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全文(5篇)

一对《暧昧的启蒙暧昧的自我》一文

贺立华是这样评价的：“张志忠教授  借鉴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起源》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建立所进行的卓越分析，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狂人日记》、《沉沦》的再解读，阐明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所表现出来的启蒙精神的多重性与暧昧性，揭示了历史与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

1张志忠在这篇论文中还使用了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和《性史》

来分析《狂人日记》和《沉沦》中两位主人公的“迫害狂”与性苦闷的忧郁症——“中国病人”的形象，发掘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不甚为人关注的另一面，这无疑拓宽了我们对文学与启蒙话语的理解。在这样一篇论文中，综合使用了多种理论资源，却并不给人以生硬、突兀之感，即是所用的理论与研究对象十分贴合，恰能互相阐发、互为印证的缘故。2011年第2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后记》，不仅点出了张志忠在《镜中之像 像外之旨》一文中所使用的全部理论资源，还对张志忠的文思精妙做了点评：“张志忠的论文可以看作文本细读方法的一次精彩展示，阐述了洛夫诗作各个层面上对镜像的借重，揭示其背后的巧思妙想，论述有情有理，文本细读与批评家个人的感悟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更难能可贵的是，文章中借用的理论资源不仅有大家较为熟悉的拉康镜像理论和巴赫金的《镜中人》，还参照了钱钟书的《管锥编》，这种中西糅合的尝试既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底，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2同行如此美誉，足可证其功力之不凡

实际上，读这篇论文的时候，很难不为作者的博学与妙思所折服。论文从洛夫《漂木》中的镜子谈起，一路引述作品，一路娓娓谈到《沧浪诗话》、《管锥编》、拉康和巴赫金，其间还穿插了洛夫诗与鲁迅、杜甫、李益、冯至等作品的对照。不仅将古今中外熔为一炉，且饱含着因诗而生的种种人生、哲学感悟，逸兴横飞，妙语迭出。选集中的《恢复感觉 理解含混 体贴文本——文学教学与文本阐释的实证研究》是一篇从教学实践出发，提倡文本细读、审美优先的论文，与本集中的《强化文学评论的审美品格》正可前后呼应。后者在理论上对审美优先问题进行了阐发，指出：“审美性是文学的命脉所在”，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审美品格的缺失。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是“新的艺术探索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鼓励，很容易被淹没在大量的粗制滥造的赝品中”，而且“不利于社会和大众的审美品位的提升”，为此，应积极开通和拓展通向审美境界的路径。而前者则从经典文本解读入手，来谈教学工作中应遵循的重视文本细读、重视培育读者审美感觉的原则。文中所举的几个例子：《荷塘月色》《画梦录》《回答》《一切》《色•戒》相信是很多教授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都十分熟悉的，但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培育学生的审美感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如今这样一个高校的博导们都不太乐意给本科生上课的年代，张志忠对本科教学的重视实在是令人感佩。实际上，在2009年出版的《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导论中，张志忠已经提出，在教学工作中应该把培育学生的阅读品位放在首位。这些，应当都是他为开通和拓展通向审美境界的路径而做的努力吧。

二张志忠的治学方法的再一突出特点是立足本土、融汇中西

一、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萌发期

严绍璗先生在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时指出:“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因而，“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基于本土经验的对本土文学的创新及发展。在此过程中，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并未因“变异”而消失，而是得以延续及充实，“‘排异’中实现自身的‘变异’”。其实早在严绍璗先生研究日本文学的变异现象之前，台湾学者提出的“阐发”法中蕴含的文论话语异质性问题已经为变异学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依据。因为异质文论话语“在相互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态，并进一步催生出新的文论话语”。此种新的文论话语从本土的文化及文学背景出发，也许是对西方文论话语加以“修正”或“调整”的结果，比如五四期间的浪漫主义者在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调整中，更注重继承浪漫主义的情感维度;或是渗入了本土的文化因素，在对外来“模子”的选择中而实现的文论的“他国化”变异，但此种变异并非一味的追随或排外，而是依据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有效地吸收并改造外来文论，从而使其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一部分，否则就会导致文论的“失语症”。

