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下三个土壤与评论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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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是一个学科术语，隶属于文艺学学科，归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的产生基础是学科建设的需要。而这一学科建设发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通过科学的研究和精密的划分，韦勒克和沃伦厘清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于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的三分法成了文艺学学科的准确概括，一直沿用至今。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形容。首先，文学批评需要文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于文学鉴赏活动，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以及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和阐释。其次，文学批评要通过文学史的整理和记录发现文学发展的规律，以此来作为自己研究文学相关内容的基础。最后，文艺理论从文学批评的实践中获得自己的现实依据以帮助理论的形成，而文学史又因为文学批评的实践操作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这一相互影响、相互包容的现象就促使文学批评在现实中呈现出理论化和史学化的特征，而导致这种特征出现的三个现实土壤也不容我们忽视。

一、文学批评的文化心理土壤

在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专门的学科是现代教育体制的产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学科建设受到西方的影响颇深。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论和教育理念中是没有严格的划分的，文、论、艺相结合，既是文也是论，甚至还是艺术作品。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通过24首诗，阐释出独到深刻的文学理论问题：关于文学的风格和意境。如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不仅是文，是论，还是书法作品。因此无论是先秦两汉的语录体，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序跋体、诗话体，还是唐宋元逐渐趋于完善的批评文体都兼具评论、文艺的特点，即便是近代王国维已经初具西方文论体的批评文体，也是典型的文学化文体。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常常被西方所诟病的地方—没有完整的学术体系，哪怕如孔子这样的儒家思想的提出者，他的学术思想都只是用《论语》这样的语录体小文出现，自然是没办法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样的庞大系统相比较。没有庞大的体系，并不表示中国对世界没有贡献，相反中国古代文论这种带有顿悟的思想更加具有迷人的气息。只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明突飞猛进，中国则自清政府闭关锁国以后渐渐被世界文明所抛弃。哪怕是思想激烈的民国，也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才引发了中国各种思潮的蔓延。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的学科建设面临的也是十分艰难的处境：如果要抛弃西方的现代文明，显然会造成又一次的被孤立，如果要让中国文化基因在世界彰显，显然也是力不从心。所以，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影响下，中国的现代学科不得已或者叫不自觉地要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论。于是，文学批评这一学科就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成长了起来。按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三分法的科学划分，文学批评应该更注重实践，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当某一个事物或者概念边界不够清晰的时候，往往可以归为同一个事物，这样一种学科建设和文化心理兼容并蓄的客观学术环境，使得文学批评呈现出更多的理论化与史学化特征：批评往往不像西方文论那样对文本进行“手术”式的肢解，更多是从理论出发，兼以史学定位，再融以儒家的人格主义、道家的意境之说、佛家的妙悟境界，以获得对文学作品、作家、现象的总体把握。究其根本，与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很强的关系，对某一文学作品或是作家、文学现象进行批评，若不说出个道理，那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中国文论自身阐释系统的“史”“论”现实以及诗性的话语方式加上现代学科建设的科学划分，使文学批评很难不呈现出理论化与史学化的特征。

