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动员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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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动员功能，主要从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批评主体的思想政治立场和批评方法来实现。强调批评的政治优先性，旨在确定文艺的基本方向及其政治导向;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试图让文艺工作者能从政治情感上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服务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注重对现实“政治性”的设定，是因为“现实”熔铸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有助于发挥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政治动员功能。

关键词:政治动员;政治优先;思想改造;现实;文学批评

一、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注重发挥文艺的政治功能，将文艺作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指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3］(P311)瞿秋白在与胡秋原和苏汶的文艺论战中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本性，文艺总是阶级利益和思想的表达。将文艺的“阶级性”具体化，强调无产阶级的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要求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文艺与革命战争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政治目的。《讲话》解决了文艺的服务对象及服务方法问题，特别是强调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的关系，认为没有一个阶级社会不是把政治标准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相比，在阶级社会中处于次要地位。［4］(P848～869)这一提法既是对文学的“政治性”的强调，更是对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孰先孰后的一个决断。当然，对文学批评中政治标准优先性强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要求下提出的。在民族危亡、战争频仍之际，突出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有利于更好地起到政治动员的效果，“拯救国家成为‘最高法律’这一事实完全符合当胃病发作必须等待痊愈而中止高级活动的情况。”［5］(P128)因此，对政治标准的强调，能够更好地起到凝聚群体意志的作用。文学批评政治标准对“群体意志”的强调也体现在将文学作为国家体制中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代会的胜利召开，文艺团体的组织化、出版评论的制度化，文艺政策的推行等等，都使得文学活动与国家政治活动关系更为紧密。抗美援朝期间，冯雪峰就号召文艺工作者，“从事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为中心任务的、反映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文艺创作与一切活动!”［6］(P24)这种将国家事务与文艺工作紧密结合的情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体现得较为明显。周扬曾指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要能辨别环境，还要能懂得政治气候。所谓懂得政治气候，“就是要看到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变化，要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要像人们对待自然气候一样———随着天气的冷热增减衣服。”［7］(P501)政治气候是政治形势和政治环境的形象化说法。在周扬看来，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阶级斗争也基本结束，要应对新境况，就要让思维方式紧跟时代形势的变化，让认识紧跟现实的发展，切实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矛盾。而知识分子旧有的思想仍会长期存在，这就需要知识分子能够顺应时代政治的要求，认清政治形势，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胡乔木也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以适应政治的要求。在国家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某一个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会发生变化，甚至某一阶级的内部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相应地，各阶级的思想也跟着发生变化。只有进行思想改造，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才能促进国家的工业化和民主改革。［8］(P346～355)新时期以来，政治动员又有了新的内涵。邓小平强调，当前的最大政治是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需要充分调动社会中的积极因素，全力投入到这一政治任务上来。［9］(P249)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作为最大的政治，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规定。邓小平认为，在文艺界不再提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与极左时期将文艺政治关系庸俗化有关，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口号也会对文艺的发展造成较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文艺工作者可以放逐自身的责任和降低对自身工作的要求。文艺不可能根本上脱离政治，有担当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会自觉地考虑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也都会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利益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政治。［9］(P256)周扬指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提法会导致两者关系趋向狭隘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因此要加以克服，这就要认清一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周扬还指出，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也总是会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和改变，这就要考虑它的时效性和地域性等因素。［10］(P179)文艺要反映社会真不得不依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也符合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不同于周扬的是，胡乔木不再将政治本身当成目的，而是将政治当成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这一手段最终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如果违背了这一目标，就是违背了政治。文艺与人民的利益是一种直接关系，而不是间接的关系。胡乔木认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法比“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更本质、更广阔。“人民”“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是根本的目标，但其并不只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广。