华 单位: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