二、文学批评的社会导向土壤

社会导向是文学批评趋于理论化、史学化的又一土壤。所谓的社会导向就是指时代对大众从精神到物质的引导。评奖是最体现社会导向的方式之一，主流评奖侧重于什么类型，从业者就会侧重于什么类型的活动或者工作，文学批评也是如此。看看圈内影响力深远的鲁迅文学奖，获奖的文学批评作品几乎都是理论性、历史性相提并论的大部头，只针对某一现象或者某一作品进行批评的极少。鲁迅文学奖从第一届到第七届，总共评出的文学理论评论作品共有34件。除了第一届樊骏的《认识老舍》、曾镇南的《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邵伯周的《茅盾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问题》；第四届洪治纲的《困顿中的挣扎—贾平凹论》；第六届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张新颖的《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这6篇针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的作品外，其余几乎都是偏重于理论化的作品。而这几篇之所以能在众多的作家作品论中脱颖而出，也正是因为其研究的历时性，也可以叫历史性。无论是对鲁迅、林语堂、老舍、茅盾，还是对贾平凹、陶渊明、沈从文的研究都不是孤立单独的如解构主义一般的研究，而是放置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中。其余的28件作品：第一届敏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学价值论》、陈伯海的《自传统至现代—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变迁论》；第二届陈涌的《“五四”文化革命的再评价》、程文超的《1903：前夜的涌动》、何向阳的《12个：1998的孩子》、韩子勇的《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第三届吴义勤的《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王向峰的《<手稿>的美学解读》、陈超的《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朱向前的《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第四届李敬泽的《见证一千零一夜—21世纪初的文学生活》、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修订本）、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雷达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第五届南帆的《五种形象》、张炯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赵园的《想象与叙述》、高楠和王纯菲的《中国文学跨世纪发展研究》、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第六届孟繁华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鲁枢元的《陶渊明的幽灵》、程德培的《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贺绍俊的《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第七届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陈思和的《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刘大先的《必须保卫历史》、王尧的《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白烨的《文坛新观察》。很显然，超强的理论化、史学化和系统化是其获奖的主导因素。所以程德培在获奖的《谁也管不住说话这张嘴》中就讲道：好的批评不仅阐释了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许多文学作品，而且总结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经验，甚或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些普遍的规律，从而对创作起了有力的推动和导向作用。那这样的批评何尝不是理论化与史学化的呢。

三、文学批评的从业人员土壤

文学批评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很少有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自由职业者。这样的情况直接会导致文学批评的过度学院派，这也是导致文学批评理论化、史学化的土壤。在我国几乎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自由从业人员，即使有体制外人员成为批评家的个例，那种个例也不会具备可复制性，文学批评目前还成为不了可养家糊口的本职工作。因此，大多数从业者均为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学者，这些学者从事文学批评有三个特点：一是学术性强，古今中外皆可涉猎；二是受体制内各种评定职称的影响，非理论、非史学的东西做出来不够大部头，不够影响力；三是针对现实作品的少，面对理论的多。正是因为从业人员的这些特点，导致文学批评理论化、史学化特征明显。历史观本身是一种批评视角和方法，历史观作为文学批评的角度和方法，以自己的独特性进入文学，抵达文学本身。而学院派最大的标志就是通过历史观在承续性、整体性的背景中研究文学。如果丢失了理论与历史观，批评就会呈现出印象式的趋势，与理论化、历史化相反的就是印象批评，这种批评往往会在学院派中呈现出不够成熟的面孔，导致从业者不愿意过度强调自己的感性体验、印象批评，更多的是愿意从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理论性、历史性。所以，很长的时间里，文学批评与大众产生了距离，这种距离也是过度理论化造成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文艺批评放置到“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这一部分来论述。在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总书记首次把文艺评论作为第13个艺术门类，并进一步指出了文艺评论在党和国家文艺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也明确了文艺评论对于文艺创作重要而独特的作用。2021年8月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批评的重要指示一脉相承。不难发现，边界不够清晰的“批评”一词改成了“评论”，这个词语的变化彰显出的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实转变。文学批评这一成长在20世纪的学术话语要逐渐发展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学评论并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中国已经有实力展现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和思想，当代社会也开始注重文艺批评的评论化发展趋势。文艺评论、文学评论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一个词语的变化让文学批评从象牙塔真正走向了人民大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啄木鸟”推优工作在2021年更是为微短评开辟了通道，这也是社会导向土壤的改变。互联网的发展让更多的受众成了评论者，豆瓣、猫眼等平台让文学评论的队伍得到了扩展，针对现实作品的评论声音越来越多，这也是从业人员土壤的改变。我们期待更具有中国文化气质、更贴近人民、更接地气的评论作品出现。

作者:李晶 单位: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