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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基本达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水准。但在市场发展进程中,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方法跟不上商业模式的进化;同时,商业银行自身存在激进的战略和高度依赖于数学模型、忽视非财务因素的作用等问题,使得信用风险管理面临失控的窘境。本文试图就商业银行自身应对宏观政策变化、契合市场趋势等方面,通过改进风险管理工具、强化非财务因素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阐述商业银行提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非财务因素;巴塞尔协议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回顾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推进,跟随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发展而来。二十年时间,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演进大体可以分成三步。第一步,1998年推行信贷五级分类法,将信贷资产按照风险大小划分成五类,其中正常类和关注类作为正常资产,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作为问题资产。这种主要以资产质量评价和期限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改变了单纯的期限分类法。同时在经营管理的组织架构上,推出前中后台三分离,搭建前台营销部门,中台授信审查审批部门和后台风险管理及问题资产处置部门。第二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了更好地学习吸收外国银行业管理经验和风险管理方法,我国商业银行先后走上了引进外资(外智)和上市之路。从现代企业制度的角度强化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在体制机制上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引进国外投资者,把国际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应用到经营管理实际中,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很短的时间里,我国商业银行在体制机制、工具方法等方面都接近国际同业的硬件水平。第三步,2007年开始,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围绕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启动了建设符合国情和商业银行自身特点的内部评级法项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由三大支柱构成,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其中,最低资本要求是延续旧资本协议中关于资本的定义和比例,但也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增加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两个支柱中,监督检查体现的是银行自身要有足够的能力评估风险和足够的能力补充资本,以达到监管对资本的最低要求,监管当局也应具有足够的能力监督银行风险管理和资本约束;市场纪律则是要求银行在信息披露方面准确透明,满足市场监管需求。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对于风险计量和评价的内部评级方法都已经实现,并且得到监管当局的批准,部分银行已经切换成内部风险计量评级方法。与此同时,监管当局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建立符合我国银行业监管的指标体系。就此,形成了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外部监管体系和银行内部管理体系。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框架和工具建设取得了飞速进步,尤其是在信用风险识别和计量等方面,运用了当时最新数理方法和技术工具,在硬件建设上走到了商业银行业的前列。
二、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频出,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于中央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在众多金融风险中,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总结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案例,具有如下特点。隐蔽性:没有任何征兆,突然出现风险,无法补救或者干预。一般情况下,一个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征兆,预示着信用风险将要发生,比如产品质量持续下降、企业投资项目失败、市场出现新的替代品等等,这些风险征兆都可以从企业报表中体现出来。