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虚拟经济会计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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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拟经济会计控制研究现状

虚拟经济使会计主体扩展为“经济相关的联合体”，自然要求改变现有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历史成本和只确认交易活动的模式，代之现金流动制、确认非交易的情况以及多重计量属性并存模式。金融工具及衍生产品是虚拟经济的重要载体，会计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以对其确认和计量为突破口。具体来说，从会计视角对虚拟经济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虚拟经济会计监管

张俊民等最早开展该方面的研究，认为虚拟经济过度增长对会计提出如下要求：监管理论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虚拟经济的宏观会计监管；会计准则及企业会计剩余规则权的运用等。为此，提出加强虚拟经济会计理论研究，完善虚拟经济会计监管法规制度建设，强化企业内部虚拟经济会计监管等对策。为消除传统会计及会计诚信监管模式面对虚拟经济的“不适应症”，提出如下措施：第一，积极探讨虚拟经济会计诚信监管理论，包括：虚拟经济语境对会计诚信内容、运行方式以及规律等的新变化，资源配置的货币化、风险化、多元化，特别是虚拟化过程需求的会计诚信原则，虚拟经济语境下会计诚信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重新考虑以自律为主的模式能是否适应，会计诚信保障中他律主体，即政府的角色的定位，监管成本与效率问题也不容回避；第二，建立契合虚拟经济需求的会计诚信监管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会计诚信监管中以效率优先兼顾秩序与公平的制度，会计诚信他律的权利与责任等；第三，强化企业内部的会计诚信监管制度，特别是内部治理结构中不同监管主体(如投资者、债权人、管理层等)的会计诚信监管制度。

（二）虚拟经济会计计量

由于虚拟资产的价值源于其预期收益，成本与价格之间的联系被割断，而预期收益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化，所以公允价值是虚拟资产唯一相关的计量基础，据此，经济的虚拟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公允价值会计产生的背景。正如刘玉廷（2010）所说，公允价值计量本质上就是对虚拟经济的计量，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研究虚拟经济，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研究的深入，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重要性将被人们愈加肯定。自公允价值计量以应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储贷危机的手段以来，其应用在国际上呈现以下趋同的态势：第一，在处理程序上，由表外披露提升至表内确认；第二，运用范围日益扩展，从金融工具向其他领域渗透；第三，计量延伸，从初始计量向后续计量延伸；第四，获取方法，逐步统一，形成了三级计量框架（FASB，2005；IASB，2009）。这也表明会计对虚拟经济控制范围的扩大和交易过程的动态、存量监管。近年来，针对虚拟经济的高风险，引入VaR等风险处理理念。传统的VaR测算方法有：德尔塔(Del-ta)——正态法、历史数据模拟和蒙特卡罗(MonteCarlo)模拟三种，然而这三种方法都有着不同的不足，难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同时，学术界不断探索新方法：叶青(2000)提出基于GARCH模型的方差协方差法与半参数分析法；马超群(2001)结合半参数分析法及极值理论提出完全参数法；康字虹、梁健(2004)对基于GJR-GARCH的VaR模型进行探索；胡月辉、叶君(2004)则对因子GARCH-M模型在VaR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陈收、曹雪平(2004)尝试将EGARCH和C-F引入VaR中。近年来压力测试(stresstesting)已成为VaR等传统模型的必要补充方法，主要是其能较好地衡量极端环境下风险的特性。

