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文化特性与文学文化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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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大力发展导致了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兴盛，20世纪下半叶，逐渐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因此有了“文化批评”这个术语的诞生。从现代文学理论观点来看，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文学中也包含着大量的文化因子，“政治的或经济的，道德的或宗教的，心理的或物质的——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文学活动”a，这让文学理论家们不得不重视文学批评中所包含的“文化特性”，并就此有了专门针对文学文化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作为“文学”这个概念范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关注到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于是便产生了“文学文化学批评”这个术语。这些术语和研究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既反映出了一种可贵的理论敏感与自觉，同时也是学术反思的一种途径。文学文化学批评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文学的文化学认识层面上的。在以往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认识中，人们大多是从纯审美的这个狭义的角度去看和研究，但随着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许多理论家逐渐认识到仅从纯审美的角度去看待文学及文学批评是远远不够的，从文学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去观照时，会发现文学的根须几乎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学并不是一个纯审美的虚拟空间。但当我们从文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认识出发时，却又发现由于“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有着广义、狭义之别，而在其内涵上也有所有不同：“狭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文学虽是其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却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b，这跟传统文学观念比较类似。而对文学作文化学方面的认识，则是从其作为精神活动及所具有的普遍性文化功能出发，来阐释文学的独特价值的。这种理解和认识，可以说是非常前卫、先进的一种认识，尤其在其提出的二十多年后，结合当下数字经济对传统文学传播的影响，以及文化产业研究的兴起，可以看到，这种阐释不仅没有改变文学的学科性质，还为其提供了一个文化学的知识背景和文化视野。因此，在这里，我们一般采取广义的“文化”概念，即“它视文化为人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认为文化是人的创造物与创造活动共同构成的一种宏大的有机结构。文学作为它有机结构的一个因素与文化同构，即也是由人的创造物与创造活动构成的。”c可以看出，从此种意义去理解文学文化学，是对文学及其文学活动的性质、过程及其特征、功能等做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阐释。

一、文学研究、批评以及文化研究、批评释义

（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文学研究”是指对我们整个形而上的文学活动的一种研究，主要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一种文学研究活动，它的范围有很大局限。而“文化研究”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能够包括现行我们所认为的许多文化层面的东西，但一般主要是针对某个文化现象做详细研究。它虽然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泛，如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文化人类学等，但常见的方式却往往是以关注某个现象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的关联为研究对象。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CCCS）的研究方向及其学术成果，即“伯明翰学派”。因此，综合国内学界一些相关理论家对文化研究所做出的界定，可以给文化研究做一个如下大致的界定：“文化研究”是一种对普遍社会问题进行探讨的特殊途径，是对传统精英文化研究的超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是对文本中心论的一种超越。

（二）“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诚如许多人所了解的那样，是以文学为对象、围绕文学审美性展开的批评活动，它以文学鉴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等进行分析、研究、阐释和评价，其中包含透过作品反映出来的文化背景研讨。“文化批评”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阐释：

（一）狭义层面上，“文化批评”主要指的是20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诸国、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介绍到中国的某种批评潮流，其范围涉及大众文化、身份、文化传媒与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

（二）“文化批评”是指借助于文学文本分析来发现某种文化结论的一种方法，近年来文学理论界所热议的“文化诗学”指的就是这一种，它与狭义文化批评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对象是文学文本还是社会文化文本；

（三）广义层面上的理解，有点类同于“跨学科研究”或“泛文化研究”。它把人类历史沉淀的各种文化成果作为话语资源，并由此多向度、多角度地对文学展开阅读与理解，以期寻找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从一个更为深广的视角出发来赋予文学某些新的空间与内涵。当然，人们对“文化批评”狭义或广义的不同理解与运用，虽然从视野与着意上与“文学批评”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二者还是有着一些共通之处的，比如同样都是对文学存在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加以考察，将过往认为是封闭的、静止的“文本”与活动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诠释，以及打破传统的学科限制开始尝试多种阐释与互证，等等。这些举动无不是在表明一个事实：即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时代已经来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密切联系，现在的许多文化研究批评家中很多人都是从文学研究的阵营里面走出来的，这就使得文学研究的范围开始扩大化，研究对象也发生转移，最终文学同大众文化紧密相关，文学批评于是进入了一个发展阶段：即文学批评具有了文化特性并且产生了文学文化学批评。

二、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

综合许多学者的观点，我们从“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之间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交叉关系”的观点出发，将其分为以下四种基本关系：

（一）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文化批评。文化批评研究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的文化、艺术的文化、精神的文化，所以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文化批评也就更多地是从这三个层面去进行批评实践活动的；

（二）以文化研究为背景的文学批评。即以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为对象，例如比较文学研究中从文化差异和文化影响上去分析，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可靠的解释空间和依据；

（三）指向文学内涵的文化批评。这种观点提请我们应该关注文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它要求我们关注文学作品的内涵，关注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及其文化审美倾向，因其具有较强的诗学特征，并且与文学的审美批评联系密切，因此又被称为“文化诗学”d；