而这一轮出现的信用风险大多没有这样的先兆特征,从企业财务因素方面很难捕捉,市场也没有明显信号提示,突然之间,信用风险从天而降。传染性:信用风险出现不再是单个企业或者单一风险类型,而是伴随着多个市场主体、多个行业、多个市场、多个区域、多种风险类型,期初可能表现为某一个企业一笔贷款(债券)逾期,很快影响到该企业其他经营板块,进而影响到该行业多个企业出现风险。多市场之间也会相互引发风险,2017年以来这种信用风险传染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巨量性:主要体现在风险数额巨大,风险连锁反应形成巨大冲击力,一个风险事件的形成,在直接市场、间接市场,贷款、债券、股票,租赁、信托等多个金融产品中产生强大的破坏力,造成成百上千亿风险数额已经屡见不鲜。大量的“灰犀牛”事件阻碍着实体经济的复苏,冲击着市场信心。分析产生信用风险的这些新特点,背后有着其必然的逻辑,这就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方法远远落后于商业模式的进化,从而造成信用风险管理巨大缺陷。新的商业模式主要呈现三个明显特征:一是企业朝着集团化、多元化发展。企业组建集团等方式,扩大商业地盘。围绕母公司,派生子公司、孙公司,有按照产业链序列,拉长上下端,形成全产业链的企业集团,也有按照几个板块布局,在不同的产业齐头发展。二是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供应链集群,这样的集群虽然没有股权纽带作用,但存在紧密的物流和资金流的相互依存,核心企业与链属企业相互影响,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一旦有一个企业出现问题,都会牵动全部供应链集群。三是双线渗透的企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经营多元化,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启了线上和线下两个市场,互联网超越时空的特点,让企业尝到了遨游时空的便利,于是,跨市场、跨行业、跨时空的企业集团应运而生。市场主体的复杂关系最终表现在内部交易繁复、没有合约约束、资金统筹划转,收益随意调配,一切按照集团或者核心企业需求任意簿记。复杂的企业内部结构和虚拟的网络经营为企业规避监管开辟了空间,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风险因素被最大程度地掩盖。使得从外部发现风险的可能降到最低。一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改变了传统产业进、产、销或者购、销、存的方式,使得企业内部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不再同向流动,也不再一一匹配,既往的风险管理工具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按照市场发展的要求和商业模式的演进,同步提升风险管理工具和管理水平,才能够把握新的风险特征,实施精准的风险管理。与此同时,社会管理和外部事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也逐渐成为引爆信用风险的导火索,这些因素都不是内评法所能捕捉到的。
三、产生信用风险的原因
产生信用风险的原因很多,有企业内部管理造成,有市场行为造成,有监管失效造成,也有商业银行自身管理缺陷所造成。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宏观原因主要指由于宏观政策、政府指导、监管监督等缺陷或缺失形成风险因子逐渐集聚发酵,酿成风险事件。一是社会期望值过高。本世纪初,我国商业银行改制成功,社会对银行期望值过高。银行业为了迎合这些高期望值,忽视稳健特点,把业绩放在首位,下达不切实际的经营指标,在风险管理上放弃审慎原则,在市场的裹挟中,顾全暂且的颜面,但埋下了后患。二是宏观政策频繁多变。产业政策频繁调整,快速调高准入门槛,企业跟进反应的时间很短,造成前期产能尚未达产,又要立即改进提高,部分企业投资收不回,贷款无法归还,最终形成风险。在此过程中,部分企业因宏观调控退出市场,而另一部分企业又有新的产能形成,不断在浅层次上更替,老的企业成为风险,新的企业变成新的需求。三是监管缺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遵从国际惯例结合本国法律实施监管,对于银行业监管是有作用的。但是,金融放开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允许设立大量类金融机构,众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游离在监管之外,缺乏有效约束,这些类金融机构的经济活动不是独立进行的,而是通过市场主体渗透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经济行为的交叉性决定了单靠防范从银行端发生的风险已经不能阻止信用风险的全部源头。一旦出现一粒火种,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四是伪创新成为风险之源。金融伪创新主要表现在经营模式和产品复杂化两个方面,金融领域的经营模式伪创新就是利用互联网概念,从解决小额信贷需求和财富管理两个痛点入手,面对金融知识缺乏的人群,通过施以小利,集聚大额资金。制造这类风险的大多是没有纳入金融监管的企业或个人实施的。产品复杂化伪创新就是运用复杂交易结构、设立复杂交易主体、构建繁复交易结构、模糊最终风险责任、规避实用法律等手段,在报表上做文章,追求短期利益,期望无险回购。产品推出后,还能像一般商品一样在市场不同主体间交易,客观形成了击鼓传花的效果。参与产品伪创新的主体既包括商业银行也包括众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难以估量。微观原因主要从商业银行自身角度分析,力求在一个个微观主体中,解析信用风险爆发的深层次问题。