相比于“阐发”法中由于文论话语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变异，翻译中的“变异”则显得更为“隐性”。王晓路在《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三章“迁移的变异”中，阐述了英语世界经由语言的中介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不同理解与阐释，指出了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对这一更为“隐性”的变异进行系统阐述及研究的谢天振称其为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第三章“译介学”中，谢天振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进行了专门阐述，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等现象表现得特别集中，也特别鲜明”，并指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有译者，还有读者与接受环境。依笔者之见，“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上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例如在跨语际翻译中，当意义与形式两者不可兼而得之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时，译作势必会受制于目的语的规范而不可避免地在语言层面上产生变异。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认为翻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的观点也许言过其实，但将翻译视为部分无法完成的任务却有一定的现实性。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总结的五种在佛经翻译中原文在译文中“面目全非”的情况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萨姆瓦曾指出:“我们所见到的另一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对该文化的主观的看法。”同理，我们所接触甚至熟知的很多西方文论，亦是经过语言的翻译及文化的过滤后，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本造后的“变异”的文论。

二、国内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创立发展期

不管其是“显性”抑或“隐性”，对文学及文论中的“变异”研究基本上是在现象或规律层面上进行，而未曾从理论及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一番梳理总结。源于对影响研究中的形象学及媒介学中的变异问题的思考，例如形象学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生成过程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由此产生与异国真实形象一定的相异性，笔者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变异学”的首次命名出现于《比较文学学》一书中的第三章“文学变异学”，并将其分成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及文学误读，但在理论层面上未对“变异学”的命名展开过探讨。有学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的视角出发，思考“能否根据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来支持‘变异学’的命名?或者‘理论旅行’的现象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命名为‘变异学’的重要根据?”。根据“理论旅行”，情境的变换会引起理论的变异。一种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理论如此，文学文论自然也不例外。“变异学”自提出之日起就得到了多方的关注及探讨。对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调查统计，在其主题中输入“变异学”，笔者共搜到已7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9篇，但这并不包括其他涉及和探讨“变异学”但未在主题或标题中体现的论文及著作，对变异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变异学”理论建构方面。著作《比较文学学》、TheVariationTheoryofComparativeLiterature(即将出版)及《“理论旅行”与“变异学”———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立场或视角的考察》(2006)、《变异学: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2008)等14篇已发表的论文对变异学提出的历史背景、理论架构及成立的理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分析。变异学提出之前的比较文学研究注重探讨不同文明下文学之间的“同”，并且此种“同”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就是此种求“同”倾向的产物。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弗朗索瓦·于连的《迂回与进入》就是对此种求“同”倾向的批判回应。虽然其对不同文明间异质性的关注与探讨具有积极意义，但其方式却具有单向、静态的指向性特征，其最终的目标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而变异学在对求“同”的回应上则更进了一步。它不仅关注比较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更试图在此基础上达到不同文明下文学间的互补性，最终实现世界文学的总体性。变异学动态的特征使其超越了民族性，具有普适性。因此，变异学范式为处理异质性提供了一种变化的、动态的新模式。在其理论架构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跨越性”特征与“变异学”的提出》(2006)在阐述了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得出文学跨越性为比较文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文学变异学为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并界定了文学变异学的定义及研究领域，对在2005年《比较文学学》中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范围作了一定的调整，认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它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即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及文化变异学”，为此后变异学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及范围。《跨文明差异性观念与比较文学变异学建构》(2009)对“变异学”中的异质性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曹顺庆教授将差异性拉向共时的文学文本审美和历时的文化功能的变异性上，在文明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将比较文学历史化和美学化，始终把文学性和文化性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可偏废的两极，并把哲学层面上的异质性拉回到对于文学研究可以具体操作的文学变异性中”，并总结了比较文学实践上五个学科分支，即诗学变异性、审美变异性、文本变异性、语言变异性和文化变异性。

