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教育规律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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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及其认识误区

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故事怎样讲述才能为儿童喜爱并乐于接爱，真正发挥其教育作用，这是美国作家萨克的儿童小说《讲故事的人》[1]所关注并讨论的。小说刻画了两个讲故事的人。其中一个是姑母，她带着三个孩子去旅行，闷热的地铁，单调的旅途，无聊的谈话令人窒息。孩子们骚乱不安，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姑母给孩子讲起故事。她讲述的是一个好心的姑娘，有慈悲之心，与每一个人都相处甚好，后来姑娘遇上一头疯牛，被人营救出来。故事结束后，孩子提出疑问：“要是她的心眼不好，他们就不救她了吗？”姑母难以自圆其说，说：“哦，会救，但是我认为他们要不是那么喜欢她，他们就不会跑那么快。”这时车上的一个单身汉，刚刚释放的囚犯，他认为姑母讲的故事并不成功，就给孩子们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心眼好的女孩，好得没法说，好得吓人。她赢得了好多奖章，第一枚是因为听话，第二枚是因为守信，第三枚是因为善良。因为获奖所以被特许到皇家园林。园林没有鲜花，没有羊，但是有猪，有鱼有鸟，女孩庆幸因为获奖才有机会观赏这些平时看不到的奇景。正当这时，凶残的恶狼溜进园林找小猪充饥。女孩吓得躲起来，狼嗅到女孩的气息，但苦于找不到，只好离开。女孩吓得发抖，就碰响了因为善良和守信而得到的奖章，狼猛扑向灌木，拖出女孩，将她吃得一干二净。小猪幸免于死而女孩死了。

三个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并且不断提出一些问题。故事结束后，姑母提出了抗议，认为那是：“一个最不适合讲给孩子听的故事，你把我几年来对孩子教育的结果都给毁了。”[2]而囚犯则认为姑母的故事愚蠢之至，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还如何教育他人？萨克的儿童小说提出的问题一直是儿童文学理论家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应给孩子讲述什么样故事？儿童故事应如何讲述？儿童文学应该是为儿童所理解,所喜爱并且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学作品。但是讲故事人的主观意图与客观的实际效果是否一致，成人评价与孩子的认同是否有差异？如何在两者当中平衡？姑妈的故事试图通过好人有好报的结局让孩子养成诚实，善良的美德，同时也表达了说故事人的美好愿望，从审美习惯上看，大团圆式的结局符合人的审美习惯。但是这个故事的效果如何?就是讲故事的人都感到难以自圆其说。更不用说打动孩子，对孩子发生影响了。囚犯的故事是悲惨的结局，从情感上看,这是我们所不愿接受与正视的，然而，它毕竟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它使得我们看到了现实人生的残酷性,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难以意料。生活的复杂多样让人们不得不从中反思，包括对美德的反思。故事中，美德带来荣誉骄傲的同时也带来了生命的危险，甚至要了孩子的性命。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美德,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样会发生转换。在人人所称誉的美德的背后，也有来自对人性的压抑和对本能的压制，使个体丧失主体能动性而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姑妈之所以会反对囚犯的故事,原因在于她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存在认识误区：首先，她把教育与说教等同起来，把教育作用狭隘化，简单化。教育并不是道德教训,不等于说教。说教,在本能上情感上引起反感，是乏味的苦涩的。教育是一种熏陶，在感动得到启发,在审美的愉悦中获得体悟。其次她把教育作用等同于道德的伪装，回避人生现实，回避人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关于这一点儿童文学评论家黄衣青早就告诫人们：“我们必得告诉他们，世界上有许多病菌存在着:苍蝇的脚,带着无数的传染病菌；蚊子的嘴，除了吸血外还在实行介绍疾病的工作，为求身体的健康，我们无时不在和病菌斗争着。如果要使他们生存在这个离不开它的社会里,健全的做人，那么这个本来已有毒菌存在的阴暗面,就不能不告诉他们的，否则他发现书本与他生存的现实社会格格不入，会觉得书本对他失却了真实的报导和真理的揭示而感到死亡，以致会因不能适应而感到失望,手脚无措。”[3]讲故事人的愿望、责任心以及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都直接影响到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发挥。