（三）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稳定

金融作为虚拟经济的典型代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稳定与否关涉整体经济形势，各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是赋予稳定金融的良好期望。然而，由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如下特点使其难以胜任。一是波动性。波动性源于公允价值盯市（mark-to-mar-ket）的本性，特别是金融市场急剧波动时，公允价值计量将引发财务数据剧烈波动。豪德等(Hodderetal.，2003)研究表明，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引起的收益波动幅度是净收益的5倍。巴斯(Barth，2004)提出公允价值计量引发财务报表波动的三个来源：估计误差、经济固有波动和混合计量属性。她还进一步认为会计只有在提供有关经济内在波动性的信息时，才会对稳定金融市场有利，而随着公允价值计量范围的扩大，在减少混合计量属性产生的波动性的同时，又会强化估计引发的波动，特别是在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第三层级的公允价值确定中大量运用估计和判断。欧洲中央银行(ECB，2004)通过分析四种情况下公允价值会计对银行账户的影响，指出随着公允价值应用范围的扩大，将越可能加剧银行损益账户的波动。普兰汀等（Plantinetal.，2004）指出，盯市计价的反馈效应（feedbackeffects）导致价格波动。王守海等（2009）通过综述公允价值会计和金融稳定相关研究，认为公允价值起着“会计加速器”的角色，对金融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在公允价值全面替代量下收益波动性地增加反映了潜在的经济风险。二是顺周期性(procyclicality)。欧洲中央银行（ECB，2004）通过分析公允价值对银行经营方式的影响，指出虽然其影响还不明朗，但公允价值计量有可能会助长发放贷款的周期波动，从而降低银行应对不利经济环境的能力，这是欧洲央行对公允价值计量顺周期性的预见。艾德瑞和色恩(Adrian&Shin，2007)发现金融机构越多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顺周期效应越明显。阿兰和卡理蒂（Allen&Carletti，2008)认为，盯市会计潜在的传染性，可能引发顺周期性。沃尔森(Wallison，2008)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具有顺周期性，即经济萧条时，引起资产价格非理性下跌；而经济繁荣时，形成资产泡沫。其顺周期性是通过资本监管、风险管理、市场反应等渠道发生作用的（黄世忠，2009），其关键链条在于金融监管对公允价值信息的高度依赖，倒逼金融机构为满足监管要求，进行顺周期的经营。在本次危机中，根据非理性市场条件下的价格确定公允价值，结果使得金融企业资产大幅缩水，为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企业需要贱卖缺乏流动性的资产，结果是金融市场进入“死亡螺旋”。针对此，徐晟（2009）提出通过动态减值处理优化金融机构公允价值计量，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并减缓顺周期效应。但是就目前而言，对公允价值顺周期性研究尚处初期阶段，其产生机理及缓解措施仍待研究。劳克斯和卢兹(Laux&Leuz，2009)也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在本次危机中是否存在传染效应，仍需进一步研究。三是心理性。虚拟化的金融产品，其价格虽然受价值规律支配，但是与实物产品相比，其所受影响因素更多、更复杂，特别是人的心理因素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更与情绪的传染效应叠加出现“羊群效应”，冲击金融市场，结果是金融产品市场价格可能失效，价格不能准确计量价值，危机引发的非理性抛售确定的价格，更是与价值相去甚远，因此，应研究心理因素对会计计量的影响。总之，公允价值的“双刃剑”可能使会计失控，这是公允价值在本次危机中遭受指责的重要原因。其机理在于价值化积累对象（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及衍生品等）自身价值微乎其微，或者与其市值相比可以忽略，其价格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具有内在的波动性，意味着风险的积累，由于杠杆效应，放大和扩散风险，使得虚拟经济连成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危机传导过程中，由于会计信息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是诱发各方利益冲突的导火索，会计的失控激化着危机。对此，有人提出使用“全球会计标准”或者“世界资源会计”，也即按“使用价值”来盘点现存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摸清家底。

（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体化控制

刘晓欣（2004）针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倒金字塔”日益突出的趋势，提出保持货币要合理配置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邓瑛（2004）针对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阶段效应：初始阶段的递增效应，发展阶段的溢出效应，成熟阶段的异化效应，膨胀阶段的“挤出效应”甚至是“破坏效应”，探索控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偏离度的方法，促使虚拟经济中形成的资产、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由发散到收敛，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孙宝文等（2005）提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治理的思想。郭道扬（2009）从财务角度出发，认为虚拟资本通过循环机制，对企业形成外部管理压力，促使企业不断改善经营机制、财务机制与内部控制机制，提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体化控制。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出发，确定在以实体经济形成的会计控制体系基础上，建立对虚拟经济的会计控制体系，以会计控制来协调两类经济关系，以从信息控制这一基础层面理顺市场经济与公司经济发展的秩序。其目标在于：协调与增进它们的发展关系，一方面要参与遏制虚拟经济的投机性与异化、越轨、越位行为发生，以及有效防范虚拟经济发展中的信用风险、道德风险，以“放大效应”与泡沫化为特征的高风险；另一方面在将虚拟经济纳入控制范围之后，也要有效防范会计、财务与审计自身易于出现的风险。为此，提出该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一是针对产权控制环境的变化以及虚拟经济运行特点，对在投机及易引起产权泡沫方面的副作用，修订产权会计法律制度，避免自由放任，实施以产权管理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控制。二是由于经济虚拟化产生的削弱监控，甚至反监控，必须打破单一与分散监控的局限，建立健全虚拟经济全方位多角度的联合监控，实现金融监控与企业的财务监控、会计监控以及社会审计监控无缝对接。三是重新定位财务、会计、审计目标并重构其理论体系，其中尤其要关注风险控制问题。四是财务、会计、审计方法技术体系的改革问题，其中关键是要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反映与控制的融合性问题。树立全局、整体与动态的核算与监管理念，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控制。段文清、苏细强（2007）针对证券、房地产和大宗商品期货不同虚拟经济风险的传染性，提出协调监控思路：以效率性、协调性、独立性、前瞻性为原则，以安全性与效益性为目标，采用法律、经济、行政和自律管理等多种手段，至于监管模式则建议在原来分立监管的基础上建立某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主要是实现监管信息共享和相关业务监管标准的统一，而具体的监管权还是由各个市场监管者来执行，即“分立监管+协调机制”监管模式。许圣道、王千（2007）以“全象资金流量观测系统”为基础，提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监管框架，提出“分别监管+协调监管”模式，并认为重要的是确立基于全象资金流量观测系统的风险度量指标。刘晓欣、马笛（2009）认为虚拟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应树立全局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监管理念，检测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传导、蔓延及爆发过程，及时判断引发危机的节点及关联点。许圣道、王千（2009）基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虚拟经济全球化，认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虚拟经济系统风险，必须做好国内与国际协调监管，而基础工作是对虚拟经济依特性进行分层计量，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一体化控制提供信息。

