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论文全文(5篇)

一、我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

作为国家、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我院在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近年来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中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新的突破和更多进展，并逐步向“综合优势明显，专科特色突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医院”的发展目标迈进。

（一）发挥综合优势，强化“品牌”意识，提高医院学科建设水平

2007年医院召开专题科研教学研讨会，提出了“找差距、鼓干劲、谋发展、上水平”的发展要求。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全院树立起“科教兴院”的意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工作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局面。2008年医院再次召开科研教学工作会，医院学科建设委员会对院内14个科室的重点学科进行了综合评价及专项讨论，遴选确定了我院的四个特色专科，包括：胃肠、肝胆、胰腺疾病诊治；泌尿系统疾病诊治及肾移植；热带病和寄生虫病诊治；中西医结合。特色专科的确定使医院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学科建设思路更加清晰。医院坚持以重点学科为“龙头”，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疾病诊治链为纽带，以重大研究项目为切入点，着眼于建设优势学科群，短时间内促使我院的优势学科占居显赫的位置，创造出更大的“名牌”。

（二）强化科教兴院，构筑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平台，为学科的长足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为进一步将学科建设规范化、制度化，根据对全院各个学科、各类人才的前期调研，我院在2009年制定出台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引进）实施方案》，并根据实施情况逐年完善。2010年讨论并出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发展五年规划（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我院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向。为建立医院中长期学科发展规划及支撑体系，2012年制定出台了《友谊医院学科发展十年规划》、《学科支撑体系建设计划》和《学科建设重点项目推进计划》等。这些方案、规划的出台为医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带动和提高医院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加速和强化医院学科建设，医院投入近1700万元用于搭建科研平台，进一步整合全院科研平台资源、进行布局调整、人员配置，并不断争取到更多资金用于科研建设。通过建立高水平的临床样本库和资源库，搭建临床科学研究平台。采取分级动态管理，健全和完善科研分级管理机制，使科室科研方向和核心课题更加明确。加强重点学科专科平台建设，鼓励申报重点学科，完善学科建设体系，打造优势学科群，构筑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平台。

（三）树立“人才立院、科技兴院”的思想，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第一篇

一、主要做法

(一)整合资源，形成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的专门群体

统战学学科建设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开创性事业。统战的理论要成长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必须厘清统战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对象和重点领域，必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其中，有更多的理论成果支撑。为此，就必须整合资源，形成强有力的专门研究的团队。学院领导经过反复思考与调研，首先决定在社院成立专门的研究部门———教研部，将对统战学学科建设感兴趣且有一定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的副教授、博士集中到一个处室，通过整合本院的科研力量来加强统战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其次，建立面向全国的统战学学科建设课题招标制度。学院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拨出5万元面向全国进行统战学学科建设的课题招标，吸引全国其他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参与研究，将全国其他地方从事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力量与我院的科研力量进行一个有机的整合。再次，要求我院的学报每期开设专栏，通过约稿、采稿等方式整合部分统战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力量，与一些知名学者和科研机构建立长久的联系合作。

(二)凝聚共识、加大对统战学学科建设的宣传力度

统战学学科的建设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动员得到全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认可才可能建立。因此，加强宣传，凝聚全社会对统战学学科建设的共识，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院领导通过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加强了与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社科规划办、省社科联及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等机构的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动员其他知名专家和学者参与统战学学科建设的研究。同时，我院还积极召开了各种形式的有关统战学学科建设研究的学术沙龙，通过约请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显著的专家、学者来社院讲学，与他们共同探讨统战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探讨中学习，在辩论提问中形成统战学学科建设的共识。

(三)确立统战学学科建设的重点，用重点攻关

一、监狱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新形势

(一)面临的公共安全形势———仍然严峻

当前，我国的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大局总体上是稳定的，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在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新形势下，滋生和诱发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监狱在押罪犯的构成日益复杂，重大刑事犯、暴力犯、涉黑涉毒涉恐等罪犯数量不断增多。随着一系列新修订刑事法律法规的实施，尤其是劳教制度的废止，全国监狱的押犯数量将迎来快速增长。罪犯数量不断增长与监狱关押容量不足的矛盾，要求不断调整完善监狱布局，而且带来监管改造的一系列新问题。因此，监狱在新形势下肩负着重要的责任。面对新的形势，需要监狱学学科建设能够切实解决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实践中出现的与监狱工作相关的重大课题，更好地为确保监狱安全稳定、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促进平安中国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服务。