再者，“变异学”理论建构的其中一个学术特征便是始终与跨文明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合法性”交织在一起。对此，《跨文明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指出变异学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明的交流与碰撞的结果。变异学中的形象变异与文学文论的他国化研究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一种理论在不同的语境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形态和内涵，应当重视根据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所作的阐释，重视这种阐释与原理论的冲突，重视从中国经验与自身理论出发对引进理论进行自觉的理性抵抗与反动”。其次，“变异学”理论阐述方面。《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2006)、《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影响变异学研究》(2009)、《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探析》(2009)、《从变异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异国形象研究》(2014)等22篇文章对变异学的理论特征及学理基础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主要探讨了变异学视角下的可比性基础，变异学对翻译研究、影响研究及平行研究的启示性作用。《文学变异学视野下的语言变异研究》(2007)，探讨了语言层面的变异学，指出了其所指的语言变异现象区别于因为译者能力不足而造成的错译滥译，并对跨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从“变异学”视角来审视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对重新思考传统翻译中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给予了全新启发，即从语言层面的关注转换深入到关注语言变异现象背后的动因，同时也有助于“比较文学反思和重新定位学科的目标，有助于发掘文学新质的生成机制以及探讨文学发展的动力问题”。此外，“可比性”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可通约性”与“和而不同”———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2008)则从变异学角度探讨了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即将变异学的学理基础异质性视为学科的另一可比性基础，从而突破了之前比较文学研究中以求“同”为可比性基础的局限，为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解除了以求“同”为目的的研究困境。“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可比性基础异质性的提出正是中西两种关注普世性差异思想影响下的必然，是解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困境与学科建构问题的理论革命。”［再者，变异学的提出能很好地解决形象学中的变异问题，辨清形象学的学科定位。“法国学派的理论缺失在于不能反映文学流传中信息的失落、增添与误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者、不同文明的影响下的文学阅读的差异。尽管法国学者对此也已有所察觉，但他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仍将这个比较文学学科归为实证性影响研究之列。”理论的阐述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理论框架，有助于指导人们将其运用于具体的实例之中。再次，“变异学”理论运用方面。此类文章如《品钦在中国的译介研究》等主要运用变异学理论来进行个案的分析与研究，集中在作品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作品旅行到“他者”过程中产生的变异及其缘由。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都会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话语言说方式及译者主体性的影响。翻译中出现的“形象变形”及“创造性叛逆”都是两种文化“异质性”的间接折射。

1我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

1．1现代文学教学方式生硬

当前现代文学的教学方式仍以老师传授、学生听为主，老师生硬和晦涩难懂的言辞严重影响现代文学教学质量。我国高校现代文学老师在进行授课时应该避免炫耀深厚的文学功底，应该用朴实易懂的讲述引导学生进入广阔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一个刚刚进入高校的学生，其认知能力和社会阅历是有限的，所以老师需要给予很好的引导。另外就是有的高校现代文学老师没有全面、深刻领会到现代教学的实质，过多强调“认识论”，忽略了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说教，淡化了现代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学生的想象力，说教式的授课使得课程变得没有生气，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想象力，长此以往，学生对现代文学的热情自然会降低。

1．2学生缺乏对现代文学的兴趣

当前社会十分浮躁，学生急功近利。高校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大多以就业为导向，其判断一个专业好坏并不是处于自己爱好，而是为了毕业后谋取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市场对中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求较少，中文学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这样的学科就成为了冷门学科。即使是就读于中文学科的高校学生，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热衷于考取计算机、英语或者其他专业技能证书，对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兴趣不大，在课余时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即使专业课程也是为了应付考试。