二、研究成果评价

总体来看，我国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动因表现为“危机推动型”，研究主题重宏观轻微观，特别是从会计角度对虚拟经济的研究还基本上是一个“盲区”，研究视野较多局限于金融领域，这在虚拟经济会计计量研究中尤为突出，具体评述如下。

（一）会计界对虚拟经济的认识具有片面性

虚拟经济在我国从提出到现在已有18年历史，已有大量学者从传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虚拟经济的范围、运行方式等已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而会计界坚守工业经济时代的观念，注重实务资本，未能全面认识虚拟资本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虚拟经济本质认识不到位，导致虚拟经济会计控制方法研究不足。

（二）虚拟经济会计计量理论不完善

计量是会计的核心，随着“信息观”转向“计量观”，发展完善计量理论显得日益重要，已经形成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计量的混合计量模式。然而，以往的会计计量理论与实践在可验证性会计信息质量的指引下，注重交易表现的形式，即将交易价格作为计量的主要依据，割裂了资产定价与会计计量的关系，这样的计量理论不适用虚拟资产，因为资产定价结果是虚拟资产计量的重要依据。今后，应探索连接“资产定价—会计计量”的桥梁，找到适合的计量理论，较好解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会计计量的融合，为实现一体化控制奠定基础。

（三）虚拟经济会计计量局限于金融领域

虽然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并不断实现从“实”向“虚”扩展，但是，现行会计模式的规则仍以实体经济为基准，而对虚拟经济日益膨胀并独立运行的现实关注不够，未能及时将其计量延伸之符合资本化定价的其他虚拟经济领域，我们应结合虚拟经济理论、行为金融理论等，开展虚拟经济层级会计计量研究，扩展会计计量范围，适应虚拟经济发展需要。尽管在金融工具及衍生产品的公允价值计量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然而在该领域的计量本身存在的问题引起的争议不断，这也需要深入研究。

（四）虚拟经济信息系统孤岛，导致条块分割的监管

由于经济的动态性，按行业界定虚拟经济研究范畴会过时，刘骏民（2003）按照定价方式及由此确定的特殊运行方式来界定，这样就能涵盖资本化定价泛化带来的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满足货币在各虚拟经济部门快速流动的监管，这对会计计量的要求是：将虚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根据典型的定价模型来考虑虚拟经济不同组成部分运行特征，同时考虑不同定价方式之间的互动影响，在准确刻画虚拟经济典型市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供能反映虚拟经济整体运行特征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以适应虚拟经济一体化监管。

（五）风险管理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虚拟经济系统运行中，价格由人们的观念和信心支撑，不再仅仅受成本因素影响，“蝴蝶效应”的产生是最好的例证：通过影响行为人的心理，而影响资产交易价格，从而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这就要求反映并控制风险。对此，会计系统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计量风险，纳入表内核算，这就需要探索资产定价模型与会计计量理论的内在逻辑，为会计计量风险提供指南。二是充分披露风险。对于虚拟经济潜藏的高风险，可以考虑引入“事项法”，即向相关信息使用者，特别是专业使用者提供交易或事项发生、发展的原始信息，由使用者根据用途自己解读，以免会计在传统递延、预提、摊销、汇总等程序带来的信息偏差。虽然有人尝试用VaR法、压力测试等方法来计量和披露风险，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结合虚拟经济特性以捕捉风险的蛛丝马迹，为管理风险提供基础数据。

作者：李惠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