(二)面临的根本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每一门真正而独立的学科都有其关心的独特的核心问题域。例如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资源稀缺问题，社会学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构成与运行问题。那么监狱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监狱学应当是一门人学，即研究人的学问。做人的工作是最难的。以人的工作为职业，以人为教育对象的职业，应该是世上最复杂的职业。而在做人的工作的职业中，监狱职业又是难上加难的。因为面对的对象是非正常的社会人，他们是具有主观恶性、恶习和心理残疾的人，而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教育改造罪犯，使之重新做人，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在新形势下，监狱工作说到底，就是要始终贯穿改造人这个宗旨，不断紧紧围绕教育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降低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率这个核心运转。为了加强教育改造工作，不断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切实降低重犯率，教育改造罪犯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增强，这也对监狱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需要大力加强监狱学学科建设，特别是应从人学的角度探索如何深化罪犯教育的研究，充分发挥监狱理论对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面临的国际背景———合作与斗争并存

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监狱工作也开始走出国门，对外进行合作交流，国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监狱官员以及相关学者到中国一些监狱进行合作交流，国外的好做法、好经验也需要我们去借鉴吸收，需要加强这一方面的交流。这几年在全国一些监狱开始试点的“循证矫正”，就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罪犯矫正方法的一个例证。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开展，我国监狱行刑为国际社会的关注一直未有所稍减，甚至成为与某些发达国家人权斗争的焦点之一。因此监狱学学科建设要密切关注国际动态。既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及时将国外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吸收进来，为我所用，又要以有分量、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狱制度的优势和成绩，昭示世人，以正视听，捍卫国家尊严。

1.基层学院学科建设的若干举措

1.1科学研究方面

具体思路：凝练出适合基层学院未来科研发展的方向和领域，优化、整合科研资源配置，完善科研运行机制，改善科研条件和环境，积极构筑大平台、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培育大成果，进一步提高学院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进一步加强基础性、探索性和前沿性领域的研究，争取获得原创性学术成果，加大重大科技项目和各类高层次项目的申报力度，并在国家重大项目上有所突破，力争实现学院千万级项目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发挥多学科和学科交叉优势，与有实力的单位合作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策划与组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总装探索等重大高层次申报。在保持原有传统优势领域和方向的基础上，积极拓宽研究领域，结合学院科研特色，提炼出适合学院未来科研发展的若干重点科研方向。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抓大放小，全面提高科技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对重点科研领域进行扁平化管理，对重大重点项目做好全过程跟踪管理。引进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每个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继续对论文、获奖、专利等科研产出进行奖励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将科技创新成果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优化、整合科研资源配置，改善科研条件和环境，营造诚信宽松的科研氛围，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管理队伍素质、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1.2师资队伍方面

具体思路：一是依托国家、地方和学校各类人才计划的政策，制定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责任制和相应的激励政策，调动学院核心岗位和骨干教授的积极性，实现学院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序发展，进一步扩大以院士（培育和双聘）、长江学者、杰青、“千人计划”入选者等为标志的高层次人才群体，学科（方向）带头人才、后备骨干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形成梯队规模，形成若干个高水平创新科技团队，引领和带动相关学科群的人才队伍建设。二是大力培养中青年后备人才，制定遴选考核与激励扶持政策，结合各学科特点和发展战略，运用重点扶持、平台推荐、海外研修、团队融入等多种方式，激发其积极性和潜能，促进成长。遴选一批有创新意识、发展潜力、业务突出的中青年优秀为后备人才队伍，为学院师资队伍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有序提升师资队伍总量，只有足够数量的师资队伍才能撑起基层学院交叉学科的发展需求。