2我国现代文学教学对策

2．1提升学生处世能力

一、关注和分析儿童文学的热点文本

儿童文学课程不应是理论知识的空洞灌输，对学生来说最具有吸引力也最具有信服度的是具体可感的文本。教师在选择文本上，首先考虑的是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因为经典往往代表了一种高超的境界、一种值得信赖的价值判断。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和阐释不仅可以用生动充实的案例为理论作注，并可以让学生从中把握到评判的依据，即以经典作品所体现的追求和达到的思想和美学的水准为尺度。但是，高校课堂里儿童文学的文本教学不能唯经典是论，还要不断输进新鲜血液，要关注新出现的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实践中的诸多重要阅读现象，关注当下的热点文本，主要包括两大类：近年获奖作品和畅销作品。关于获奖作品，在成人文学界，人们会普遍关注每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及其代表作品，而在儿童文学界，同样也要及时关注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获奖情况，如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每两年评审一次的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每年一次的国际林格伦儿童文学纪念奖等。2014年安徒生奖的作家奖获得者是日本的上桥菜穗子，她的代表作是幻想小说《兽之奏者》等，插画奖得主是巴西的罗杰•米罗，代表作如图画书《羽毛》等，显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国内也设有多个儿童文学奖项，如全国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尽管获奖者并不一定代表最高水平，但是一般而言均会有其独到的文学贡献，藉此可了解儿童文学新的发展与成就，而将近年来中外儿童文学获奖者的创作情形作比较，有助于发现差异或差距。热点文本之二是畅销作品。以小说为例，翻译引进的儿童文学畅销作大多集中于如上文提到的英美幻想小说，其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小说文类是“恐怖小说”，如英国作家达伦•山的《吸血侠传奇》，美国作家的R.L.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等。对于恐怖小说的美学理论和阅读效果需要介绍和讨论，以更好地帮助儿童进行有益的阅读选择。近些年国内的畅销作品主要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等为代表的校园小说，要和学生一起探讨这种畅销的原因及其作品本身的成败得失，养成学生敏锐的判断力。文本选择要多元化，不仅要关注外国优秀文本，也要对本土创作多加关注，不能因本土创作的艺术质量总体不如外国的上乘而忽略本土。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各个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颇有水准的重要作品。如在介绍图画书时，教师常会以获得诸多荣誉的西方和日本的优秀图画书为主要个案来精讲，但也要涉及本国的原创图画书，看到其努力，也看到其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涉猎中外的文本对举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推进中国儿童文学的雄心。

二、兼顾儿童文学的多种媒介形态

随着媒介传播的多样性发展，儿童文学也有了新的传播形态。儿童文学的阅读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出版的纸质文本，也延伸到了电子文本，网络儿童文学创作也在迅速发展，如“网络后童话写作”等，阅读对象主要为青少年。网络儿童文学可以随时、更新在个人的博客空间，相对比较自由，但因为没有传统刊物编辑的把关，因此这些网络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往往良莠不齐，有些题材和叙事方式对少儿阅读和审美不一定适宜。因此儿童文学课程要关注这一时代性课题，引导学生去分析这种网络儿童文学的特质，看到其价值，也要看到其显在或潜在的问题。此外，儿童电影也是儿童“阅读”的一种重要形式，将根据儿童文学改编的儿童影片和原著结合讲授，比较原著和改编的异同，给予学生从文字文本到影像文本的感知，也有助于更好地辨识不同媒介的不同手法以及所能达到的不同的艺术效果。如“哈利•波特”系列，“纳尼亚传奇”系列、《夏洛的网》、《秘密花园》、《仙境之桥》、《草房子》等电影版都拍摄得相当优秀，将小说和善于制造奇观的电影结合观赏和讨论，可以丰富课堂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图画书改编的动画短片能更好地增强学生对于图画书作为“静态动画”艺术的特质的了解，发现动画在视觉和听觉艺术上的配合所能达到的美学效果。另一种倍受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欢迎的媒介是系列动画片，如美国的《猫和老鼠》、《海绵宝宝》系列，日本的《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系列，近些年国内原创的系列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等。儿童文学课程对于这些热播的动画片也应给予关注和评析，对其内容和表现艺术的特色、成就或不足进行讨论。对于当下多元媒介表现形式中的儿童文学这一课程内容的添加是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三、培养批评性读者和创作者

高校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于泛泛介绍儿童文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文本的感性欣赏，应致力于培养“批评性”的儿童文学读者，可介绍研究儿童文学的方法，以指导该课程科研小论文的写作。通过传授儿童文学美学分析的工具，促使大学课堂里的讨论向专门的学术研究转化，即不仅让批评变得有“据”（原理）可依，而且有“具”（方法）可使。成人文学中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狂欢理论、读者理论等）可以转换性地使用进儿童文学的研究，根据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作选择和调整。玛丽娅•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的美学方法导论》中指出：“美学分析不仅不会阻挠阅读的乐趣，而且通过对文本多重构成机制的深入考察，还会增进对文学的理解。”她通过具体的分析来演示各种理论工具如何才能得以最好的使用，选取了读者熟悉且容易认知的文本特征来安排章节，讨论了各种文本构成元素的美学问题，包括作者、创作、体裁、内容、构思、场景、人物、叙事、语言、媒介、读者共十一种，涉及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并从中挖掘儿童文学美学批评的独特之处。本科生的教学中不一定需要面面俱到地讲授研究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文本阅读中可以结合运用理论工具进行深入分析，以提升学生的理论视野和思辨能力。与联系当下儿童文学热点的阅读现象相仿，理论介绍中也应将国际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的研究动态及时地介绍，开拓学生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多维视角。如讲解英国童话《小熊温尼•菩》，可介绍国外两本从哲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专著TheTaoofPooh（《小熊温尼之道》），WinniethePoohandPlato（《温尼•菩和柏拉图》）。此二书分别从中国的道家思想和西方的柏拉图思想来解读这部童话，发现其故事背后的哲学底蕴。再比如，讲解“哈利•波特”小说时，可介绍HarryPotterandPhilosophy(《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这种从哲学角度对幻想小说进行的阐释新鲜有趣，且颇有深度。对于这些批评研究方法的介绍，可以给学生方法论的多种启示。高校儿童文学课程在拓展学生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提升儿童文学的理论修养之外，还应倡导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课程作业形式可以多样化，可写研究性的小论文，也可鼓励儿童文学的创作。事实上，儿童文学创作也渗透着创作者对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等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与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杰作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在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中鼓励儿童文学创作，激发学生对创作儿童文学的热情，不失为培养潜在的生力军的一条渠道。

