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戏剧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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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戏剧翻译研究虽受忽视，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翻译研究者在戏剧翻译领域却颇有建树。文章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了西方译界数十年来在戏剧翻译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五个核心问题，即戏剧翻译的概念、类别及其目的；戏剧文本、舞台文本及其译本和译者；戏剧翻译特点；戏剧翻译策略；戏剧翻译研究视角。对比分析了相关学者的主要观点，对于国内学者研究戏剧翻译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戏剧翻译研究；核心问题；分析

一、戏剧翻译的概念，类别及其目的

在戏剧翻译过程中，dramatranslation、theatretranslation、pagetranslation、stagetranslation等概念频繁出现于戏剧翻译研究的各种文献中。OrtrunZuber-Skerritt（1988）指出，戏剧翻译就是将戏剧文本从一种语言和文化译成另一种语言和文化，并将翻译和改编后的文本搬上舞台。AletKruger（2000）曾对戏剧翻译研究所涉及到的概念做过系统梳理，总结出play、script、dramatictext、theatretext、perfor-mance和miseensce觶ne等术语。并非所有的剧本都会搬上舞台，有的剧本被当作一种文学形式专供读者阅读欣赏，亦或专为专家学者品鉴研究之用。Reiss在1971年提出的文本分类学中将戏剧文本归为“听觉媒体”文本，这种文本对非言语元素有较多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讲，剧本也可分为案头剧和舞台剧，这种分类法和中国传统戏剧的分类是一致的。SusanBassnett（2004）将剧本的阅读方式分为七类，即文学欣赏、怡情娱乐、导演的阅读、演员的阅读、舞美的阅读、其他任何参与演出的人员对剧本的阅读以及用于排练的剧本阅读。由于在整个剧本阅读的过程中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阅读动机和目的，所以对剧本的解读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七类阅读方式实际上也涵盖了两种不同的剧本，即专供阅读的案头剧和为演出服务的舞台剧剧本。因交际目的不同，同一剧本经翻译也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译本。JanetGarton提到了Harvey关于剧本译本分类的观点，即一部外文戏剧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六种英文译本，具体包括：1.读者的剧本；2.学者的剧本；3.导演的剧本；4.排演剧本；5.演员的剧本；6.“懒惰”导演的剧本（Garton,Janet，2004：89）。西方学者对于戏剧、戏剧翻译等概念的界定，戏剧类别和剧本类别的划分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戏剧翻译的本质问题，认清戏剧翻译的复杂性，从而将戏剧翻译和小说、诗歌等其它类型的文学翻译区分开来，有利于我们从多个视角来研究戏剧翻译，建立一套完整的戏剧翻译理论体系。

二、戏剧文本、舞台文本及其译本和译者

戏剧文本有别于小说和诗歌，它既具有文学文本的美学特征，同时又可以作为戏剧商业演出的蓝本，换言之，它既可以为读者服务，也可以为演出服务，因此，戏剧文本的翻译也相应地出现了书面文本翻译和舞台文本翻译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PatricePavis（1992：145～146）指出：“戏剧文本翻译有两类:书面文本翻译与舞台文本翻译”。Zu-ber-Skerritt（1988：485～486）也把戏剧文本和演出文本置于同等的地位，她认为:“剧本创作的目的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因此戏剧翻译的服务对象也应是剧院观众。”SirkkuAaltonen（2000：33～35）对此却持有相反的观点，她认为戏剧文本和演出文本属于不同的系统，受制于不同的系统规范，因此两者的概念不尽相同。实际上,这种将戏剧文本和舞台文本决然分开的二元对立式的观点值得商榷。戏剧文本本身就具有双重属性，戏剧文本翻译和舞台文本翻译尽管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不同，但是二者同属于戏剧这个复杂的符号体系，都是戏剧符号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模糊的界限，舞台文本的翻译也可以视为文学文本，甚至有些舞台文本本身就脱胎于文学文本。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的不同，也要认识到二者是一种互构、互补、互建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关于戏剧翻译中的译者作用和地位问题，西方的翻译理论家也是见仁见智。Bassnett（1991：99～111）认为：“戏剧翻译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权力关系的问题，译者总是处于经济、美学和智力方面的劣势。”Aatonen（2000：95～97）认为：“从本质上来讲，翻译就是对原文的复制，因此译者所付出的劳动自然比原作者少”。Zuber-Skerritt（1988：33～34）在分析了译者、导演和演员等人的作用后指出：“戏剧翻译受导演、演员诠释的影响，受舞台设计的影响，如光、色、动作、舞台类型、服装、化妆等，因而译者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另一些戏剧翻译研究者则不同意以上的观点，他们认为戏剧翻译者在实现戏剧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显然应处于主导的地位，而导演和演员只是译文文本信息的传递者。“戏剧表演的信息源自于译文文本，而不是其他”（M.Batty，2000：68）。我们认为，由于戏剧文本的双重属性，即绝大多数戏剧文本既是文学文本又是可演出的剧本，因此戏剧文本具备两个特征，一方面它包含内部和外部的交际，另一方面戏剧语言本身就指代两种不同的代码和传统，即口语交际和文学。也就是说戏剧文本既强调即时的口语交际也关注文本的审美交际。Bassnett和Aaltonen观察到了戏剧文本的复杂性，选择性地忽略戏剧文本的口语交际功能，把这一部分交给演员和导演去完成，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认为戏剧文本只是剧本就是想当然地认为戏剧文本只有一个单一的读本而不是一个具有多种潜在表演可能的读本，这样做就是忽略情景语境，其结果就是所有的批评都将变得毫无意义。OanaTatu（2011：197）指出：“国与国之间在表演风格和戏剧概念方面也存在许多差异，这一点译者也不可忽略。”可见，戏剧文本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译者不可能只是专注于文本符号的解读，戏剧文本的特殊性使得戏剧作品的译者要承担比诗歌和小说译者更多的责任，因此，译者在整个的戏剧翻译环节中占据主导地位。