1.3国际化发展方面

具体思路：一是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度，从常态化的国际合作交流逐渐过渡到“深宽广”的国际合作交流，努力实现国际联合项目的突破。二是进一步促进促进“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力争在国内（我校）建立高水平的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及合作办学机构，另一方面力争在国外（对方单位）建立合作联合实验室或办学机构，作为合作交流的尝试，进行研究探讨。三是营造优良的国际化环境，努力完善学院双语标识系统和双语网站建设，加强英文课程建设，营造双语教学环境和课程平台，逐渐使学院走向国际化舞台。

一、方法论的学科借用

中国民族民间舞本科教改方案和课程设置正是在这种思考下展开的，依据有关规定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专业设置中，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芭蕾舞、音乐剧都划归在表演专业之下，与舞蹈学、舞蹈编导相区别。尽管中国民族民间舞本科教学只有一个表演专业，但在2002版本科培养方案中，在表演专业结构框架内，对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设计，不仅注重了学生表演能力的培养，还刻意强调了“表”、“教”、“编”、“研”等系统课程的协调搭配，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例如在学生表演能力培养上，设计了基本功训练、中国民族民间风格舞蹈课群(汉、藏、蒙、维、朝、傣风格舞蹈单元课、风格舞种专门化、中国民族民间舞传习课、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典型组合课)、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与表演、戏剧表演、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基础理论与实践等相关课程;在教学能力培养上，设计了由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分析课、中国民族民间舞编创组合、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毕业实习(教学实习)这几门课构成的教学法课群;在编创能力的培养上，开设了中国民族民间舞即兴与编创、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与编舞这两门课程;在学术研究能力培养上，开设了舞蹈形态学、舞蹈概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舞蹈教育学、中国民俗舞蹈、舞蹈作品赏析，以及文化人类学。开设文化人类学是因为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民俗舞蹈这两门课程，其课程性质类似文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研究，授课重点不在于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索，而是着重强调对中国不同民族地域仍在传承的、有特点的民族民间舞蹈的详细介绍。任何一门学科没有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无论如何都是不完善的，借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手段，填补与完善中国民族民间舞学术研究方法论的不足，是当时设计这门课程的最初思考。该课程2003年正式授课，虽因多种原因在2006版本科培养方案中被撤下，但在2011版本科培养方案又以限选课的形式被重新纳入。今天，不仅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等其他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为教学重点的教学单位，也都开设文化人类学概论或民族学通论这样的课程。

二、理论范式的补充

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选择文化人类学弥补自己方法论上的不足，不是一时兴起之作，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必然。记得北京舞蹈学院对中国民族民间舞学科有着突出贡献的许淑媖教授，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要想解决自身的学术问题，必须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她游学世界后一个最为深刻的体会，据说她生前在香港还做了一台人类学意义上的舞蹈专场晚会。当然有着类似认识的不仅就她一人，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诸多研究中国民族舞蹈的老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做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强调自我(theself)的研究不同的是，人类学注重对他者的系统研究(theStudyofOtherMan)，并相信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研究自己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即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humancommonality)、自性(self－identity)和他性(other-ness，orother＇sidentity)。‘他者’(other)在人类学的理解中，不仅仅是指与自己不同的人群，更多是指与自己不同的文化(Culturalotherness)，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如果将这个概念加以引申，发现中国民族民间舞也是一门研究人性(普同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每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人不约而同地也都是一位他者文化的传承者与研究者。诸如现今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中的藏族、蒙古族、朝鲜族、傣族、维吾尔族等民族舞蹈教材，每一个对于学习这些舞蹈的汉族师生来说都是他者。即便是汉族舞蹈教材，诸如山东秧歌(胶州秧歌、鼓子秧歌、海阳秧歌)、安徽花鼓灯、赣南采茶、云南花灯、陕北秧歌等这些在田间巷头、桑间濮上传承的民间舞蹈形式，对于来自不同省份在都市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师生来说也都是他者。所以，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理论(theory)是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推理得出用于解释某事的一整套观点。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促进新的理解。理论体现的模式、联系和关系可能为新的研究所证实。”理论作为包含了一系列命题的解释框架，最有价值的是能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提供一个框架，让研究产生预盼性以及能够多视角地深入展开。对此，理论的积累与深入的研讨是各个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舞蹈界相对于其它学科，运动的人体(舞蹈动作语汇)是其本体，舞蹈表演是其中心(舞蹈只有跳出来才能呈现)，所以“实践永远走在理论的前面”是一个被业界默认的“共识”，“重实践轻理论”也是一个大家都明白也都看到的问题。当技术和学术之间的不平衡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即舞蹈的学理建设没有跟上舞蹈实践发展的需要时，舞蹈实践会陷入原地打转、止步不前的怪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理论指导实践，科研促进教学，思想引领创作”的作用，缺少了学理支撑的实践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理论建设也是如此，尽管一些专家、学者花费毕生精力从事相关的研究，也提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五大文化类型划分法、语言划分法、地理划分法”、“两类三层说”、“中国民族民间舞原始舞蹈遗存”等一些精辟的理论，也有过《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集成》、《中国民间舞蹈文化》、《中国原生态舞蹈文化》等相关优质的著作，但这些相比文化人类学在他者文化、世界民族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无论在理论深度、广度、厚度以及理论著作的数量上都是不能成正比的。诸如在理论范式上，文化人类学对他者文化研究积淀的理论就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传播论学派、法国社会年鉴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结构主义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等诸多学派。关于理论阐述的经典名著也是硕果累累，甚至每年都会有不同新的论著产生，借用这些理论范式与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是必要和必须的。

