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关于文学批评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夏末,我经历了很多事。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回顾来时路,总难免颇多感慨。
一、文学是一个明亮与幽暗交织的所在
父亲一生喜欢读书,年轻时热爱文学,198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他与一些当代诗人作家有过往来。再后来,父亲工作越来越忙,就把对文学的诸多热爱,变成了对我成长的无限期许。高考前后,我在家乡小城图书馆度过了许多安静的时光。好多时候,阅览室里只有我一个读者,阅读从文史哲开始,一排一排读过去。从晨光初现到夜幕降临,读完了所有社会科学的书,就去翻自然科学的那几排书架。仍旧是一本接一本地看过去,多半看不懂,也并不妨碍我愉快地消磨掉了那些逃学的日子。上大学后,读的中文专业,此后一路读研读博,文学成为我阅读的主要部分。在东师读研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沉迷神学,距离学校挺远的地方,有一家很小的书店,大部分是宗教哲学的书,西方那些重要学者的著作几乎都能找到。现在想来,颇觉奇怪,大约店主是个宗教徒,也可能是个藏匿民间的哲学家。没有课的晚上,就一个人待在那间小小的书店,也买过几本,多半是在那里读。读完一本换另一本。店主三十几岁,也或许更年长些,可能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不太会去关心这些。他也只是打开一本书在那里安静坐着,偶尔点一支烟,望着窗外,眼神空空荡荡,仿佛热闹的俗世生活因为一墙之隔都变成了虚幻的存在。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哪个学校的,学什么专业,我们也没有就各自读的书交流过什么。每天晚上九点,他站起来整理东西准备关店门,我背上书包回学校。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他说,你明天不要来了,好久都没有卖掉一本书,书店做不下去了。我有点茫然,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如果是现在,估计我会说那我把书店买下来吧。第二天当然还是去了,看到的是紧闭的大门。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默默看书默默抽烟的书店主人。再然后,就是读博,我开始在吉林大学旁听王天成老师的哲学课。西哲、马哲的课都选了。孙正聿、炳正、孟宪忠、孙利天老师的课,只要有时间,都会穿越大半个城市去听一听。那些年读书的光影,那些年在东师和吉大校园里游荡的足迹,那些年一个人穿过城市街道看灯火阑珊的孤独,都以不同方式留在了色调斑驳的岁月里。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会有种恍若前生的错觉。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认真做当代文学批评,其实是近十年来的事。之前做的多半是现代,也并不专注,读书也是完全凭兴趣。倒是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从未改变过。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的亲历者,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新世纪,文化论争、思想交锋、环境恶化、精神危机、价值困境、社会生活诸种领域不断分化和断裂,确实亲眼目睹了历史的生成。即使如今的我们依然置身于熙来攘往的当下,而这一切,在我眼里,就是未来中国必然要回头认真反省的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一个人,并不是一生都可以在一个明亮的世界里行走。人性的暗区,生活的深渊,就像世界之镜的两面,妥协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仍然能够在文学中看到足够多的善意、温暖和爱,这是我们还愿意热爱文学、信赖文学的基础。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石黑一雄,话题在石黑一雄之外,是移民作家三杰,萨尔曼•拉什迪、V•S•奈保尔,尤其是拉什迪,原因当然很简单,不说也罢。作为移民作家,双重文化身份和文化记忆,注定写作者会携带太多挥之不去的地域乡愁和精神乡愁。时光的痕迹,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日渐衰老而渐渐淡去,只会以灵魂分裂和精神撕裂的方式,不断强化,直到烙印成为我们沟壑纵横的生命本身。