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乌托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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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乌托邦是西方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民族由于文化、政治、经济基础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有两种呈现方式：社会实践方式和文学文本方式。本文梳理了西方乌托邦思想在两种方式下的呈现并进行了分析，旨在揭示乌托邦的优势与弊端。

【关键词】西方文化乌托邦反乌托邦

一、乌托邦的概念及其研究意义

乌托邦（Utopia）作为一种理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付诸实践，则有极大的破坏性。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二战后前苏联、柬埔寨、古巴等的革命，都可视为乌托邦的灾难。革命的理想主义总会沦为革命的暴政，这已被历史验证。“乌”-没有，“托”-寄托，“邦”-国家，“乌托邦”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艾宏扬1990）。如果把空想变成现实，就会产生始料未及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空想不可以，或者把空想部分地变为现实不可以。“现实的乌托邦”作为一种批判和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它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所谓的终极存在,而是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永远保持一种实践的批判精神和超越意识。因此乌托邦的真正意义在于合理地改变世界,促进人的自由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乌托邦不能作为完善的价值规范,但可以作为批判尺度，它激励着人们采取某种行动,打破现存的秩序,逐步建立越来越完善的秩序。因此乌托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二、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历程

乌托邦自古希腊开始，衍生至近代启蒙运动，历经两千余年，其中有文学文本、哲学思考，也有社会实践。阿里斯托芬的《鸟》与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是典型的文学文本，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典型的哲学-神学思考，而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傅立叶则是社会实践的代表。在这些文本和思想中，有肯定乌托邦的，如《理想国》和《上帝之城》；有反乌托邦的，如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也有赞赏与批判并存的，如《鸟》。至于社会实践的乌托邦，则因为极端的理想主义被历史摒弃。

（一）阿里斯托芬的《鸟》

被称为“喜剧之父”的阿里斯托芬以讽刺、揭露社会现实闻名于世。阿里斯托芬拥护民主制，也揭露民主制危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道德的堕落。他谴责上层统治者的虚伪残暴，也揭露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他讽刺富人的道德沦丧，也挖苦平民的人性阴暗。他主张对财产作一次再分配以消灭贫困，恢复公正，发扬道德，然而这一典型的乌托邦思想并不能实现也不能实现——《鸟》就讨论了乌托邦思想可行性的问题。《鸟》中的主人公通过花言巧语诱骗一群鸟建立一个神奇的乌托邦式的国度——“云中鹁鸪国”。这是一个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的国度，劳动是生存的唯一条件。但是“鹁鸪”有一层意思是愚蠢的人，这暗示着理想固然美好，但是也是虚幻的，是现实中不可实现的。《鸟》还揭示了一个悖论：人类想要构建一个完美的城邦，但是人本身才是构建乌托邦的最大阻碍——因为人性是恶的，有欲望，自私，而这些弱点恰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于，人的欲望可以促进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却不能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二）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对于乌托邦的贡献是探索出了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政体模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国家分为五种政体形式，其中最好的政体形式是“哲人王的统治”，最坏的是僭主制，而民主制仅仅好于僭主制。因此美国鼓吹的民主制乃至部分国人追捧的民主制，实际上都是弊端重重的。首先，民主制将公平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民”，这是另一种乌托邦，与寄托于“哲人王”的乌托邦如出一辙，其虚幻性都在于把希望寄托于人，而“人”本身是最不可靠的。从苏格拉底之死到耶稣殉道，从特朗普上台到委内瑞拉经济的崩盘，这些都是“民主”与“人治”惹的祸。因此柏拉图的乌托邦虽然称得上“理想”，但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柏拉图极度推崇王者政体，他认为王者能兼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他认为王者具有天赋且受过良好教育，他认为王者是具有社会正义、善、治国理念的人。（柏拉图1986）然而他不懂洛克的《政府论》，不明白不受约束的权力将导致最大的恶。因此柏拉图的乌托邦是“权力”对“权利”的最大伤害。

（三）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古罗马的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上帝之城》将整个世界分成两部分：“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这不是地理空间的划分，而是信仰的区分。奥古斯丁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设立了“上帝之城”这个“至高的善”。奥古斯丁不否认现世的善，他所否定的是将现世之善作为最终目标而忽略至高的善的这种态度。奥古斯丁强调维护和参与“地上之城”和平的重要性，但“地上之城”是为“上帝之城”服务的——“地上之城”追求的是自身的和平，“上帝之城”追求的是“永久与完美的和平”“永生中的和平”（奥古斯丁2006）。奥古斯丁的乌托邦奠定了中世纪基督教千年统治的基础，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最终被启蒙运动否定。

（四）近现代乌托邦思想

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在《乌托邦》中首次提出了“乌托邦”一词，用来表示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想象。莫尔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所处于的社会的罪恶作了一个巧妙的对比，用讽刺的手法谴责了现实中的社会。莫尔认为乌托邦就其本质而言仍是启发性的而非实践性的。在书中，莫尔对有关国家官员实行选举与轮换以及政府决策程序的构想，突破了封建君主政治传统的禁锢，深深地隐含着近代民主、平等的意识，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颇多启发。首先，莫尔提出了废除私有制的主张。他主张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托马斯•莫尔1982）然而这些乌托邦主张被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实践彻底粉碎，在中国则有洪秀全的天平天国作为反面例证，证明了乌托邦理想的不可实施性。其次，莫尔提出了计划性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思想。这一点具有可操作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明证。最后，在政治上，莫尔提出了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主张。这些乌托邦思想对于西方近代的文明乃至现在世界的文明具有重大意义。

（五）空想社会主义

如果说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只是空想社会主义萌芽，那么19世纪30、40年代则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峰。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设想。他们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徐百军2012）这些思想对启发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三、反乌托邦思想和《1984》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美好理想世界的幻想中时，一些对社会发展担忧的人意识到了乌托邦的不可行性，他们在面对现实社会的残酷之后，开始了反对乌托邦的文学创作。反乌托邦的小说通常批判技术的泛滥、人的异化，以《1984》为例。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并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社会。反乌托邦主义者对所谓科学民主理性等事物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反乌托邦文学促进了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的发展规律。四、结语乌托邦存在着多个历史形态，每一个形态背后都凝聚着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热情与渴望。尽管乌托邦有其设计的缺陷，比如阶级固化的问题，人的欲望问题，但从历史来看，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构想，促使着人类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托马斯•莫尔1982《乌托邦》，商务印书馆。〔古希腊〕柏拉图1986《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艾宏扬1990《乌托邦与社会主义》，《广东社会科学》第4期。〔古罗马〕奥古斯丁2006《上帝之城》,人民出版社。

徐百军2012《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被遗忘的共和主义叙事——基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乌托邦思想之考察》，《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

作者：杨慧 吴瑞丰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