政治标准应该体现在文艺如何满足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7］(P537)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艺创作与批评更加繁荣。文艺创作除了继续关注宏大主题之外，还在生活的细节上进行深挖厚描，满足了人民日益多样的精神需求。文学批评则在发掘文学创作规律与指导文艺与现实的关联上产生了积极作用。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关方法论的讨论、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都表明了文学批评对文艺与社会现实政治的关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市场意识和消费观念的推动，部分文艺走向了商品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放弃了文艺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民的精神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而文学批评对理论的热衷，使得部分文学批评停留在抽象的思辨层面，或者在平和的语调中以多元的心态表达着彼此的冷漠与互不相干，使得文学批评与文艺无关，也与现实无涉，文学批评多少显得有些虚空高蹈、不接地气。有学者就呼唤“中国文学批评从悬浮于空中的宫阙回到现实大地”，“研究中国问题和文学事实”。［11］文艺对现实的介入力度是文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标准的一个具体表现。时至今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还没有从极左思维的惯性中完全解脱出来，需要对政治与文艺的“生态关系”再做一论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娱乐消费所造成的文艺的畸形繁荣以及欲望的宣泄造成了文艺的媚俗、低俗甚至恶俗，因而需要对这种现象加以矫正，使文艺回归到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轨道上来。人民需要文艺的本质，也是文艺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所在。文艺既要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要，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来引导受众。在革命战争时期，文艺的主要作用是调动社会中的积极力量，鼓舞人民参加革命战争并取得胜利;在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文艺应该满足人民的多样化精神需求，提高人民的艺术欣赏水平。总体上来说，现实生活的多样性推动了艺术多样化，而艺术的多样化也塑造了生活的丰富性。［12］(P154)这一表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较为全面的论证。从上述中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文学批评中突出政治的优先性，从而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方向以及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入要求。文艺的政治动员功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突出政治优先性。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体现在对政治功利性的强调，即文艺要与不同时期社会的总体局势及其发展要求相连。在革命战争时期，文艺要为夺取革命胜利而服务，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文艺大军;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文艺就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念的积极宣传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就是国家生活、人民生活在观念上的表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看来，文艺与政治相关，就是要求文艺肩负一定的责任与使命，即文艺是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党对文艺的领导，是一种政治方向上的领导，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但并不是要为文学划定各种清规戒律。

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文学具有强大的现实力量。迈克尔•汉尼认为，文学可以引发战争，让不自由的人获取自由，推动社会政策、法律的改变，成为各种斗争的有力武器，让工厂繁荣或者破产，让相爱的人怒目而视。这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能产生的巨大政治力量。而施瓦布则认为文学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强大的“心理力量”:“文学对心理生活，对我们思考、感觉他者和其他文化的方式，对我们与他者和其他文化的关联模式同样起着水滴石穿、几乎是下意识的影响。”［13］(P1～2)作品要能引发读者这样大的心理力量，就需要文艺工作者能够在作品中呈现出这样的力量。而文艺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及服务方式就成为文艺发挥作用的前提。为此，在充分意识到知识分子的阶级“依附性”的同时，切实注重对文艺工作者的统战工作与思想改造工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政治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特别是要求注意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变化。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最接近的朋友、敌人以及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每个阶级都有维护其利益和思想的知识分子。为此，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确定革命的统一阵线，就需要做好知识分子的吸收工作。知识分子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要对知识分子采取正确的政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都很重视落实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从而确保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文艺的领域来看，文艺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下，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服务于人民利益和愿望，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文艺要发挥政治动员功能，需要通过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及其表达的思想感情来最终实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既需要文艺工作者具有相当的写作技巧，同时更需要文艺工作者立足于人民利益的角度或者立场，后者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认为文艺工作者中间仍有教条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虚无主义、脱离群众等缺点，为此，就需要在文艺工作者中间开展“整风运动”。［4］(P875)整风运动首先要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们的思想，具体表现为，用无产阶级的思想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胡乔木认为，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可能构成一个单独的阶级。而且不能从阶级出身的角度来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往往会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因此关键是要看知识分子服务于哪个阶级。［8］(P356)况且，知识分子服务的阶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阶级力量的比对状况并不总是恒定的，因而，社会的发展变化所造成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内部的变化就是必然的。