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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管理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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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管理问题分析

【摘要】行政化是中国高校管理的普遍特点,近年来屡遭诟病。行政化不仅体现在对教师的管理上,也体现在对学生的管理上。学生组织官僚化,活动管理行政化,对学生评价的量化、表格化和表彰文化,是高校学生管理行政化的显著特征。行政化的学生管理让学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助长了学生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为此,高校应勇于探索和实施学生管理“去行政化”,还大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行政化;学生发展

高校行政化的成因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杨东平认为,高校行政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教育部办学”强化政府权力;其二是现行干部管理制度强化“官本位”;其三是现行资源配置方式加剧行政权力膨胀[1]。王建华认为高校行政化的根源在于学术对于政治的依附以及行政对于学术的吸纳[2]。马健生认为,高校行政化源于高校对教育行政部门的资源依赖和大学独立性的丧失[3]。查永军认为,中国大学行政化受到传统文化社会本位观和“官学合一”设计的影响,更深受执政党观念文化中集体主义观和制度文化中“单位制”的影响[4]。别敦荣认为我国现代大学与生俱来的行政化色彩、建国后大学的政治化改造、学者的双重所有制和大学的高度复杂化是造成高校行政化的深层原因[5]。胡建华认为,历史因素、体制因素、文化因素对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6]。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对少数具有代表性学人的观点作简要介绍,并试做如下归纳和推论:高校行政化根源于文化、体制、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在大环境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去行政化”注定举步维艰。有不少学者把高校行政化问题分两个维度来分析:其一,外部行政化,即行政部门(教育部、教育厅等)对高校的过度管理;其二,内部行政化,即学校内部对教师、科研、教学管理的行政化[7][8][9]。在外部行政化受制于体制环境难以变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增量改革”是目前的务实之举,因而把目光转向内部行政化。内部行政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教师的管理(教学、科研、职称等);其二,对学生的管理。学生管理直接关涉数千万作为高校主体力量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但学界对学生管理行政化的问题鲜有论及。那么,是不是高校对学生的管理不存在行政化的现象?如果有,学生管理的行政化有什么特点?有没有必要“去行政化”?如何“去行政化”?

一、高校学生管理行政化表征

所谓“高校学生管理”在学校一级一般指的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学生处(学工部)、校团委及其他有关部门(就业指导中心、武装部)对学生的管理;在院(系)一级一般指的是院(系)党委副书记、院(系)团委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对学生的管理。分管学生的校(院、系)党委副书记、学生处、团委会等俗称“学生口”,负责学生活动、学生干部换届、评奖评优等的管理和指导工作。在对大学“学生口”各个部门的工作内容、运行模式深入探究后发现,高校学生管理普遍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1.学生组织官僚化

从学生干部的产生来看,表面上运行了公开、公正、透明的民主程序,实际上指导老师可以通过酝酿、内定等方式让既定学生顺利当选。团委老师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干预学生会主席团的选举:一是干预学生代表的产生;二是主席团候选人的酝酿;三是主席团的分工。从学生组织的内部关系和运行模式看,本是“民间组织”的学生会及其他社团也充满行政化色彩。主席或部长安排工作时往往带着行政官员的口吻,干事对其“上级”往往也言听计从。本应平等的同学关系在学生会及其他社团里已荡然无存。何以如此?在笔者看来是因为现任主席团成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下届主席团的人选,而部长在干事“升迁”问题上也具有较大的话语权。为了加强对学生干事的管理,学生社团制定一系列奖惩制度,实行工作绩效考核。学生社团运作的行政化还表现在“文山会海”。撰写活动计划、工作报告、活动总结、新闻稿占用了学生干部大量的时间。会议方面:有策划某项活动的专门会议;有新学期的动员会议,期中期末的总结会议;周例会、月例会甚至每天的碰头会。会议的形式趋向于严肃、正式,缺了些少年同学之间的无拘无束和“嬉笑怒骂”。从学生组织的职责定位和工作效果来看,本应是代表全体学生利益、反映学生诉求的学生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执行老师指令甚至学校控制学生的工具。学生会成为团委会的下级组织,社团成为社团联合会的下级组织,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2.活动管理行政化