（四）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融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诗学”开始被学界重视并大力提倡，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值得注意是，我们在强调文化批评的同时也要防止其泛化的倾向，比如对水的母题、海洋的母题等的批评，就与文学的审美性相脱离了。还有对现在一些流行的文学现象批评，虽然很热门，但审美性并不够，一旦时过境迁，便被人们迅速遗忘，如身体写作、网络上流行的揭露自己隐私的私人写作，还有最近被拿出来热议的贾浅浅的“屎尿诗”等等，一些文学批评家抓住热度迅速出击，热衷于对此做讨论和分析、批评，认为代表了某种写作新方向。但我们会发现，这往往仍然只是某种新的批评方法和新创作潮流在其伊始时为了强调其独特性而出现的现象，一旦与文学相关，那么便需特别关注文学的审美性。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融合还要需要以文学的审美特征为主导，文化因素只是其深入研究的辅助。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尽管文学批评最终走向了文化批评，我们仍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即文学层面上的文化批评必须以文学为对象，并以文学的审美性特征为核心研究要素。这种对象性的确定，决定了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交叉势必要发生在基于文学文本的文化研究层面上。

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势在必然

（一）直接原因：文学批评的自反性和20世纪文学自身的嬗变

文化批评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广的社会语境与学术渊源。20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的功能发生深刻的变化，那种囿于文本本身、自足性的简单解读已经不再被批评家们满足，他们越来越注重于揭示隐藏在文内底层或者说深层的一些东西，恰逢文化研究的兴起，于是文化批评便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这种自反性和前卫意识，使得它的社会文化解释力与干预力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并由此导致了文化批评的勃兴。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这种文化转向，从一定程度上也与文学自身的嬗变密切相关：20世纪后期，文学从文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许多作家的创作由此走向了边界模糊的杂文学，比较常见的方式有：把小说写成随笔、论文写成故事、小说中融入诗歌精神、散文则更是成为各种文体的实验田。文学边界的这种有意模糊以及文本后来被发现具有多重隐含的特点，使得人们不再把文学作品中的审美性当成唯一和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宣判，而是开始思考其他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对文本所产生的影响，“大众文化语境中审美分析的有限性，必然要求批评寻找其他的突破路径，文化批评便适逢其时地应运而生”e。

（二）现实原因：20世纪文学审美对象的扩大化

除了以上等原因使得文学批评不得不开始思考审美之外的因素，现实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面对视觉图像文化、网络文化、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以及20世纪发展迅猛的数字文化等等的冲击，使得文学必须开始重新审视它原有的文学对象，扩大研究范围，并且要重新考虑并确定其研究对象，比如文学与传播、语言与视像、文学数字化传播与传统文学出版的关系、身体符号化成为一种文化，等等。这些问题的突现，让我们不得不重视文学批评的文化特性。文学是用语言表达的艺术，也反映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因此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上是相交的，只不过文化批评通常在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维度展开，而文学批评通常在审美维度展开。因此，以文化研究为背景的文学批评，在比较文学、“五四”新文学、历史小说、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研究领域更有阐释空间。“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恰当应用，是由作品的文化内涵决定的”f。中国人民大学的余虹教授认为，现代性文学观念和实践可能面临着“终结”（指可能性穷尽、边缘化、与社会发展脱节等），但文学性却渗透在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学术、消费、公共空间和文化等，这些现在看来已成为后现代生存的根本性事实。基于这样的现实，笔者认为，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势在必行，也是顺应文学发展及潮流的必然趋势。

四、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不会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近年来学界一直对文化研究给文学批评造成的冲击存在普遍焦虑，许多学者担心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会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消失，迷失在“文化批评”之中，从而使长期以来的纯文学遭到冲击甚至消解，甚至因此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一）“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立场之争

持“文学批评”立场的论者指责当代文化批评过分越界，认为将批评的注意力从文学文本本身及其现象和活动，转移到了电影、电视、流行艺术、广告、时装、城市规划等等一切只是与审美现象有着某种相关性的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去，实际上是在消解文学和文学研究。他们不无感慨和感伤地认为，中国文学好不容易才从政治功利的桎梏下挣脱出来，走向了文学自律的黄金时代，转眼间却又变得如此边缘，无足轻重，什么都不是了。因此，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的对象只能是文学，即便文学研究的对象可以从文化或审美意识形态等的角度进行，但文学批评的对象却不可以无限扩大，文本的内涵也不能够因为外延的尽情泛化而无限模糊化，最终导致任何事物都成了文本。另外，在持这种立场的论者看来，因为文学批评工作者本身专业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对文学之外的一切日常审美领域和现象进行专业性研究。持“文化批评”立场的论者则毫不客气地指出，后现代以来，文学边缘化乃至走向终结是铁定的事实，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逐渐成为当代人们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中心，文学研究若是认识不到到这种“文学性”泛化的事实，重新思考和制定文学批评的主导范式，那么文学批评的前景将是黯淡和让人堪忧的死胡同。因此，他们认为，当下的要务就是要将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扩大，让学科跨界、重组或者联合，以使原先狭隘的纯文学文本批评走向文化批评。