四、结语

本文作者：李娜丽、李璇 单位：西南石油大学

前苏联解体是有诸多原因的，这里暂不提历史因素、民族矛盾以及斯大林模式弊端长期积累的影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苏共文学政策的失误以及因此带来的对前苏联文学的错误指导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不恰当的甚至错误的文艺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上所引起的前苏联国内的思想混乱、政治情绪波动以及社会政治秩序混乱是前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具体来说，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来看前苏联在文学政策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过分突出文学的政治功能，削弱了前苏联文学的审美教育功能

审美教育是借由培养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感，激发其对美的事物的追求和向往，从而达到在潜移默化中净化其思想、提高其道德水平的目的。审美功能是文学作品最根本的社会功能所在，所以以此为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借由文学作品来实现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和道德教育。审美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有效手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枯燥说教变为生动趣味的文学赏析，受教育者在体验作品中的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的同时，他们的审美品位得以提高，积极向上、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得以培养，从而理想人格得以塑造。

进行审美教育的前提是具有审美艺术性的文学作品的存在，而前苏联文学的许多作品是缺乏这一特性的。前苏联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完全受控于政治权力之下，不断出台的文学政策对写作事业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指导和规定。前苏联文学的发展受到政治思想的影响之大，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前苏联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必须具有某种政治功利性，它必须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事业服务，必须符合苏共党性的强制性规范。“强调文学作品必须用正确的思想教育人民完全是题中之议，应该如是的。但是不能狭隘地、机械地、简单化地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更不能急功近利，把艺术作品变成空洞的说教”。［2］恩格斯曾就文学作品的倾向性说过一段话，他明确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3］苏共的领导和政府及其政府所属部门通常是先提出文学的发展方向，然后再通过不断出台的文学政策以及决议规定文学的创作方法，并通过必要的行政措施使之正常化、规范化。“苏联文坛的特点是从头一天到最后一天，而这七十年的文学斗争史，实质上是一部政治斗争史”。［4］

前苏联文学领域的创作自由度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文学作品变为按照苏共的意识形态标准进行的加工订货产品。在这种文学政策的指导下，前苏联得以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必须体现苏共的官方意志，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作品里充满了高度意识形态化乃至政治政策化的内容。前苏联作协成立后，文学创作受到了统一的领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作品唯一的创作和评判方法，其他的创作方法均粗暴地遭到排斥。前苏联作协的章程要求作家们的作品要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要完成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无视艺术创作自身的规律对作家在创作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强制性的规定，毋庸置疑，会使作家创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进而会严重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使作品丧失审美趣味，根本谈不上发挥审美教育的功能。作家们即使运用再多的写作技巧，编写的故事情节再曲折生动，由于缺少了对个人本真精神世界的描写，缺少真正的心灵之声，都根本无法吸引和打动读者。如卡达耶夫的《时代呀，前进！》、莎吉娘的《中央水电站》、革拉特柯夫的《动力》以及潘菲洛夫的《磨刀石集体农庄》等一些以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集体化为题材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前苏联文学因为注重政治教化功能而失去了审美意味，文学作品变为乏味的政治宣传材料，使人们失去阅读的兴趣。

片面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削弱了前苏联文学的思想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