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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思想对戏剧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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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思想对戏剧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曾说过,艺术家不同于常人,他们有些类似于精神病人,内心存在着永远不能释怀的心结。同时他们又有别于精神病人,因为精神病人不能最终给自我寻得一个出路,最终因心理失衡而癫狂。而艺术家则不同,他们爱幻想,爱做梦,并能积极地给幻想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投身于创作。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来分析一下热内的情况。艺术家热内的“心结”无疑与他的悲惨遭遇有关。热内出身卑微,一出世即被母亲抛弃,从小就体验到了人间的冷暖。青少年时代的热内由于生活所迫常混迹于小偷、乞丐和流氓之中,特殊的身世,悲惨的遭遇以及来自社会的歧视让生性敏感的他倍感压抑。那么“自我”饱受摧残的热内如何来排遣压力,获得心灵的平衡呢?答案只有一个:幻想并创作。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艺术家都是爱幻想、爱做梦的人。热内正是这样。他说:“有那么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做梦。”[3]“我骑在马背上。即使我内心很平静的时候,我也常会感到被一种风暴所裹挟,这风暴或是来自于脑海中疾驰而过的事件的冲击,亦或是由于我的那些被遏制的欲望之强烈。当我在内心里体验它们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处一匹奔驰的马背上……我是一个骑士……我昂着头,语气傲慢……我觉得这是一种胜利者得意洋洋的姿态和强调……”[4]热内常常会沉湎于这样的幻觉之中。骑马者的形象是热内幻想的,因为也只有梦幻才能带给他胜利,自由和轻松感。的确,骑士胜利者的姿态是现实中的他渴望而不可及的,因此他只能在幻觉中找乐子,用幻觉编织的谎言来麻痹自己。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工作也没有爱,一无所有的热内宁愿沉浸在幻觉编织的假象当中。可是,这样的幻像是稍纵即逝的,那么如何留住它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创作使之永恒。这种做法看似有些荒唐,但对热内而言,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用荒唐来对抗荒唐了。通过创作,热内成就了理想的梦幻状态,在修正“自我”的同时,更是释放了“本我”。来看看热内的这些影子人物,看看这些荒唐可笑、无奈地执着于梦幻和虚妄的表象的“热内们”。《女仆》两姐妹趁着女主人夜晚外出之际,模拟夫人和仆人,“演出”了一场闹剧。克莱尔穿上夫人的衣服,摆出高贵的姿态不停地教训索朗日,而索朗日一面对前者进行还击和讽刺,一面又暗示对方加大用言语虐待自己的力度。在戏剧的末尾,扮演夫人的克莱尔因过度执着于梦幻的情境,而最终执意饮下那杯本来给夫人准备的毒茶。这是该剧最荒诞之处了。我们看到,不管剧情设置有多么荒诞,女仆们通过闹剧的上演疏解了日常受压抑的情绪,也就是充分地释放了她们的“本我”。另外,我们也能从两女仆的身上看到剧作家热内的影子:妄想狂、偏执狂,甚至还有点受虐狂。

《黑人》这部戏更加荒诞。故事以一群黑人接受“白人观众”(实则为几个黑人假扮)的审判为线索。表面上是白人审黑人,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白人则不时遭到黑人的讥讽。“白审黑”,实则变成了“黑戏白”。在戏剧舞台所搭建的梦幻状态下,“黑人们”终于能够扬眉吐气,彻底打击了白人统治者嚣张的气焰。尤其是当戴着面具的“白人”当着台下观众的面揭下面具的时候,整个戏剧达到了高潮,黑人对白人的讥讽也达到了极点。这样的剧情安排使黑白倒置,乾坤逆转,不仅是讽刺更是巧妙地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白人和黑人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仅就这两部戏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热内的人物大多是被压迫,受凌辱的弱势群体,热内通过创作甘心情愿地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替他们呐喊,表达他们的心声。而作家在为“大我”呐喊的同时,也释放了自己的“小我”。可以说,热内的戏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理论原则。创作成就了他,成为他释放“本我”,升华本能的理想工具。释放即外化,释放即升华。换句话说,升华就是把本能释放到文学艺术领域。这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移情。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的人只有通过虚幻的创作来释放苦闷以求心灵的平衡。在文学的升华过程中,被遏制的欲望得到完全的释放,本能的冲动不再被禁锢,而是间接地得以实现。对热内而言,他在戏剧创作中除去了某些过于尖锐的个人腔调,把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不满移情到作品中,通过一种理想的方式使自身情绪得到释怀,同时又能娱乐大众。把本我的欲望投射到作品中去,这便使热内的作品充满了诸多本能冲动的元素。按照弗氏的理论,本能冲动(亦称性欲冲动,性力,即所谓“力比多”)是“一口充满着沸腾的激动的大锅”,[5]它为各种欲望提供力量,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它也正是热内戏剧中人物行动的内驱力,是造成各种矛盾,形成人物间张力的主要因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热内的作品体现着作家对性本能冲动的深层次思考。在热内作品中,随处可见受本能冲动驱使的人物:《女仆》中的两姐妹;《屏风》中的母亲以及诸多因愤怒、仇恨而歇斯底里的人们。这种无所不在的本能冲动具有着非凡的破坏性,引发出种种对抗关系,使得主仆之间,种族之间,殖民者与被压迫的殖民地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张力,进而带来了战争、冲突和死亡。