无论作家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尖锐或者温和,喧哗还是静默,冷峻抑或热切,我们都不难从中感受到他们对待世界和生活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好多当代中国作家并不缺少文学的敏感性,而是缺少思想的敏锐性,不是缺少生活的丰富性,而是缺少文学的责任感。时过经年,我仍然愿意说,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小说的风格,而是作家的风骨。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把作家和歌手相对应,就像那个写小说的张楚和唱歌的张楚。好多好多年前,我一度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虽然写小说的张楚更帅,唱歌的张楚看起来更叛逆,但内在的,两个人都有着特别的孤独和忧伤。他们对生命的热切注视,灼痛了我们的心。不虚伪,不退缩,有光亮,撞到现实的高墙,还有勇气翻越过去,在明亮与幽暗之间,在轻浮的时代与沉重的生活之间,不失尊严,不失温暖,在那些文字与旋律的焦虑不安里,始终有种旁若无人的笃定。这便是文学艺术所能带给我们的最后的慰藉了吧。年轻的时候,喜欢摇滚,这大概算是1980年代文艺青年的通病。以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永远保有正视黑暗的勇气和权利。直到岁月苍老,我们白发渐生,少年意气消歇,空余嘲讽的喘息和痛苦的失眠,然后在某种越来越深的迷恋中,装作忘却现实生活的压力。凭借写作,写作者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仿佛有光,仿佛上帝一样想要有光就可以点亮世界。事实当然并非如此,那种压抑的禁锢足以让人窒息。所以,最好的文学,首先是朴素、孤独,并且饱含强烈的同情和忧伤的爱。好多歌手诗文写得不错,朴树、郑钧、许巍、周云蓬、钟立风,都被称为诗人。在写给钟立风的文字里,我谈到过音乐对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着截然的感受。阪本龙一经历了生死,看世界一定更透彻。真诚,残忍,冷静,投入又出离。各种思索与折磨都是人的,无处不在的循环,压抑又仿佛全部为空。久石让、喜多郎、阪本,一寸寸瓦解又重建的世界,精神体验有多少难度,灵魂深处就有多少共鸣。音乐是陪伴,也是守望。生命如流沙,就算世界遍布荆棘,支离破碎,仍旧可以在疼痛里不断找回完整。反向观察,小说家们同样写着他们的新摇滚,乡村音乐,城市民谣,写着他们的情歌,或者急于组个乐队,放大自己的声音,似乎集体作秀比起一个人表演,比较容易克服时代加诸个人的所有不适。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当然也就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文学批评,对于文学自身,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看成是一个职业,或者充满功利色彩的名利场,与作家们热闹的互动,更像是江湖上的各路英雄会。说这些并不代表什么,都是置身其中的人,批评家看到的世界和生活,没有更理性而本质,作家也不会因为虚构多了而相信那个迷幻的世界更真实。社会生活充满隐约的动荡感而日子一天天又一成不变,我们今天的文学,正在经历漫长的精神考验,文学与生活,可以永不原谅,横眉冷对千夫指;也可以同流合污,相逢一笑泯恩仇。全在于写作者站在哪里,用哪只眼睛看生活。
二、我站在囚禁与自由的中间
从现代文学到当代作家,读过的小说诗歌越来越多,多到了有时候会心生厌倦。在2016徐州的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上,我说起一年五千多部长篇的出版量,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者真的是一个身心挑战。所以本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原则,我选择关注中短篇。这些年来,中短篇小说读得更多,关注诗歌则完全是因为自己偶尔也写,若不是年轻时候曾经想成为一个诗人,以今日诗坛的种种,可能失望更多吧。好在写作是个人的事。批评,就不尽然了。作为学者,理应认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说到批评,就不能不谈到尺度和标准。而选择怎样的尺度和标准,取决于批评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我想,如今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确认,应该都存在很多分歧了。