二、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与探索

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远古时期到晚清末年，这是把儿童文学视为道德符号,强调其对伦理道德养成作用的时期。中国是文明古国,对于文化的重视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儿童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二十四孝图》等。以《二十四孝图》例，在《卧冰求鲤》、《孝感动天》、《埋儿奉母》等故事中，儿童实际上就是一种孝道的符号，在这个道德符号的身上，作为孩子遭受到不公正待遇时的心理感受和悲苦之情世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且当孝道与孩子的存在形成矛盾时，孩子就成了孝道的牺牲品被推上生命的祭台，“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在这样一种儿童观的支配下，作为个体生命的儿童常常被人们忽视，儿童期没有被看作人生的重要阶段而给予精神上文化上的应有重视，整个社会尚未发现“儿童”。第二个阶段,从晚清末年到之前，这是把儿童文学作为强国健民的载体，突出其开启民智作用的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认为小说的作用在于开启民智，而民智的开启不是一朝一夕就养成的，需从儿童做起。他于1898年就在《清议报》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到了儿童文学的意义。这就成了他认为儿童文学必须迅速发展的理论依据。[4]他的《饮冰室诗话》第77则写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同时他还创作了《爱国歌》、《黄帝歌》、《终业歌》等富有教育性的儿童诗歌，“国旗赫赫悬当空，华旭照黄龙。国歌肃肃谐笙镛，汉声奏《大风》。借问仪式何其隆？迎我主人翁，于乎！今日一少年，来日主人翁。”[5]

这首《终业歌》抒发的正是同学少年相互勉励，奋发前进，争做国家主人翁的激情。1903年4月6日由上海爱国学社创刊的《童子世界》[6]，其办刊宗旨：“故本报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童子世界》是日报报名，旁画着一个儿童手举龙旗，跨在猛狮上飞腾驰骋。这个画面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期盼。儿童文学要承担起强国爱民的爱国主义教育职责。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定位于开启民智，培养爱国情怀的文学视野背后，是对中国处于列强帝国欺凌下的强国强民之梦的向往，是对少年中国的期盼，它渗透着有识之士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焦虑感。第三个阶段是至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把儿童文学作为人的解放的载体,强调人性尊重与平等时期，以周作人等为代表。五四前后，思想解放运动悄然兴起。与思想解放和个性觉醒的时代呼声相应答，儿童问题受到社会关注。当时《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也擂鼓助阵围绕儿童问题展开讨论。周作人的《儿童问题之初见》阐述了儿童发展与一国兴衰的关系，周作人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关注同样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危机感。不仅如此,在时代先驱者心中儿童还是将来“人”的萌芽，他们应该有理想幸福的新生活，他们的天性应该得到自然的发展，他们的存在理应受到社会的关心和尊重。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发表《儿童的文学》演讲时指出：“以前的人对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孩子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我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活上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们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的自己内外两面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年的生活一方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准备，但一面也就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的生民之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7]在这里周作人对将儿童误认为缩小的成人观进行批判。从自然科学发展观，从人的发展进化划分阶段，从思想解放人性的全面解放提出儿童应该有其独立的生活。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他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他的儿童本位主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儿童观人性观,所以他认为对于儿童的教育应当依了他内外两方面的生活的需要,适当其分的供给他,使他生活满足丰富。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他以此为标准,对儿童文学的现状做出评价,指出:“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未发现,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然市场上摊着不少买给儿童的书本。”[8]将儿童的文学与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区分开来,表明了周作人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独特看法。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的目的,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商人的盈利需要,一个是成人的道德教训及主义的需要。而儿童的文学的教育作用应当建立在人性的自然发展上，顺应儿童本性。他曾借用麦克林托克的话,表明自己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的认识：“小学校里的文学有两重重要的作用，一是表现具体的影像，二是造成组织的全体，文学之所以能培养指导和唤起儿童的新奇的兴趣与趣味。”[9]周作人从人性论的角度,从人人平等角度来看待儿童生活,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看到了作为个体的儿童的精神生活的独立性，把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从伦理道德,政治的依附中独立出来,这是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第四阶段,新中国建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将儿童文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新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时期,强调其对新生活的礼赞和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这种观点集中的体现在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10]和何思德《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等文章里。[11]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新政权建设过程种中，发挥着重要的工具作用。“社会主义新人,不仅是新生活的继承者，而且是新生活的创造者,更是伟大事业的建树者。他们必须健康活泼，勇敢机智,富有文化教养和科学知识，富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劳动机智和创造才能。”[12]

