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史理论下的西方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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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化———“战国策派”的形成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视史学的传统。中国人对历史怀有十分特殊的情感。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但往往囿于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使得我国传统史学呈现单一化、分割化的特点，突出表现为我国传统史学观是汉族中心主义，对周边少数民族缺乏系统、全面认识的史学观。另外，古人撰史的目的或满足于留名、或为了寻求“有资于治道”的现实目的，因而中国史学研究有诸多缺陷。梁启超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史观的缺陷在于：“一方面范围太滥，卷帙浩繁，使一般学习望洋而叹；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事实阙略，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得也。”因此，当我国史学界不再满足于传统史学的理论架构时，就尝试着从西方史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作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参照。西方文化形态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学者视野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详尽阐述了文明社会出现以来人类历史经验的性质和范式，对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过往的历史、以及如何去理解历史对于今人的意义，颇具启示价值。但这一理论被中国学术界接受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它曾经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被视为伪科学。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步传入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由李思纯、张荫麟全面译介到国内，先后发表在吴宓先生主编的《学衡》杂志上，不仅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文化史的热潮，也含蓄地提醒中国学人正视历史，尤其是要从传统文化的“迷梦”中醒来。抗战时期雷海宗、陈铨等人对“文化形态史”进一步阐释，产生了更契合于中国文化实际的理论成果，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文化形态史在我国传播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了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和学术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学者们的学术视野更为开放、更为理性，汤因比建构的“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被译介到国内，作为“他山之石”发挥“攻玉”的效果才有可能。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传入对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史学观，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前瞻性的史学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雷海宗对中国历史的分析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学人根据自身的学养和社会价值诉求，对“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吸纳。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40年代，雷海宗和林同济先生对这一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他们在文化形态史观的启发下对中国古代史进行了整理，分别提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三阶段分期说和中国社会的多元结构理论。雷海宗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具体的理论可以细分为对外的“反侵略”和对内的“民族国家”情感。文化形态史观在他的理论中直接体现为民族主义反抗性的观点，即雷先生对于外来势力提出的“反侵略”主张。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晦暗的阶段之一。面对社会局面、人民苦难和前途渺茫的现实境遇，很多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方。

以雷海宗先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的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柔的一面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们大力倡导力量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了英雄崇拜的理论。在当时即遭到学术界的质疑，胡绳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一文中专门针对“战国策派”的观点提出过批评意见。当激烈的政治因素不再作为学术研究的外在条件，我们重新审视雷海宗先生的观点，就会认识到他的观点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雷海宗先生将中国的历史做了重新的分类，他指出：“以往的分期方法几乎都是不负责任的，只粗枝大叶地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就算了事。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也依样画葫芦……不分期则已；若要分期，我们必须多费一些思索的功夫。”他从文化形态史将文明分为若干阶段的分类方法中获得灵感，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给予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中国文明具有特殊的“两周说”：“第一周”是从文明起始阶段到淝水之战，这是中华文化的诞生期，外来文明对中原文明的影响很小；“第二周”则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侵，佛教等异域文明也逐渐渗透到中华文明的体系中，使得这一阶段的中华文明不再那么纯粹，“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中国文明进入到“第二周”后就意味着中国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南方发展史”。他是这样来阐述自己的理解：“五胡乱华以后，南方逐渐开拓。此后每经一次外患，就有大批的中原人士南迁，正是这些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压力下南迁的中原人，在南方新天地里继承发展了中原文化，使得在别的民族已经到了老死的时期，我们反倒开拓出这样一个伟大的新天地。”这一观点是在1936年提出的，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建立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基础上，存在着理论偏差。这种认识大体是不错的。雷海宗先生正是有感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能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为中国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南，才提出了中国文化“两周说”的理论假设，使得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学术研究中，将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理论观点结合在一起是十分常见的情况。雷海宗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从书斋中走出来，将自己的研究与中华民族的存亡联系在一起，不再是象牙塔中孜孜以求的学者，而是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斗士；同时，他也在如何处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陷入两难的抉择中：“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身后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来看，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原因。”雷海宗先生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视为或被侵略、或被奴役的历史，并将导致这一局面形成的关键因素归纳为“兵的问题”。他认为春秋时代崇尚“文武兼备”的思想是值得推崇的，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文人阶层逐渐跃居武人之上是导致后世军民对立和军队战斗力下降的根本原因。以此观点为出发点，雷海宗先生进而强调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问题———即“国民性”问题。这是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出发，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重新分类之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并将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完成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化”。西方文化形态在进入到中国后，与中国学术研究相结合诞生的成果“战国策派”———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使命感。雷海宗等人是将中国文化视为世界文化中极为特殊的个例加以考察，具有强烈的服务现实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是由于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研究促使我们从全新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历史，尤其是重新审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传统的史学观中，少数民族的入侵历来被视为“非正义”战争，是应该被否定的对象。而“战国策派”则提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多民族冲突和融合而形成的历史。我们需要以更加全面的视野审视中国历史，而不是以中原政权所代表的文明形态作为唯一的考察对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地开启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新篇章。

作者：纪宁 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