1990年代以来的分化,差不多可以用鲁迅的那段话来概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出于知识分子良知的,还在启蒙的阵地上勉力坚持,也更能感受到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这一生,我们无非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我始终不能确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这种不自由的由来,是我的另一个关注点,阅读,也就从作家的现实主义立场,很自然的转向作家的历史观。如果说在探寻现代文学发展轨迹时,我更在意的是现实主义立场,而在解读当代作家创作时,我则格外纠结于作家们的历史观。就像诺奖公布后,朋友圈刷屏的石黑一雄的日本想象,石黑一雄的英国叙事,物哀的美学,打捞的怀旧,似乎他可以不去重访历史,甚至从历史现场退出来,就可以完成与历史相对应的人心的触摸。这当然做不到。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实。这些年,反复探寻当代小说中的历史影像,包括50后的莫言、张炜、贾平凹、李锐、方方、王安忆、铁凝、陈应松、赵德发,60后的余华、格非、毕飞宇、吕新、葛水平,70后的徐则臣、李浩、叶炜、海飞等作家笔下的历史叙事,不断被我放大。从一扇很窄的门进入,试图建构出来一个完整的时代记忆,或者考察思想史可以有怎样的文学表达。在沿着思想轨迹走进这些作家作品时,我常常还是会想到鲁迅,甚至不自觉的援引鲁迅作为镜像,虽然这种批判精神的传承在当代愈发显得不合时宜。越是热闹的生活,越需要那一双冷眼吧。人生中很多问题并不是删繁就简就可以视而不见的。社会问题就更是如此,并非歌舞升平就能够湮没所有哭喊、挣扎和绝望。这么说,也不是要求文学来拯救一切,我要的,不过是触动人心的力量。一方面是借此来审视作家,更主要的是明晰自我。或长或短,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同,而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有着怎样的历史和历史观,其实并不会改变历史本身,能够作用于他人的都很有限,所以这一要求,无非是指向个人或者自我的。对于人类历史,没有什么是永恒和伟大,历史本身,只不过意味着一种价值基准,提供的是尺度本身。也就是人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或者可能成为什么样的物种。社会生活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舞台,每一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一个生病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扮演医生;在一个清醒的世界,每个人都可能是病人。有怎样的历史,才会有怎样的现实,当然,历史叙事的传统来得更为强大。即使新历史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度影响广泛,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新世纪以来,作家们放弃颠覆的武器,文学放下解构的利刃,慢慢回到历史反思与重建,现实批判与关怀的立场。即使后现代的游戏性、破碎感、边缘化还在不断加剧,并不妨碍文学坚持自己的严肃立场。作品解读中,难免会触及到一些历史评价、现实判断和文化批评。尤其是涉及到、反右、“”等题材,有一些观点被删减后刊发,有一些文章没有可能发出来,这些都不会改变我们继续关注自己认为需要关注的问题。人有病,天知否?中医的疗救也好,西医的手术也罢,鲁迅也好,胡适也罢,总归都是治病救人。而让我们常会心生感慨的,是在这样漫长又仓促的小时代里,可能我们刚好经历了一段大历史。正如萨特所言,他人的自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这种自由,意味着把自我的存在与他人使我存在糅合在一起,这种自由赋予我们价值又取消这种价值,存在由于自由得以永远被动地逃离自我。当然,我并不确定自己拥有自由。更多时候,我们都会深感不自由和困惑,想要永恒地获得释怀,多半是以破坏的姿态。就像歌里唱的,人生两杯酒,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
三、如果可能,我会始终拒绝幻觉