高校“学生口”对学生的日常管理主要通过对学生活动的管理实现。校级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由校团委老师指导的,团委会、学生会主办的,学生会或其他学生组织承办或协办的活动,诸如十佳大学生评比、十佳自愿者评比、科技节系列活动、艺术节系列活动等。二是自律会(学生自律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活动,由学生处老师和院系学生辅导员指导,校级或院级自律会主办承办的学生活动,诸如早操督导、课堂纪律督导、学生宿舍卫生检查和评比、“自强之星”评比等。三是各类社团活动,比如摄影协会、动漫协会、篮球协会、音乐协会等开展的活动。这类社团一般在学生自愿和兴趣的基础上组建,在学校团委注册,接受指导老师和社团联合会的指导。校团委安排专门老师作为社团联合会的指导老师。四是校级或院级心理健康协会举办的各种活动。校心协举办的活动由学生处和校心理咨询中心指导,院心理协会由院系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五是一些和学生会、自律会、社团联、心理健康协会并列的同在学生处或团委指导下的学生组织(如青年自愿者协会、勤工助学服务中心等)开展的活动。如上所述,本应是学生自我开展的社团活动,学校都会安排老师进行指导。那么,老师对学生活动是如何管理或指导的呢?学生社团具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以下几点足以表明大学生活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其一,任何面向全校或全院的学生活动都必须得到指导老师及其上级的审批。学生活动发起者要填写活动申请表,经辅导员及相关负责人层层签字、盖章,该活动才有可能获取经费和场地支持。在活动申请过程中,学生干部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下载、打印、填写申请表格,找多位老师、领导签字、盖章等行政事务上。其二,面向全校全院的活动,尤其是团委会、学生会主办的活动,形式上要求正式、规范,按既定的会议程序举办以保证活动正常有序。活动开展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比如在活动准备阶段,学生干部必须制作邀请函、打印席卡、摆放台花等,精心布置会场以体现活动的重要性和规格。活动结束后,必须及时撰写和新闻报道稿。其三,一些受欢迎程度较低的学生活动,老师和学生干部要发动学生“填场”以避免冷场。当一个学校主办的活动参加的学生较少,现场显得冷清时,领导和老师会认为会议组织者工作不力,活动并不成功,那么,找学生“填场”就成为一种必要的工作。“行政化”规制下的活动管理看似有序规范,实际上少了些大学校园应有的生动活泼,多了些行政机关的按部就班、繁文缛节。

3.学生评价量化、表格化和表彰文化

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教育评价的核心,具有导向和教育作用,对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1]。评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问题是如何评价?我们对大学生的评价有没有负作用?学生评价的量化。定量评价方法科学、信度高,便于统计和排序,但大学生的许多品质是不能以简单的量化形式呈现的。课程学习以外的评价通常被称为“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考和高考作为选拔考试,课程成绩对学生非常重要,相较而言,大学师生普遍淡化了对课程成绩的关注度,课外评价显得尤为重要。“测评”往往由“学生口”老师和学生干部来完成。综合测评分数的高低关系到评奖评优,为获取高分,学生必须严格按照指标体系安排学习和生活。量化的评价机制片面地把所有学生的精力吸引到完成指标体系的考核任务上来,每个学生的学习—生活、兴趣趋于同一,学生的个性慢慢地被抹杀。对大学生课程以外的表现应以质性评价或不评价为宜,对其进行标准化全方位的量化评价体现了学生管理模式的行政化。学生评价的表格化。为方便管理,表格是不可缺少的,一般也是有效的,但表格太多的话,就走向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了。表格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评奖类、评优类、综合测评类、助学类、活动申请类及其他。这些表格由相关学生、老师填写,相关人员(学生干部、班主任、辅导员、分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签名,相关部门盖章、汇总、入档等。以奖学金表格为例,学生需填写姓名、学号、年级、申请理由等信息。有的高校在“申请理由”一栏,要求学生填写200字以上有关担任学生干部时的表现、学习成绩、生活作风等的文字,一般都是空话、套话。申请学生填好后,将表格交给班干部,由班干部转交班主任或辅导员审核、签字;辅导员将所有表格汇总给院系党委副书记签字、盖章;各院系需在规定期限内交至学生处审核、盖章;学生处盖章之后,再分发到各院系,由辅导员组织学生将表格装入学生档案。一个普通奖学金的评定,学生和老师就要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完成如此繁琐的行政程序。学生评价的“表彰文化”。在我国,不管是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各种评比、表彰特别多,每个单位到年终的时候都能领几块牌匾回来。评比和表彰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常规工作,我们姑且称之为“表彰文化”。与政府机关类似,为调动学生干部干事的积极性,举办大量的表彰活动成为大学每年、每学期的例行公事。有年度或学期的综合性表彰,也有某个活动结束之后的专项表彰;有面向团体的表彰也有颁给个人的表彰;有校级的表彰,也有院系的表彰,学生会及其他社团也可自行举办各种评比和表彰。举办表彰活动就要开会、投票、记分、统计、填表、盖章、签字、公示、制作奖状、公布、颁奖等。这些行政事务大部分由学生完成,学生可以从中得到锻炼,但更多的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奖励和荣誉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但不宜过多、过滥。

二、学生管理行政化之弊端

大学组织的核心价值是学术至上,崇尚的是平等和自由,信奉的是真理,追求的是学问,在思维方式上张扬的是“求异”[12]。但行政化下的学生管理却与此相悖,它强调效率和服从,信奉的是权威,追求的是地位,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求同”,其弊端不容忽视。

