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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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和外贸。辽宁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低，同时工业比重相对其他省份较高，投资对辽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然而，目前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甚至面临负增长的巨大压力，与工业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亟待解决。本文在对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辽宁；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

一、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看，2019年1—9月，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上年同期出现负增长1.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4%，第一产业投资增长0.1%，第二产业投资出现负增长8.1%。另据最新统计数字，1—11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2%。其中，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增长36.8%，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7.5%，同比提高2个百分点。而从全国来看，2019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33718亿元，同比增长5.2%。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4.1%，中部地区投资增长9.3%，西部地区投资增长4.9%，东北地区投资下降3.7%。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来看，当前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约为28%，远远低于全国60%的平均水平。

二、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1.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从产业结构看，辽宁省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第二产业中重工业占比相对较高，对工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相对较高，但同时第三产业优势不足导致该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限。2019年1—9月，辽宁省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幅为58.5%。从城乡结构看，辽宁省一直以来城镇化率相对较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对有限，加之辽宁省人口外流较为严重，影响了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地区结构看，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前五个地级市GDP占比约70%，其他9个占比仅约30%，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在省内地区间不均衡，相对落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缺口大。从企业规模结构来看，辽宁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偏低，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主体力量不足。

2.严峻的金融环境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供给。一是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开发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对辽宁提供新增贷款越来越少。二是本土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偏低，服务地方能力有限。严峻的金融市场环境抑制了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能力。

3.预期增加的财政压力将进一步抑制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近年来，辽宁省财政在“保民生”和“促发展”之间艰难权衡，而在2020年国家逆周期调节、减税降费的背景下，辽宁省的财政压力将更大，进而影响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能力。

4.营商环境差异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和需求。省内和省际间的营商环境差异影响了金融企业和实体企业的选址，进而影响了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和需求。目前，虽然辽宁省沈阳和少数地级城市营商环境有较大改善，但多数地级城市的营商环境仍不容乐观。浙江等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加剧了省际间的营商环境差距，影响了社会资本固定资产投资选择。

5.政策红利消抵将进一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和需求。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港珠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中的政策优惠，从一定程度上消抵了东北振兴战略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

6.体制和思想观念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潜力的实现。当前，辽宁省干部中不担当、怕问责的心态较为普遍，对干部干事创业的激励过少，对干部出错问责的惩戒过多。直至今日，干部因素依然是制约辽宁振兴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7.抓外部机遇不够影响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开放性增长。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不深入，与东北亚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不够，互联互通不够，影响了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潜力释放和开放性增长。

三、提升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对策建议

1.以经济结构优化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一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从而增加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增加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加速推进“突破辽西北”战略，扩大相对落后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整体效率。四是政策手段与市场手段兼顾，增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结构。

2.分类施策，提升金融机构的信心和风险管控能力。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当务之急是帮助其降低信贷风险预期和提升其盈利性预期，从而恢复其对辽宁市场的信心。建议突破点：妥善处理原有失败投资项目的善后事宜，最大程度地降低银行损失；做好大型重点项目的推荐和招商。对于本地商业银行来说，政府帮助其渡过难关的方式是扶持和激励其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建议突破点：利用与先进兄弟省份的帮扶关系，通过高水平人才引进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提升本地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和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

3.后来居上，发展PPP模式，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当前，辽宁省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在全国都相对落后。在2020年国家继续减税降费、逆周期调节的趋势下，亟需大力推广PPP模式，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加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的大量资金需求，同时也为社会资本找到了稳定可持续的投资渠道。对辽宁省的PPP项目数据调查显示，几乎全部地级市的PPP项目政府支出责任占政府预算内支出的比重都远低于规定红线，辽宁省大力推广基础设施PPP投融资模式相对具有较大潜力。

4.通过分层学习，缩小地区间营商环境差距。从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到个别省份的“一次不用跑”，各省在行政审批效率层面上的营商环境竞争可谓白热化。对于辽宁省整体来说，在学习先进省份的经验，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行政审批效率的同时，一定还要高度重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市场信用体系的建设。从省内来看，朝阳、阜新等相对落后地区要学习沈阳等城市的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加快一体化、全覆盖的线上行政审批体系建设。

5.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激发干部干事创业和促投资的热情。单靠优惠政策不可能持久，东北最大的发展短板是体制机制，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干部机制。干部的任用、考核和升迁等环节是密切相关的，而最关键的是干部绩效考核。与其把重点放在“问责”这样的负向惩戒上，不如放在对干部干事的激励上，对敢担当、能成事的干部不宜求全责备，免除其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

6.“抓机遇、顺变化、显优势”，加强“一带一路”东北亚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给辽宁省带来了历史性发展机遇；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和朝鲜局势向好，影响到经贸合作重心的转移；辽宁省在对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中，要素和产业的比较优势明显。鉴于此，辽宁省深入加强“一带一路”东北亚合作势在必行。一是远近兼顾。以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为抓手，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朝鲜的经济合作。以“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为契机，扩大合作半径。二是软硬兼顾。“设施联通”将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贸易畅通”将间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作者：项英辉 朱小雪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