下面,我们就热内戏剧中存在的暴力、谋杀、死亡和战争等元素来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些元素在戏剧《黑人》中尤其得到充分的展示。该戏呈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梦幻色彩浓郁的世界。提到编写这部戏的初衷,热内说到:“一天晚上,一个演员来找我,他请我写一部专门由黑人来演的戏,那么黑人是什么呢?他首先是什么颜色的呢?”[6]热内思考着,并试图通过戏剧的要素来解决这些问题。由RogerBlin在1959年导演的版本《黑人》得到了热内的认可。遵循作家的意愿,演员全部是黑人———西非歌舞艺人。如果肌肤的黑色意味着种族,那么这种颜色也以一种隐喻的形式寓意着死亡(死亡是热内戏剧中一个循环往复的重要仪式)。在《黑人》中,黑人是作为挑衅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他们在“白人”面前不断地模拟着一个黑人对白人妇女的强奸谋杀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中的死亡并无半点传统的血腥杀戮特征,而完全是游戏层面上的,具足了黑色幽默的色彩。对此,热内曾指出,这一强奸谋杀案应是一种纯粹的情景再现,因此应把它作为游戏来看待:“波波(戏中的一个女黑人),从右边的屏风后面,拿出一个撑在支架上的金色发套,一个粗糙的狂欢节面具,面具是纸板做的,呈现出一个微笑着的胖乎乎的白人妇女的形象。”[7]这正符合戏剧家热内之本意。他假借剧中人阿希巴尔德之口吐露初衷:“人们曾对我们说过:我们是群大孩子,我们剩下可做的就只有游戏了。”[8]在这一戏剧场面中,热内通过大量循环出现的游戏及狂欢要素———面具、狂欢、假发、仪式、幻象、黑人们的集体窃笑等等,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对白人妇女的强奸和谋杀的全过程并突出强调了“白人”对黑人罪行的“审判”。不过,表面上的审判并不能阻止观众们内心真实的感受:在此过程中,台下的观众甚至台上的“白人观众”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涌动在“黑人们”心中的一股因仇恨而形成的暴力冲动的暗流。因此,与其说是“白人”对黑人的审判,不如说是黑人对“白人”的挑衅。且这一挑衅远非一般意义之浅薄,乃是带有着深刻的种族印记,而黑人对白人妇女的强奸和谋杀也便具有这样的意义,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是黑人对白人种族的强奸和谋杀。值得一提的是,热内的戏一向不注重情节,《黑人》这部戏也不例外。在剧中人维拉热不断追忆他对白人妇女的谋杀案中,几次的描述都各不相同。他的施暴对象时而是个白人妇女,时而是个醉醺醺的女乞丐,时而又变成一个守口如瓶的小妇人。其实,热内的目的很明确,他只想假借戏剧形式,展示死亡仪式,让观众不停地去体会黑人对白人的侮辱。因此,重要的不是生动的情节,而是上演一场充斥着死亡、暴力冲动元素的假面舞会。通过这部戏,热内把暴力和死亡乔装打扮,使之具有了一定的怪诞风格。实际上,奸杀的主题同样出现在了《殡葬》和《高度监视》这两部戏中。在后一部戏中,剧中人“绿眼睛”讲述道:“我嘴里衔着一串丁香花,女孩儿跟着我,她被我吸引住了……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可这有什么用呢?后来,后来,她想喊,因为我糟践了她。我扼住她的脖子……”[9]在热内戏剧人物的体内永远充斥着暴力冲动的力量,而这种暴力倾向必须得作用到谋杀的对象身上才能真正得到释放。

戏剧《屏风》同样触及了谋杀和死亡的脉搏。在剧终,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未逃脱死神的魔掌。而谋杀也是该剧一个重要的主题。谋杀主要体现在两个老妇人身上:一个是在井里投毒的奥姆(她是个象征性的人物,是恶的化身),一个是主人公赛义德的母亲。暂且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后者粗暴地勒死年轻的法国士兵的那一场戏。士兵皮埃尔路遇母亲,并向其求助。母亲假装帮助他,但却用士兵身上的挎包勒住其脖颈,将其勒死。士兵皮埃尔(略微有些不安地):喂,奶奶……你在搞什么?……这可不是你这个年龄该干的事……你干什么?……母亲突然有些紧张,她猛地用力拉住背带,用膝盖抵住士兵的后背:我拉。……她又模仿起机枪扫射的声音,接着在手上唾了两口,更加用力地勒起来。(突然,她惊慌起来)“这不可能?”她朝着尸体踹了一脚。不会吧,你没死吧?起来。立正。你没死吧。我可没杀你啊,嗯?她在尸体前跪下来。回答我,求你啦,说呀,法国的小兵,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宝贝儿,小东西,你起来呀……起来,下流胚!她起身,捡起背带。他真的死啦,这个下流胚!那这些东西怎么办?……[10]《屏风》中的母亲形象残忍、冷酷,不仅代表了纠缠在热内内心的痛(不要忘记,热内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因此这是一直纠缠在他心中的结),同时也从更深的层次表达出法属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仇恨。正可谓一石二鸟,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主仆矛盾、种族对抗、战争的杀戮,这些由仇恨引发的欲望洪流充斥、咆哮在热内的任何一部戏剧之中,使他的作品被恶主宰,受到欲望本能的操控。作为彰显本能、呈现暴力的工具,戏剧创作成了热内心灵绝佳的避难所,是他实现心灵解脱的理想手段。沉浸在创作中的热内不必再考虑社会禁忌和道德准则,他尽情地抒发情感,并最大限度地秉持了自我。在现实生活中压抑了冲动,但却在想象的空间升华它。是梦、幻想和创作成全了他,引领他走向心灵的平衡和满足。(本文作者:赵秀红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