其一,扼杀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在考试指挥棒的作用下,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且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变。中学毕业后,学生的求知欲、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谓“奄奄一息”。在高校里,有各种学科和课程,各种讲座和活动,相较中学,学生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如果尊重学生的个性,还给学生选择的权力,学生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尚可挽救和开发。然而,行政化的学生管理模式趋向于保守和稳定、统一和“专制”,剥夺了学生选择的自由,束缚了学生个性的发展。而个性、个体的自由对创造力至关重要。正如默里所说,没有个人主义也可以增加知识,但若要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突破,个人主义的作用甚大[13]。可想而知,当学生在一个行政化氛围浓厚的环境里度过黄金四年进入社会时,带给单位的不是活力和创造力,而是暮气沉沉、因循守旧。

其二,助长学生的“官本位”思想。中国历来就有“以官为本”、“官贵民轻”的社会群体心理。到了大学之后,学生要参与各种活动,参加各种社团,和“学生口”、“行政口”老师、学长学姐频繁地交流。在几年时间里,当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切身体验到权威大于真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时候,“官本位”思想不仅会根深蒂固,而且要枝繁叶茂了。“官本位”思想与我国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悖,不利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实现,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其三,不利于学生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九条指出: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在高校,与人才培养直接相关的,除了课堂上专业老师的“教”,就是课后学生的“学”,即一般意义上的自学和参加各种学生活动、社会实践等。自学发生于大学课堂之外,是大学学习的主要方式。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同一性学习为个性化学习,变单一的知识接纳为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养成。当学生把大量的课余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重复性、简单化的行政事务上时,用于主动的专业学习和提高综合素质的时间就少。行政化的学生管理模式限制和规制了学生自主学习、全面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此外,在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学生口”教师的育人职能淡化,趋向于成为纯粹的行政管理人员。在老师看来,学生是可造就的人才,是培养的对象;在管理人员眼里,学生是规则或程序的遵守者或违反者。程序化、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让“学生口”教师失去创造性和激情,面对充满个性和活力的一届届新生显得迟滞和保守,很难为学生发展创造更丰富的条件和更广阔的空间。

三、结论与对策

姜耀东教授认为:“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15]。由于中国高校具有高度的同质性[16],学生管理的行政化,诸如学生组织官僚化、活动管理行政化、学生评价量化等问题在全国高校不同程度存在着,其中非985、211的普通院校尤为严重。行政化的学生管理助长了学生的“官本位”思想,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学生管理“去行政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减少对学生组织和学生活动的干预。一般说来,大学生都已年满18周岁,心智较为成熟,辅导员、指导老师无须管得太紧太死。比如既然成立社团联合会对各社团进行指导且社团联合会已经有指导老师,那么就没有必要为每个社团再安排指导老师了。对大学生的管理宜粗不宜细,务虚不务实,为学生发展释放更多的空间。

其次,要淡化量化评价,减少审批项目,取消不必要的评比和表彰,减轻学生的行政事务负担。高校“学生口”的领导和老师要改变通过评价、评比、表彰管理、激励学生的思维定势,清理或合并一大批“劳民伤财”的评比项目和表格,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和活动条件上来。

第三,要营造师生平等、生生平等的氛围,重视学生民主素质的养成。对于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的换届选举,“学生口”老师的工作重点在于指导学生制定成熟、完善的规章制度,关注学生是否违反法律、法规,不可干预甚至操纵选举事宜,破坏民主原则。“学生口”老师不是学生的上级,不是管理人员,除了教师身份,还要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朋友。

总之,在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逐步取消高校行政化的背景下,各高校应勇于探索和实施学生管理“去行政化”这一相比于外部行政化和教师管理行政化较易解决的问题,改善高校教育生态,还学生一个自由飞翔的天空。

【参考文献】

[1]杨东平.治理教育行政化弊端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0,(19).

[2]王建华.中国大学转型与去行政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1).

[3][8]马健生,孙珂.高校行政化的资源依赖病理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0-46.

[4]查永军.中国大学“行政化”的文化背景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1,(7).

[5]别敦荣,冯昭昭.论大学权力结构改革———关于“去行政化”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12).

[6]胡建华.略论大学去行政化[J].中国高教研究,2014,(2).

[7]杨德广.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0,(9):19-24.

[9]王英杰.大学官本位何以久治不愈[J].江苏高教,2015,(5).

[10]任增元,刘元芳.大学去行政化研究进展、争议与展望[J].现代大学教育,2012,(6).

[11]张敏.学生评价的原理与方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12]宣勇.外儒内道:大学去行政化的策略[J].教育研究,2010,(6).

[13]默里.文明的解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93.

[14]张平治,杨景龙.中国人的毛病[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88.

[15]中国教育在线.大学副校长:中国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DB/OL]http://edu.163.com/14/0303/08/9MDBKH8S00294MBA.html.

[16]朱清时.大学同质化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J].长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

作者:肖振南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