儿童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培养儿童成为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有力工具。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都应该继续严格的遵循党对培养教育下一代的指示，根据文艺理论思想进行创作研究从事理论研究。在这种教育作用的定位下，他们批评了陈伯吹的“儿童立场，儿童观”和“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的观点，认为陈伯吹的文学观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煞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何思德批评了陈伯吹的童话幻想论，认为“童话应该是一定阶级用以进行思想教育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武器。应以童话达到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政治目的。”这种定位作用，在创作上带来创作的功利性和概念化，故事公式化，情节简单化，人物干部化倾向。对此茅盾在《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提出了批评，认为儿童本位论与童心论隐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但是也有其内在的合法性，为此他提出了应注意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究竟应该当用什么题材，第二看来政治挂帅思想性很强实质上是说教过多，是填鸭式的灌输，而不是循循善诱，举一反三。第三要考虑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有它的特殊性。”[13]茅盾的反思是对文学教育作用的功利性的质疑。但是最终将儿童文学教育作用从工具论中解放出来的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思想解放,文学从其对政治的依附地位中摆脱出来。如果说刘心武的《班主任》还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话,那么,对《月上柳芽儿》的讨论,则使得儿童文学的题材摆脱了局限性,突出了儿童的年龄特征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对教育作用的狭隘性理解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第五个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这是把文学从政治依附中剥离出来，还文学独立性的时期，儿童文学对人格养成这一教育作用得到张扬，同时又是文学面临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包围与考验时期，儿童的教育作用受到市场功利性目的的遮蔽。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儿童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发表、出版空间，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但也出现一些为了吸引眼球的“地摊”文学。这些“地摊”文学将文学的严肃性和作者的良知消解了，使文学伦为赚钱的工具，为了赚钱，可以充斥粗俗而美其名曰通俗，为了赚钱可以充斥色情与暴力而美其名曰创新与突破。不是说儿童文学作品不能描写这些，问题在于写作者的观点与价值取向，在于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从规范儿童伦理道德行为的启蒙工具,到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想象下开启民智的载体，从人的解放的载体,到新政权意识形态建设的工具，再到儿童文学独立性的确立，人们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其中伴随着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人类生生不息的追求与奋斗。

三、儿童文学与人格养成

随着对儿童文学教育意义认识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重视其教育的作用及其发挥。一个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大量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还需要用美来陶冶性情,调节人格的全面发展，以这些作为心理发展,社会化发展的实践和精神的动力。整个童年期中都是孩子受教育的时期,儿童文学的主要作用便与学校教育一起,运用自己的方式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传达给儿童,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健康成长的有力一翼。正是因为这样，许多有识之士都非常关注儿童文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柯岩说儿童文学能“让孩子们能从古今中外的文学中充分享受人类文明的丰硕果实,为将来搞文学的打下基础,为即使不搞文学的,也能沿着历史长河进行纵横的比较从而领略到历史的深远,世界事的复杂,从沧海桑田中看人生变幻;从社会发展中看索取与奉献;看人性与社会是怎样相互影响,看崇高与卑鄙怎样世代鏖战……从而培养未来世纪公民的优秀品质,塑造年轻一代美好灵魂与崇高的人生信念。”[14]林彦说“我们是点灯的人，为孩子们推荐或创作一本好书，相当于给他们的生命点亮了一盏灯———梅子涵先生推广阅读常这样说。我也这样说,不过时常把灯光的比喻换成了河流……一本书,不会完全改变我们的成长过程,但是它会擦亮心灵里最纯净的一角,如同童年灌溉我们的河流,永远不会干涸……”[15]儿童文学的这种作用不仅对成长过程中的儿童有深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也将超越时空的限制,穿越童年期,一直影响到成年人未来的生活态度与心灵世界。伴随着儿童文学成长起来的一名身在异国的留学生谈到儿童文学对她的影响时说：“儿童文学不仅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粮食，也是成人世界中的一片精神桃园，心灵净土。