三、戏剧翻译特点

戏剧文本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戏剧翻译有别于小说和诗歌的翻译。翻译家和艺术家有一种共识，即许多传世的戏剧文本，诸如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等人的戏剧作品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阅读审美体验，但是一旦上演则会产生诸多问题。戏剧文本的翻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译者到底应该为出版书面的戏剧读本而翻译还是应该为演出而翻译？对此问题，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由此产生了“可演性”（performability）和“可念性”（speakability）等在戏剧翻译中常出现的概念。Bassnett（1981）认为，戏剧文本和表演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二者的辩证关系构成了戏剧。可见在80年代初期她是肯定“可演性”的，但是在90年代，她对“可演性”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谈到可演性的问题时，她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可演性”涉及目的语文本中需要使用的流畅的话语节奏，它在实践中的意义就是要求翻译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判断哪些成分构成了表演者的可念性文本，但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可以证明可演性可能或者确实存在。Espasa（2000）从戏剧、意识形态、文本等视角研究“可演性”，她认为从文本的角度考虑，可演性通常等同于“可说性”或者“透气性”，比如能够翻译出演员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出来的顺畅的文本。EnochBrater（1994）认为，戏剧中的大多数材料用口头表达或用耳聆听时,常常要比简单的阅读和无声的理解更具有意义，因此,剧本写成时本身就包含了可演性和可念性的特征。戏剧翻译者应努力在译文中再现和保留这些特征。从早期对“可演性”的提出到肯定，再从质疑到再次肯定，在这个辩论过程中，诸多西方翻译学家从多维视角深入探讨了“可演性”这一戏剧翻译中非常重要的话题，认为“可演性”不能成为戏剧翻译标准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戏剧翻译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文学体裁的翻译，其特殊性就是由“可演性”体现出来的，不论是案头剧还是舞台剧，其创作本身都有别于小说和诗歌，戏剧中的独白、唱词、情景提示，以及语言的口语化、动作化特征本身就使得戏剧语言有很强的动作性特征，尽管这些动作性特征有着特殊的文化烙印，造成了读者和观众对可演性本身的质疑，但是既然戏剧文本语言的动作性客观存在，那么“可演性”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译者在翻译戏剧文本时不但要考虑语言层面的转化，也要考虑译文的“可演性”，只有这样，译文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的“灵魂”。

