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下输入型伪信息阻断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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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外互动频繁而激烈，境外信息及网络舆情呈现诸多新动向、新变化，具体表现为信息来源复杂而隐秘、编造内容形成套路、演化形态突兀多变等新特点。对此，在查找和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分级奖惩传播者、增加信息透明度、规范媒体平台、增强受众免疫力及建立效应研判机制五个维度提出应对方案，以阻断境外伪信息的输入和传播，降低其带来的网络舆情风险。
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网络信息传播迅速，网民数量大幅增加，在公众享受信息传递多样化、便捷化的同时，各种伪信息也随之而来，而境外不实信息也会突破时空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在各种因素催化下，甚至演变成为谣言。党的五中全会指出，“下一阶段，大国博弈中的舆论交锋仍不可避免”，“要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尤为重要”。因此，在目前国际新局势下，需要深入了解和把握输入型伪信息及网络舆情运行的特点和规律，这不仅是维护我国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输入型伪信息的主要特征
与本土自然滋生的网络虚假信息或谣言不同，境外输入型伪信息除了一般伪信息或谣言的突发性、易得性及交互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性：
（一）信源复杂而隐秘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已经成为境外势力软入侵的工具，利用各类翻墙软件或社交软件在我国境内散布各种不实的伪信息，并在其中取得越来越大的传播市场[1]。境外势力采取在中国注册公众号或直接对已有的国内网络运营公司进行投资控股的方式，通过各类自媒体途径在国内进行宣传、转发[2]。这些涉华伪信息有的先在境外媒体上发酵一段时间后再转移并扩散至国内，有的则直接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或社交软件转发，在境内进行大肆宣传。当该类信息出现后，主导舆情走势的多为国内的个别网民，并非谣言的制造者或策划者，而后者通常放弃该舆情的控制权，任伪信息传播、发酵直至爆发，同时暗中观察中国政府应对的一举一动，甚至还有可能在造成一定的骚乱后，再根据情形寻找合适时机借题发挥，制造新的谣言或事端。
（二）编造内容形成套路
本土型负面网络舆情通常以真实事件为基础，信息制造者在此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夸大或者歪曲事实真相。例如，在传播关于环境污染的谣言时，将支流污染改为干流污染；或将垃圾污染的区域从乡镇农村垃圾污染夸大为整个区域的污染。而相比之下，境外输入型伪信息往往选取与受众切身利益极为相关的话题，所产生的负面网络舆情更加侧重于对事实真相的歪曲，没有实际内容与细节支撑，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依据的疯狂猜测，只是一味强调后果，且热衷于各种阴谋论。同时，为了增加可信度，该类伪信息还会增加配图甚至视频等更形象的内容进行凭空捏造或移花接木，用“一张图编一个故事”，而网民对这些内容的真相普通很难进行核实。如2019年谣传的南海发生“2万吨当量核爆”，称该爆炸相当于10-20千吨的核爆炸，并使得港、台及湛江地区辐射值异常，引发大众不安[3]。
（三）演化形态突兀多变
网络舆情热点话题演变的生命周期一般可划分为潜伏期、萌动期、加速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五个阶段[4]。与正常的网络热点呈渐进式的演变特征相比，这类信息的始作俑者往往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常急于将不实信息扩散到整个网民群体，故其所经历的网络舆情的初期阶段周期比正常的网络舆情要短，其引发的网络舆情常常略过潜伏期和萌动期，直接进入加速期或成熟期，呈现出突兀且不确定的演变态势。以2020年网络热点本土事件“杭州女子离奇失踪”与境外传入的谣言“中国检测试剂盒不合格”为例。根据谷尼大数据资料显示，“杭州女子离奇失踪”话题从事件信息首发日（7月23日）至事件信息量最高峰（7月31日），历时共8天，而“中国检测试剂盒不合格”的伪信息从相关消息首发日（3月26日）至事件信息量最高峰（3月27日），历时仅1天。此外，由于境外输入型伪信息的内容常与受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尽管过了成熟阶段，仍会存在大众新鲜感未退的现象[5]，依旧对其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因此，在经历成熟期后，境外输入型伪信息所产生的网络舆情仍呈现明显的蔓延趋势，期间甚至还伴有复发的可能。
二、输入型伪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
（一）公众精神调适需要
由于境外势力将伪信息传入我国境内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并引发社会不安，故其所歪曲的事件往往呈现出与受众群体密切相关的特点，严重干扰了大众的日常生活秩序。这类伪信息的传播往往会导致不明真相的公众处于高度紧张的混乱和焦虑状态，且由于公众在短时间内无法核对谣言事件的真实与否，导致了公众对这类信息不确定性的增加，而为了解除心中的担忧和疑虑，公众往往会试图通过网络这一途径来发掘事实，从而降低对信息的不确定性。在挖掘真相的同时，由于公众急于消解精神上的不适，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出现心理上和思想上的迷惘、浮躁，甚至衍生出怀疑、猜忌[6]，这不但不会制止该类信息的传播，个别受众还可能成为伪信息的“搬运工”，进行转发与评论[7]。
（二）体制机制不完善
伪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其流向以及处理的及时性极为关键。当境外输入型伪信息影响公众生活而其疑惑又很难通过正式渠道得到解释时，网络上各种小道消息极易成为受骗网民的最佳选择。网上又恰恰存在不少相关事件的“线索”“信息”，包括伪信息本身、衍生内容、网民自身的看法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驱使受众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以集体合作的方式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互相“帮助”，寻找“答案”[8]。到目前为止，虽然中央网信办信息举报中心已经建立了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网站，但还有许多省市没有统一的辟谣平台，甚至完全没有设立相关渠道供公众查询。一旦在某一区域内出现境外输入型伪信息传播，倘若通过地方政府发送至中央平台，无疑拉长了伪信息处理的黄金时间。而境外输入型伪信息存在的时间越长，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越不利于后续的清扫工作。