因为，在当下中国民族民间舞有许多理论问题尚待研讨，例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是国族(na-tion)的概念，还是族群(ethnic)或人群(people)的概念?民间和民俗的关系是什么?民族民间这个合成词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关系是并列?是从属?还是偏正?职业化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传统指的是什么?是世代传承下来具有同一性的东西?还是当代人发明的新传统?在职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守民族民间舞蹈原有的神圣感、仪式性与多样化?中国当今的56个民族的“民族识别”是怎么一回事?如何看待已被划分好的民族下面的不同支系的族群舞蹈?民族民间舞蹈与社会，民族民间舞蹈与宗教，民族民间舞蹈与政治，民族民间舞蹈与生态，民族民间舞蹈与文化变迁等等，相关的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也都需要一一解答。这其中，很多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中，还没有涉及或者钻研不深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中大多已经有了很深入的研讨，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借用和积极转化，能使我们的研究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人们常说:“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许多学科的发展问题不能名正言顺的回答，甚至连自圆其说都不能满足时，自然就会遭到多方质疑以及各种责难。我们不能永远用“你不懂舞蹈这句话”加以搪塞，是将我们的所思所想加以表述的时候了，“思维决定行为，想不清楚也就做不明白”，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当我们在某些方面力所不及时，借“它山之石，用以攻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会出现文化人类学个别理论因过于高深而无法应用的情况。但类似《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国民族志》这样的民族问题研究丛书，以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凉山彝家》、《湘西苗族考察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台湾畲族之原始文化》、《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鼓藏节:苗族祭祖大典》、《克木人:中国西南边疆一个跨境族群》、《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从阐释到建构:纳西族传统文化转型的民族志研究》、《圣歌里的芭蕉箐:富民县东村乡芭蕉箐苗族村民日记》等类似的民族志作品，能给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提供很多翔实的资料，以及理论范式应用上的思考。

三、研究方法的完善

文化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即描述、分析、阐释和说明社会和文化异同的分支学科。“为了研究和阐释文化多样性，文化人类学家从事两类活动:民族志(ethnography)(基于田野工作)和民族学(基于跨文化比较)。民族志提供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描述。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收集他或她组织、描述、分析和阐释的数据，并以专著、文章或者电影的形式来建立和展示描述。传统上，民族志者曾居住在小型社区中，并研究当地的行为、信仰、风俗、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政治和宗教、艺术。……民族学(ethnology)考察、阐释、分析和比较民族志结果———从不同社会中搜集到的资料。它运用这些材料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比较、对比和归纳。发现特殊之后更普遍的东西，民族学家试图辨认和解释文化异同，检验假设并建立理论以提升我们对于社会和文化体系是如何运作这一问题的理解。”从引文中可以看出，田野工作和比较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最为核心的研究方法，甚至被学者们认定为“看家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