甚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因为上层建筑必然要适应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周扬指出，革命文学的多数作者被排挤出实际工作之外，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突破口，但是他们脱离了群众，误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当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有必要对这些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意识的改造。［14］(P413)不同阶级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的高低，必然会造成文学创作对象以及批评标准的变化。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就决定了思想改造的主观条件。有违于这一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文艺工作者必然要完成灵魂的洗涤。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工作。一方面，社会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伴随而来的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要想能够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特别是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要做出调适，也就决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总是会在社会中认同某一阶级的利益，并代表其表达相应的政治思想观念。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尽管他们表示愿意转移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但是在行动上和实际工作中并不能体现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述颇多。在《讲话》中谈到了自己思想深处的革命，认为自己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从认同一个阶级转变到认同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4］(P851)当然，这一改造过程并不很容易，而是面临很多困难。周扬指出了影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个因素:首先与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没有深入人民群众中去，缺乏无产阶级思想有关;其次，与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浸染有关;第三，与当时社会中出现的“庸俗的商业化气息”有关———城市的商业老板腐蚀了一些意志力薄弱的知识分子。针对此，周扬指出，文艺部门应该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当作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去做，为此，就应该有耐心并引导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努力向人民群众靠拢，既要通过具体的斗争和理论学习进行，还要通过文艺工作者自身的文艺实践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思想改造，尤其要避免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和方法。［12］(P156～157)周扬还提出，思想改造有多种途径，一是参加实际斗争，从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其中能接纳服务对象的思想感情;二是加强理论学习，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必经环节;三是切身进行艺术实践，从而将思想改造的最终结果落实在艺术家的具体工作中。周扬还特别强调了要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作用，即要加强文艺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其中的思想领导是关键。胡乔木则强调应该考虑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思想政治状况，试图让知识分子认真估计和定位自己在不同时代的角色，从而借以改掉那些旧的思想观念，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进行自我教育，做好思想改造，服务于工人阶级，最终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8］(P357～359)邓小平要求文艺工作者认识来自左的或右的等各种错误倾向，并自觉与之作斗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自己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在前两个基础上，“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9］(P211～212)文艺工作者只有在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上下功夫，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法。但就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体验他们的情感、思想，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革除旧有的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从而提升认识事物的能力。这些方法的实施促成了知识分子解释世界的新方法与新能力。而这种解释世界的能力就是改变世界的有效手段，“解释世界的能力难道不是政治改变的开端吗?”［15］(P147)积极参与实际生活，并在政治的层面形成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高度认同，这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本目的。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坚持不懈的劝说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在艺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努力。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然而，文艺工作者这一术语并不能涵括每个人的具体的思想感情，同样，思想改造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因时因地的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抵牾。文艺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强调既是对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具体化表现，也是发挥文艺的政治动员功能的重要渠道。

三、“现实”和“现实主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工作，并强调党在文艺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党对文艺的领导不应是行政干预，特别是不应要求文艺工作者图解具体的政策或者方针，而是要求在遵循党的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尊重艺术规律。“党领导文艺，必须首先把它看作艺术，要求它在艺术上有高度的造诣。如果不成其为艺术，不足以动人情感，谁都不爱看，就无从发挥教育的作用，也不成其为宣传工具了。”［10］(P99)周扬深得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精髓，在诸多文献中，反复论及了在确保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应该充分注意艺术性。对艺术而言，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等的。冯雪峰在评述鲁迅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应该达到“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有机统一。［6］(P267)实际上，文艺工作者服务于人民的要求，最终落实在文艺工作者对现实采取怎样的认识方式和政治立场方面。