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文学批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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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边我们说过

韩柳的目的，最先是要行其道，如果不能行其道于当时的话，这才从事著作，以传于后世。但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所以也得注意文辞。然文辞如何才能好呢？其方法也是学古。韩愈在他的《进学解》里自己吹自己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也有同样的意思，说道：“本之《书》以求质，本之《诗》以求恒，本之《礼》以求宣，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动。”中国的学者要对于社会有所改革的话，照例是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如孔子想行自己的学说，然又怕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假托到三皇五帝。现在韩柳想改革那一时代的文学，于是又复古到孔子，他们既以孔子为标的，那末，作文当然也要根据孔子的五经。文宗五经的主张，本发之于扬雄《吾子篇》的“说经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扬雄的主张，后来刘勰著《文心雕龙》的时候，又大为解释，在他的《宗经篇》里说的最为透澈。“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刘勰把《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的性质解释清楚以后，又得一个结论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原。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傅铭檄，则《春秋》为根。”他把一切的文章，说是都出于五经。后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说的“文章者原出于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之说，也是由扬雄的主张而来。我所以引证以上几句话的意思，是想示出韩柳论文的渊源，并可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孔源，而扬雄开其先路。所以从扬雄而后，中国的模拟与复古之风大开。我以为韩柳文学批评的渊源，受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影响为最大，虽说他们不常提到他，所受扬雄的影响，恐怕只是复古的思想。然而韩柳的复古，决不能与扬雄的复古相提并论，因为韩柳想借复古的名义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是一种手段。并且韩愈在《答刘正夫书》里还说“能者无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他要“能自树立”，自成一家风格，换言之，不去模拟外表之形式。不像扬雄那样没有主张，一味地迷古，所以他效《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成《法言》，处处要拿孔子作个偶像，一步一趋地去学，只求形貌的相似，而把真正的精神失却了。

二、无论是表现自我或是表现社会的文学

在作者写的时候，都是内中有一种冲突，不得不写的缘故。E.Bruneliere说“Nostruggle，nodrama”者，固然是为解释戏剧，然而一切的文学都是这样。换言之，就是在内我们有一种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反的，在外却有社会上种种的束缚与压迫，结果，苦恼、烦闷，以及一切的不如意事都产生出来了。经文学创作把她表现出来，就谓之文学。这是厨川白村解释文学的产生的话，而韩愈之解释文学的产生，也是放在这个基础上。他所谓说的“不平”，就是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他所谓说的“鸣”，就是表现。他在《送孟东野序》里给我们的比喻的“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撀之鸣”，都是受外界的刺激而始表现。实在人类的文化，就是从这种冲突产生得来的，一方面有生的要求，而一方面又有种种的压迫，于是人生万花镜就展开来了。我们受社会压迫最利害的，就是经济，所以韩愈特别把穷苦与文学的关系拿出来讨论一下。他的《荆潭唱和诗序》里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确是见道之语。我们看古今中外有几个真正的文学家不是穷的。正因为穷，才能味尝到社会上各种人的真正面孔，而给他一种很强烈的刺激，不能不从事于吐露。富人的生活大都是麻木的，从何会有刺激去使他去创作。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是生于贵族的，但要不是他后来舍弃贵族的生活而去过那乡村的贫苦生活，也不能认识人生那样的深刻，而为世界的伟大的作家。正因为有强大的刺激，才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产生，所以韩愈说“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不过，韩愈所说的“鸣”，不但“自鸣其不幸”，还“鸣国家之盛”。本来韩柳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他们所注意的完全是道，他们既然要想行其道于当时，于是不得不拍当时君王的马屁。韩愈在他的《进撰平准西碑文表》说：窃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必有奇能博辩之士，为时而生，持简操笔，从而写之，各有品章条贯。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满天地。柳宗元也有同样的意思说道：文之用，辞令褒贬尊扬讽论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开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意，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以上的二段文字，是韩柳对于文学的态度的口供。他们认为文章除过“词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外，没有别的用处。即令再有别的用途，也就是自己不能行其道于当时的时候，则著述立说，以传于后世，这是前边已（竟）〔经〕说过的话。不过这二段文字我们应当注意的有一点，就是柳宗元把文分为著述与比兴二类，前者是注重逻辑，后者是比较注重情感，所以他说二者不能得兼。实在，理智强烈的人很难写一篇情感的文字，反是，情感丰富的人也很难写一篇条分理（柝）〔析〕的文字。我们不必远处举例，即就韩愈、柳宗元而论，他们固然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先锋，可是他们太注重行为与理智，所以他们的文字，要以纯文学的眼光来看，在文字艺术上有价值的很少。然而他们根本就不注重感情，所以我们也勿须怪他。

三、韩柳文学批评的主张

大概已如上述，我们现在把他们的最错误的两点来讨论一下。第一，就是混淆了纯文学与杂文学。固然他们的目的是在改革六朝时代只注重形式而不注意内容的文学，可是因为太过火了，他们所主张的，我们反不能承认是文章。无论中外，在理论上我们总承认文学只是文学，不是其他的东西，然而批评家们总想把文学作为表彰真理或获得知识的工具。如果这位批评家是比较喜欢哲学或宗教的话，则他希望文学是哲学或宗教的直觉的表现。如果他是比较理智的，他就认为文学是一种材料去发现心理的事实，或社会史的演变。总之，他们喜欢那一种学问，就希望文学是那一种学问的表现工具。即令如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所著名的WallerPater，但我们细读他的《SludieaintheRenaissance》一书的结论，就知道他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意义，关于情感和感觉的用途，给于艺术的还不及给于人生的为多。这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然而不像韩柳那样的过火，以致几乎没有抒情的文学的立脚点。第二，是拿文学作为宣传的工具。我们知道文学的目的是在表现，而不是在宣传，这是世人说旧了的话。易卜生剧作中所描写的大多是妇女问题，好多妇女就以为他是在提倡妇女的地位，于是去找他对于妇女有什么意见，可是他回答说：“我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可见他只是表现内心的冲突，并没有一种先见。如果文学要是表现的话，则你不论什么题旨都好，道德也好，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甚而至于国家主义，以及三民主义，都无不可。然而这些题旨要以文学的形式去表现的话，就得以文学的标准来判断，而不得以宣传的目的来决定。因为表现，只是表现我内心的情感与意象，表现完了，则文学的目的就随之而终。然宣传是预先有一种目的，于是只求其如何能达到这目的，至于文学的艺术如何则就不问，所以我们只能谓之宣传品，而不得谓之文学。如韩柳的目的，只在“词令褒贬，导扬讽谕”，因为想达到这种目的，于是才去注意文辞，其在文学上的价值，就可想知。所以韩柳的文论，也只可以说是宣传论，而不能说是文论。

作者：李辰冬（原著） 彭二珂（整理）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