四、戏剧翻译策略研究

Bassnett（2014：90～91）提出了戏剧翻译的五种策略：第一，将戏剧文本当作文学文本对待；第二，将原语文化背景作为框架文本；第三，翻译“可演性”，虽然可演性的概念还不确定，但是翻译“可演性”就意味着在目的语中创造出流利的话语节奏；第四，将原语中的诗剧用目的语中的诗剧形式来替代；第五，合作性翻译。Bassnett提出的戏剧翻译策略涉及到了两种类型戏剧文本的翻译，即文学文本和演出文本，其中涵盖了翻译形式、可演性、文化和合作翻译等内容，可谓比较全面。在Bassnett划分的戏剧翻译策略基础上，许多学者做了更深入的研究，研究深入到了戏剧文本中文化因素的传译。戏剧翻译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一样都要面临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但是在面临与文化有关的问题时，戏剧翻译比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受到更多的限制。这是因为戏剧文化因素的传译需要考虑舞台表演的瞬时性和大众性。因此，“在戏剧翻译中，‘文化移植’是普遍被接受的翻译方法”（Marco，2002：58）。英国学者TerryHale和Carole-AnneUpton（2000）认为，当代的戏剧翻译是归化占主导地位，尽管所有的文学翻译者都要面临归化和异化这两难的困境，但文化移植比其它的翻译模式更适合于戏剧翻译。SirkkuAaltonen（1993）也指出，在原语与目的语两极的辩证关系中，后者享有主权地位，归化能使异国的成分变得更易处理、更为亲切，能使观众更能理解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还能消除异国文化的威胁。与以上的观点相反，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ChristianeNord(1994)却认为，采用直译的翻译方式，应该与改译部分或全部文本内容以适应目的语文化标准的翻译方式一样,加以认真考虑。波兰戏剧翻译研究者KlaudynaRozhin（2000）也认为，当剧本中出现与另一种文化相异的事物和概念时，尽管这些文化元素或概念与原语文化密切相关，戏剧翻译者仍可保留原语的文化背景。译者可制作介绍外来词语和文化信息的手册，供导演和演员使用，也可供观众在观看演出前阅读。PatricePavis（1989）则认为,戏剧文化差异可以被“文化的普遍性”所化除，戏剧文化翻译的最佳方法是采取折衷的办法。Bassnett也主张归化与异化之间的平衡。虽然如Aaltonen一样，她承认戏剧翻译中总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化移植，但在戏剧翻译中应避免完全归化或使用异化而产生的令人不解的语言。我们认为，构成一个剧本的文化背景对于使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方法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戏剧文本的文化特性和交际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翻译的策略。在戏剧翻译中，当需要对原文获得最佳相似时，异化是理想的翻译方式。如翻译古希腊悲剧或莎士比亚作品时，出于对原剧的尊敬，观众往往喜欢观看忠实于原作的戏剧表演。然而，异化在戏剧翻译中的应用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戏剧翻译的特殊性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演员和观众交际的同步性要求译者对原作进行一些文化改译，以便于目的语观众的理解。即便这样的改译偏离了最佳相似的原则，它们对促进交际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原语文本的文化背景可被传达的程度也是戏剧翻译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依据。倘若原语文化可以被顺利地在不造成理解困难的情况下传达给目的语观众，那么译者完全可以考虑采用保留原语文化元素，即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风俗习惯、生活态度往往有着显着的差异。当戏剧作品中涉及地域文化色彩浓重的风俗习惯或概念时，译者必须做出一些调整或是补偿，对原语文化背景作一些归化的处理，使身处目的语文化背景的观众在欣赏翻译成目的语的戏剧时，能够获得和身处原语文化背景的观众同样的感受。

五、戏剧翻译研究视角

从上述的四个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学者分别从语言学、语用学、文本分类学、文化、表演艺术等视角探讨戏剧翻译问题，涉及戏剧翻译的定义、译本分类、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等内容，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国外研究者多从语言学视角剖析戏剧翻译活动，关注微观层面的戏剧原语和目的语的等值问题，研究成果难有突破。20世纪30年代以来部分西方学者试图从符号学视角讨论戏剧和戏剧翻译，给戏剧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早在1931年，在其《戏剧艺术美学》这部作品中，Zich就认为戏剧包含有各种各样但是却又独立的系统，书面文本只是构成戏剧整体效果的其中一个系统。Mukarovsk伥认为，艺术作品植根于公众的集体意识，并确定它为符号单元，其能指就是作品本身，而所指则是“审美对象”。对于戏剧符号学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布拉格学派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Bogatyr觕v和Honzl。Bo-gatyr觕v是第一个认为所有表演元素都具有指示功能的符号学家。Honzl认为，戏剧表演结构是一种动态的层次结构，这种层次结构是无法用先验的方式来定义的，他强调这种结构的变化性和戏剧符号的可转化性相对应。30年代以后，戏剧符号学的发展较慢，直到六十年代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波兰符号学家TadeuszKowzan汲取了布拉格学派关于戏剧符号的学术营养，提出了戏剧符号分类学，他提出了13种构成戏剧的系统符号，这些符号可以划分为两类，即视觉符号和听觉符号，这些符号又可以分为五大类。到了70、80年代，AnneUbersfeld又提出两个重要观点，即首先戏剧文本和表演是密不可分的；其二，戏剧文本本身是不完整的。他认为文本和表演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关系，两者不可分割，如果把两者分割开来，必然会让人们觉得戏剧文本占据主导地位，而表演只是一种“翻译”，那么人们会追求戏剧文本和表演之间的“语义对等”，从而强调把语言符号转化成表演符号时表现背景的对等，这样的观点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戏剧文本的阅读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正确的表演也只有一种，因此，任何导演对于戏剧文本的偏离都会让我们觉得他对戏剧文本的解读是不正确的，从而认为这种“翻译”是不成功的。综上所述，国外对于戏剧翻译研究涉及到了戏剧翻译的定义、类别、目的；戏剧文本、舞台文本及其译本与译者；戏剧翻译特点；戏剧翻译策略；戏剧翻译视角等核心问题。西方学者从微观和宏观视角针对戏剧翻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是戏剧符号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发展对于戏剧翻译研究意义重大，它使得戏剧翻译研究从狭隘的语言对等层面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符号学视域，使得我们在关注戏剧文本的同时也开始考虑译者、导演、演员、观众的接受、戏剧行动、戏剧社会价值等诸多在戏剧翻译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推动了戏剧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这无疑会对国内起步较迟的戏剧翻译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和指导。国内外研究戏剧翻译的学者需要在微观视角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美学、符号学等宏观视角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郭亚文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