当别人得知我二十岁了还在看儿童文学时，都会惊讶地问：怎么这么幼稚？其实他们不知道，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有一颗童心是多么重要。面对成人世界和种各样的面孔,面对滚滚红尘的牵判和诱惑。面对痛苦和失意,那些美丽的文字就像夏夜闪烁的群星，它们告诉我要坚强，乐观善良宽容谦卑和爱。”[16]朱彬彬在《老读者的不变情怀》中说“每次拿到少年文艺的时候我仍然喜形于色，它总是能让我在安静的灯光下渡过美丽的夜晚，没有浮躁，没有喧哗，只有喜悦，感动和漫漫浮现在眼前的少年岁月，常常让我陷于温馨的回忆中，久久不能醒来。”[17]于坚回顾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时谈到阅读《约翰克里斯多夫》对他人生及写作的影响，认为自己的生命里总是回想着约翰克里斯多夫的声音。[18]鲁枢元说自己正是通过阅读《卖火柴的小女孩》，养成一种对弱者的同情心，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友爱与良善。50年过去了，那反响依然像深山梵寺里清亮而又浑厚的钟声一般，始终缭绕心头，成为做事、做人的底蕴。[19]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柯岩是从个体素质和文化传承角度认识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林彦则从人自身角度成长历程来谈文学的教育作用，他看到的是文学与人的心灵净化的关系。异国的留学生从人与社会，人对社会的认识与适应谈及其作用，鲁枢元是从人与人关系角度，做人做事的底蕴等方面谈及其影响。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谈到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其影响力的强大、深远与久长的认同。为什么儿童的教育作用会有如此强大的魅力呢？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影响的范围不外以下几个方面：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自我本身。

如果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体现为帮助儿童养成以下修养：第一，良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如节约、卫生习惯的养成。第二，人际交往中的基本行为规范，如团结，互助，诚实守信。第三，博爱之心，与人为善,对他人有宽容谅解之心。这种宽容之心不仅仅是对性别不同的人以及自己家族的人,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等爱国的情感，还应该包括种族国籍以及文化背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第四,现实的态度。不回避矛盾，不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经历或片断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都应加以体验。在人与自然方面，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体现在引导未成年人认识自然，热爱自然，热爱其中的山水景物植物动物等。未成年人由于知识所限，对外面的自然世界知之甚少。儿童文学以其生动的形象，有趣的情节，活泼的笔法，把小读者引进那个他们欲探知的自然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鼓舞他们浓厚的认知大自然的兴趣和培养热爱自然的情趣。帮助儿童建立起人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回归自然。《大海是什么颜色》、《大自然的语言》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就个人而言，儿童文学教育作用体现在帮助儿童树立自信心，是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培养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品格。自信心强，有个性和自我意识，进取心强，甘愿冒险本是健康人格型少年儿童应具有的独特人格特征。但长期以来，由于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未成年人一直被当成“缩小的成人”和“不完全的人”，而根本不被视为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来看待。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少年儿童往往被训练得懦弱有余而自信心不足，依赖意识多于自我意识。而儿童文学作品应弥补由于这些不利因素而给未成年人健康人格培养所带来的某些缺憾。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向《谁动了我的奶酪》一样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颐养性情，培养个性，使之成为能够适应未来，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同时应该展示人性的多样化，使儿童自身对自己的成长历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就个体来说,应该促成以下人格的养成。

乐观的精神，面对逆境坎坷而不气馁；强烈的求知欲，把学习当作人生的基本需求和生存方式；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困难面前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去扭转局面，不达目的不罢休；意志品质出众,能排除外界干扰,长时间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之中；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对困难与挫折的承受能力；认识和控制情感的能力。儿童的感情很脆弱，敏感，特别需要感情的呵护与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未成年人除了从成人和小伙伴那里寻求温暖和同情外，儿童文学还承担着丰富未成年人的情感，培养他们的幽默感，从文学作品中寻求消遣和快乐的教育作用。总之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的最终指向应该是：促进儿童社会化进程，帮助儿童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化过程，促进人格的健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