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现实”是一个关键词，那么，文艺与现实有怎样的关系?文艺工作者在思想改造之后，其所理解的现实以及对现实的感情较之先前，应该有较大的变化。经过思想改造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完成文艺作品所能够和应当完成的政治任务。周扬指出，“文艺的任务是真实地深刻地描写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创造各种人物，显示前进人物的力量。只有真实的、生动的人物才能吸引读者观众，打动人们的心灵，使他们接受作品中的思想。”［7］(P150)但是，在文艺工作者中间，还是难免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仅仅是从政策的宣传或者政治概念的层面出发，生吞活剥政治理论或者政策，用一种有关现实的知识遮蔽他们自身的经验或者感觉，这无疑影响了文艺的宣传效能。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现实的层面来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不同时期对现实主义的阐释路径及实践方式，表明了文艺与现实关系的变化，也表明了政治对现实的“限定”，即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具体表现为文艺服务于怎样的现实。塞尔托指出，“所谓‘现实性’，就是论述评介‘它所参考的事物’而变得合法。先由作者提出某种‘现实’，因为作者受到行业和社会的认可，该‘现实’从作者转移到他的文章，最后文章因为自己描述的事件而得到认可。”［16］(P61)正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注重文学批评的政治优先性，要求文艺工作者对现实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利益。现实并不是一个超时空、超阶级的观念，它要与人民在不同时代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立足于这样的现实创作出来的作品方能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积极的意义。周扬认为，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是看作品在政治立场上能否坚守社会主义表现现实生活，而非从内容上看其是否表现了“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7］(P186～187)社会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规定，更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判断一部作品，不能看作品表现的对象是谁，而是要看作品能否以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描写。因为有些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可能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周扬在评价《洼地上的战役》时认为，这部作品最大的问题是表达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这篇作品在读者心中所煽起的，决不是昂扬的战斗的意志和情绪，而只能是一种对于战争中不能实现的恋爱的牺牲者的无可奈何的惋惜心情”。［7］(P325)这种情感气氛的营造要与整个的政治环境相适应，否则就起了反作用。昂扬的斗争精神和积极乐观精神是后来“两结合”的雏形。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试图表达新生社会中的人民的精神状态，具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革命与理想既是现实主义的限定，更是现实主义所要努力的方向。在周扬看来，这种现实主义的出现，是时展的结果。旧社会是人剥削人的社会，人们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找到理想与现实统一的方法。为了表现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表现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将现实与理想结合在一起才能避免那种缺乏现实的理想性作品和缺少理想的现实性作品，因为没有理想支撑的现实是无望的现实，不在现实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理想是虚妄的幻想。［7］(P65)邓小平要求文艺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社会发展、时代要求的总趋势，以社会主义思想武装人民，激发他们积极努力、勇敢拼搏的精神。［9］(P210)在政治优先的前提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文学创作方法的要求，就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能够凝聚群体意志，让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此，不同时期的文学实践，总是与现实紧密结合，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性品格。韦勒克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一个可以不断调整的概念，一种支配着某一特定时代的多种艺术规范的体系，它的产生和衰亡均有线索可寻”。［17］(P217)就是说，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历史性的内涵，它会随着现实的不断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能从这种调整看出文艺观念前后的差异及其内在的一致传统。现实主义在这个时代会以某一义项作为其主要意涵，而在另一时代会以另一义项作为主要意涵，这里面演变的主要推动力何在?威廉斯就指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许多词的意义往往由在社会占据优势位置的阶层所赋予，甚至词的义项被边缘化都与优势阶层的操控有关。［18］(P18)威廉斯提到的优势阶层恰好说明了语词与政治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上占据主导位置的阶级往往会对词语的某些义项形成规约，并影响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重视，也会影响对创作方法的评价，周扬就曾指出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错误，一些人认为只要写自己真实的情感和熟悉的生活就可以，而这样的现实主义往往会让人陷入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圈子中。而真正的现实主义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一是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艺术创作中的指导作用，艺术家要参与到实际斗争中去;一是将工农兵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14］(P417～418)现实主义有了阶级之分，即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这并不是意味着两种现实主义之间不存在一致性，毕竟它们都将现实作为自身表达观念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但是对现实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解决现实问题采取怎样的方法，首先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动员功能，主要从文学批评的政治标准、批评主体的思想政治立场和批评方法来实现。强调批评的政治优先性，旨在确定文艺的基本方向及其政治导向;强调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试图确立文艺工作者从政治情感上认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服务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注重对现实“政治性”的设定，是因为“现实”熔铸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有助于发挥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政治动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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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郭平 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