（二）廓清关注焦点，是争论解决的根本之道

可以看到，二者争论虽然激烈，但焦点却集中在批评和研究的对象上。而实际上，从我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主要着力点来看，其关注点恰好正是放在对象的扩大上，已然将目光从过去单一的文学文本研究、高雅和严肃的文学文本上移开，开始致力于大众文化研究，致力于一切日常生活现象和通俗审美领域。因此，这两派学者的论争并非不可调和，只是他们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对象”而不是“问题”上，由此而产生的误区才导致了他们的这种担心。要知道，当下我们所热议的文化批评并非是一个新兴的学科，而只是一种新的话语方式，用某位学者的话来说，这些担心实际上是“没有摆脱科学主义的桎梏，没有抓住国际性当代文化研究发展的根本所在”g。究其根本，持“文学批评”立场论者所担心的无非是“文化批评”所呈现出的这样一种批评实践，即它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实践方面表现出了一种过分关注的态势，从而显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这导致了对深度关注的不够，也就是所谓的某种“后现代”特征。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后现代”特征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学者们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这种所谓的“文化批评”并不符合真正的后现代精神，也就是“非中心”的精神，他们只是试图通过重新定义中心来排斥传统上我们认为的那种文学——严肃文学和高雅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排斥实际针对的只是代表着知识分子言说的文学，这无疑是又犯了另一种走极端的错误。后现代意义下的“文化批评”虽然强调“非中心化”，但它并不以建立另一个“中心”去否定以前的文学批评，从而把话语权争夺过来为目的，相反，它是文学批评在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也只有把文学和文化结合起来，文学批评的路才会走得更远。另外，很明显，文化批评是从文学批评中生发出来的，因此在很多层面上与文学批评互相交叉和互渗，并且常常会涉及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等等，因此，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在实践中也许边界比较模糊，在理论上却无需争论，需要的只是在“对象”与“问题”这个关注焦点上予以廓清。

（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不会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金元浦教授曾在《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学术研讨会》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的文化转向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就文学而言，世界上没有固定的文学，其边界也不可能一直变动不居，文化转向正是文学学科内爆的结果。至于文学的文化转向是否会引起文学本体消解和文学审美性的消失？笔者认为，这样的忧虑大可不必，纵观历史上文学之发展，文学的边界，包括它的种类和体裁等事实上一直都处在变动之中，比如散文、诗歌之发展和变迁。虽然当代艺术生态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学科“内爆”和跨界已成必然之势，但可以看到的是，审美性却成了商品世界的共有特性，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理当对这样的发展现实做出积极回应，建设合理的对话语境，关注并寻找“间”性，搭建文学——文化之间的公共话语空间。因此，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不仅不会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它是文学批评在后现代环境下展示自己学科先进性，具有“与进俱进”生命力的一个极好例证。

五、面对文化转向，要有鲜明的个人立场

许多长期从事纯文学和艺术工作的学者，可能会更多地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从纯审美角度出发的文学批评，这种坚守文学立场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但不得不承认这确实会局限我们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评价。因为，某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民俗、语言乃至种族文化现象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光从审美角度出发，则不免太过于眼光狭隘，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只要是具有相当分量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文化学方法、视点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的引入和运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h。譬如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五四”文学，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可以用同源共生的关系来形容，因此，如果研究五四新文学，却完全忽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忽略从文化学的方法、视点与角度去探讨，这种研究方法显然难以想象也难以令人信服。所以，真正科学、公正的文学批评应该而且必须要考量文化的角度。总的说来，对文学作文化批评的意义，在于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同时从文化的视野来阐释文学。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很多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但同样也反映了作家对现实的态度，批评家的任务应该是尽可能地从作品所包含的各个文化层面来解读和理解作品，力求对作品的内涵做出全面、客观的述评，使批评尽可能做到科学、公正。比如，对杜甫诗的研究，如果只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评论，那么，他诗中纯粹“美”的特征肯定不如同时代其他一些诗人的诗，但他之所以被尊称为“诗圣”，无非是因为他的诗中包含了许多写实的成分，对我们后人来说，是我们通过诗这种文化了解当时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从历史主义批评来说，他的诗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所以，如果我们仅仅从审美的角度来评价他的诗，我们就会错过许多蕴含其内的东西。当然，我们在进行文学文化学批评的时候，也一定要防范和警惕“泛文化化”的倾向，当下的文学批评因为和大众文化紧密相连而逐渐导致学科边界的消失，产生了一定的“泛文化化”倾向，作为研究者，我们一定要有选择性，不能把所有属于文化的东西都包含进来。正如余虹博士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的开篇一语双关所说的：“于是在‘文化转向’的鼓动下，我们看到聪明的文学研究者都纷纷与时俱进转搞‘文化研究’了。”这表明他不仅看到了这种现象中部分“聪明”人的迷失和盲目追捧，也表明了自己坚守“文学”和“文学性”的立场，同时也在提醒着研究者们，不要在文艺研究的文化转向中迷失了文学本身。

作者:石中华 单位:汕尾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