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一个成功的人。出席各种活动,讲话、发言、掌声、合影,有时候还有鲜花。这些看起来那么真实,标定了我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多少长夜无眠,直面自心,其实这一切又是多么虚幻,都不过是一触即灭的幻影。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怎样形成的呢?和朋友聊天,会说到对当代文坛的评价,私下里说的要比各种研讨会上严厉一些,随意一些,说过之后彼此安慰,不要认真,不要较真。回想年轻时候,如果说到有什么人生志向,那应该不是文学。小学时代老师要求写座右铭,曾经在日记本上郑重其事写下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解万民忧。日渐老去之后回头看,那时候真是幼稚得可爱。这些年,常常和李浩、春林老师一起参与文学活动,一起喝酒闲聊,有好多个深夜,在北京,在太原,在石家庄,在淄博,我们从小饭馆喝到酒吧,从路边排档喝到宾馆房间,聊得最多的当然是文学,可是酒醒了想想,似乎又不仅仅是文学。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学术志趣是思想史,文学只是我的学术兴趣而已。近年来,比较集中关注70后作家创作,是出于想知道同时代人在关注什么,在思考什么,在表达什么。我们经历了大致相似的成长背景,走的路并不相同。我当然也关心他们写得怎么样,但更在意的,是他们为何而写。关于我们这一代人,陈晓明老师说过,“其实夹缝、遮蔽可能都不够准确,更准确地说,70代是落荒而走的一代,因而他们是离散的一代。”“70代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一条道上走到底,他们在夹缝中求生,这是他们的宿命,但未尝不是机遇。”作为落荒而走的一代人,作为离散的一代人,是从哪个时间点开始逃逸,又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离散?这些追问可能比起作家给了我物哀还是物喜的审美,要来得重要和迫切得多。所以,我对则臣、李浩、张楚、弋舟、山坡、阿乙、路内、乔叶、鲁敏、艾玛等人的观照,其实是有着文学史和思想史双重维度的。他们对历史中国的讲述,对现实中国的关怀,对未来中国的设想,在他们的小说文本之中,在他们的随笔文字之中,在我们的访谈对话之中,这一切都是我愿意审慎思考,用心去发现的。世界就在那里,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去认知,就算你拒绝拥抱世界,世界依旧在那里。当然,这种存在并不意味着知觉的全部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首先是听到,也有一些人只能看到,还有一些人只能感受到。幻觉当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时候只是不愿意孤单一人在幻觉的世界里穿行。有些略显昏暗的午后,放下手上的工作,翻开一篇小说,戴上耳机。当那难以磨灭的声音响起时,纷纭人世的背景不断虚化,而生命的影像变得无比清晰。所谓安慰,并不是一定要你懂得我,而是在喧嚣的人海里,刚好我懂得了你。无论命运风雨交加,还是岁月云淡风轻,我们作为孤独的个体,灵魂深处的真切体验,就此找到了微弱回应。用什么方式,记录我们在尘世走过,文字、影像,还是声音?同样纯粹的心灵,在漆黑的夜里,完成最直接最简洁的沟通。我们距离自己的心非常遥远,甚至很少真正关注自己内心的状态。当我们把那些看不见的旋律,尝试着涂满色彩,那么,是黑色的痛苦,灰色的忧郁,弥漫无边无际的时空,还是色调温暖的大地,成为我们生命最后的依托,多少人能够给出他确定不移的答案呢?孤独让世界经由破碎获得完整,对爱的理解,有时候比爱本身更强大。这算是批评的价值。面对不公正,我们可以很愤怒;面对他人不幸,我们可以很痛苦;可以从未与世界和解,也可以选择悲悯包容一切。可以反叛生活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枷锁,也可以忠诚地守护我们在人世间感受到的与爱有关的一切。对于我来说,梦,并不意味着理想,佩索阿说过,将现实视作幻觉的形式,和将幻觉视作现实的形式一样重要,一样徒劳无用。沉思的生活,若要完全存在,必须将现实生活的林林总总视作各种零零散散的前提,导致一个不可企及的结局。我想,我们可以如同他一样反感生活,因为生活对我们的囚禁与裁决。而这,正是我想要面对的真实。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那个夏末,我认识了一个特别善良的男孩儿智鸿。妈妈多年来一直和妹妹生活在深圳,有天早晨外出时,意外摔倒骨折,在熙熙攘攘人车川流的十字路口,智鸿把妈妈扶起来,辗转送回家中,妈妈入院手术,二十多天后出院,他会在下班后过来看望。从此,我们成了血脉相连的亲人。从此,这个单纯温暖得如同清晨阳光的男孩儿,让我对世界多了更多信赖,也让我愿意理解和接受世上所有的人。
作者:张艳梅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