（三）媒体责任意识缺失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一旦将网站中的某条信息置顶到头条位置，该信息的点击量往往会随之急剧增加，网民的评论也会自然而然地增多，并引起其他网民的围观与讨论，从而能为该网站增加流量甚至收入。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媒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将有潜力成为高热点话题的内容“置顶”，而境外输入型伪信息中利益相关性的特征恰恰符合这种“潜力股”的要求。个别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知名度和点击量忽视或者不愿追究该信息的真实性，对不经核实的信息进行大肆宣传，导致事件的发展脱离正常运行轨道。由此可见，这类责任意识缺失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境外输入型伪信息的传播运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网民网络素养不足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关于我国网民特点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9.4亿，但呈现出明显的低学历、低收入特征，初中及初中以下的网民群体的比例高达59.7%[9]，这反映了我国网民受教育水平不高。一般来说，教育程度越低，网络素养越欠缺，对伪信息的甄别能力就越弱。因此，当面对境外输入型伪信息时，部分网民缺乏应有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研判能力，无法对该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识别，而是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予以接受或者转发，无形中成为了境外输入型伪信息的潜在支持者与助推者。
三、输入型伪信息的阻断路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输入型伪信息影响恶劣且具有一定复杂性。为此，本文以拉斯韦尔“5W”谣言传播理论为依据[10]，从伪信息的传播者（who）、伪信息的内容（sayswhat）、伪信息的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伪信息的受众（towhom）以及伪信息处理效果（withwhateffect）五个维度提出应对方案，对境外输入型伪信息进行各个击破。
（一）建立完善奖惩机制，区分对待信息传播者
由于境外输入型伪信息通常怀有居心叵测的目的，其产生的危害不可小觑，当面对输入型伪信息传播者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不仅要冷静从容，还要反应适度。在对传谣者进行处理时，应根据其行为的影响和危害的程度进行相应力度的惩罚，避免因处置不当而引起公众恐慌和社会骚乱。具体来说，对伪信息散布者中的意见领袖必须进行严厉惩罚，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而对危害较轻的群体采取相应的惩处措施，对其他普通网民则进行信息公开即可；相反，如果有人对伪信息进行了制止或者举报，一定要给予表扬和奖励。这样，既弘扬了正能量，也能使任何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伪信息传播者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二）增加真实信息的透明度，弱化伪信息内容模糊性
不完全的事件或碎片化的信息都会使输入型伪信息衍生更多的谣言及舆情危机。根据麻省理工大学“社交机器实验室”的研究，以2006年至2017年推特上超过450万条发送和转发的推文为样本，证实了在社交媒体上，不实信息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远、速度更快[11]。因此，要想有效应对这一状况，就应尽可能快地全面公开相关信息，降低谣言事件的模糊性以及事件后续危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政府构建起透明公开的信息体系和应对模式，让伪信息在真相面前不攻自破。当伪信息失去了进一步传播与扩散媒介的时候，就没有了滋生与成长的土壤，当然也就寸步难行了。
（三）规范媒体平台，削减伪信息传播渠道
媒体平台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是伪信息滋生、扩散的土壤，也能是谣言防治的有效平台。首先，在伪信息扩散前，政府要联合国内各媒体平台密切监控网络环境，一旦出现敏感词汇便能迅速捕捉并处理。其次，利用谣言语料数据识别系统对通过微信、QQ等即时社交软件传播的伪信息进行数据分析与挖掘，建立实时有效的相关虚假信息预警系统，正确分析虚假谣言的传播轨迹，准确把握舆情的外在特征与内在规律。再次，在各社交平台上设立用户一键举报功能，鼓励平台用户主动将疑似伪信息的核心词汇以及该信息的用户上报至后台，使监管部门更易获取数据系统的语料，进行对比并形成报告，让伪信息插翅难逃。这不仅从技术上阻断境外伪信息的传播，也引导公众有效参与了网络监督。
（四）增强受众免疫力，断绝伪信息目标群体
能否成功应对境外各类伪信息的软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自身的抵抗力。换言之，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使伪信息无从下手。然而，近些年，由于个别贪腐官员和假冒专家的劣迹，常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对权威专家的话也半信半疑。因此，一方面要强化正面引导，增强公众对小道消息的鉴别、分析能力，另一方面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同时充分发挥各领域专家的作用，开展线上或线下讲座对公众进行盲点知识普及，不断提高对输入型伪信息的识别力、免疫力。当遇到有人妄图利用公众的盲点和社会热点问题来造谣生事的输入型伪信息时，让伪信息失去目标和对象，让谣言无缝可钻。
（五）建立效应研判机制，跟踪反馈处理效果
许多境外输入型伪信息往往煞有其事，不仅配有基本的文字信息，还会增加配图或视频等内容，甚至使其“图文并茂”[12]。这就使得该类伪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更容易在形式上发生变异，衍生出其他不实信息或谣言，形成次生舆情事件，引发舆情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将虚假信息的后续处理情况及时反馈跟踪，很有可能会功亏一篑。面对此类伪信息，在保证大量伪信息被遏制的前提下，一定要建立与输入型伪信息监测系统相适应的辅助系统，对相关信息保持敏感性、反应性，对事件后续信息持续跟踪、反馈和分析。不仅要形成一套针对输入型伪信息的跟踪、反馈方案，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案例库，形成该类信息处理与反馈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空间或将成为境外势力软入侵的重要场所。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深度交融，既给我们带来了发展契机，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需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对输入型伪信息的认知与警惕，不断提高网络治理水平和能力。
作者:曾关秀 温志强 单位:韶关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