商业银行激进的风险政策、跑偏的风险策略、风蚀的风险文化等,是信用风险产生的内在因素。一是风险政策失当。风险政策是一家银行经营管理最重要的政策,它是建立在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基础之上,确保持续经营的总体政策。本世纪初开始,在资本推动下,银行逐渐放弃了稳健致远的铁打规律,纷纷制定了激进的风险政策,走上了疯狂发展的路子。即使在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情况下,银行又开辟表外经营的新道路,加入了伪创新的行列。这种一味追求速度的风险政策毫无疑问地放任了风险,这是造成信用风险的祸首。二是风险策略跑风漏气。风险策略是围绕总体风险政策实施风险管理的具体方式方法。在风险策略中,很重要的工具就是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评法。新资本协议三个支柱,都是以银行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在资本充足率方面,风险资产的确定需要有精确的计量模型并不断调整,确保有效。从风险评价模型自身来说,有三个关键因素有可能失效,第一是风险因子选取,第二是企业财务数据准确性,第三是企业外部因素破坏性。模型中的风险因子构成是按照既往相关性大小的原则选定的,并不包括引发风险因素的全部,而既往性仅呈现过去式、经验性的特点,在不同市场条件下,风险因子的重要性会发生较大变化。企业财务数据的准确性在目前市场环境下难以保证,必须要清洗归真。内评法主要针对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两个维度,评价企业过去的表现并预测将来的趋势,基本不包含识别复杂的企业结构以及人为掌控的资金调度与利益分配的功能,因此,完全依靠内部评级方法管理风险无异于盲人摸象。至于外部因素破坏性的识别,在内评法模型中基本没有体现。同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和第三支柱虽然强调监管和市场等外部作用,实际执行并不到位。一方面,银行为了满足监管指标,采取简单方法就可以调整(粉饰)报表,达到两个支柱所需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放松监管换取金融业快速发展,客观上造成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弱化。三是风险文化被侵蚀。风险文化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风险管理理念、价值观和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通过风险管理的战略、风险管理制度以及员工风险管理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企业文化。由于存在外部高期望值,高层激进的战略引导,银行从业人员面对企业既定的任务目标,无所不用其极。由于业绩的关联性,基层的冒险行为即使被上级发现,也大多睁一眼闭一眼,甚至上级授意下属弄虚作假,铤而走险。各级经营部门都把业绩放在首位,对外什么业务都敢做,漠视企业粉饰业务申报材料行为,对内在资产负债表上下手,以达到完成业绩指标的目的。近几年,在鼓励社会融资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成为新的“金矿”,个别员工在掌握表外业务操作技能后,不自觉地利用这种踏雪无痕的方法为自己谋利益,形成各种各样的信用风险案例。一旦风险文化被现实残酷地风蚀,形成主动放任的经营氛围,再好的风险管理都不堪一击。
四、强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回归本源,把握前瞻性。支持实体经济是商业银行本源,盈利性只是确保商业银行永续经营的基础。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结构性改革,伴随着有保有压的结构化变动,信用风险暴露的趋势丝毫没有减缓。面对如此境况,要主动研究宏观经济发展方向,发现新的增长点,对于结构性调整的产业,要研究哪些是保哪些是压,不能随意跟风,我国经济结构中产业大类在短时期内不会出现全类消失,只不过在同一产业类别中有部分企业会在调整中淘汰或升级,商业银行要准确把握产业内企业分化趋势,远离淘汰者,支持升级者,而不应全产业封杀或者游离在虚实之间。在新经济中,要把握其中的生存逻辑,去伪存真,从支持小微企业入手,建立银企紧密的关系,陪伴企业一起成长。防止机械地照搬政策,用固化的标准衡量千万家企业。要用好政策的着力点和力度,切忌一刀切的管理模式。(二)注重非财务因素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弥补内评法的局限性,把风险管理视角延伸到社会层面,建立“森林观察哨”,立在高处,站在前端,识别风险。一方面,利用科技手段,全流程、多场景结合提升技术发现能力,整合外部反映企业非财务因素的痕迹,及早发现问题,及早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建立适应新的商业模式的企业财务分析诊断系统,把单一企业纵向财务分析同企业集团、供应链属企业以及双线企业横向财务分析相结合,丰富内部评级方法的镜像功能,及时发现企业虚假数据,从而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理性设置发展目标,完善考核方法。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商业银行终极目标,把商业可持续性作为经营底线,立足长远谋划发展战略,注重客户基础建设,培养忠实的客户群体,在经营实践中,尽可能执行平滑的合作策略,在没有实质性风险的前提下,不要频繁调整与客户的合作计划。要运用技术手段切入企业的资金流,把握资金运转的信息表现,把信用风险管理粘合到企业资金流当中,提高银行信贷资金与客户经营过程的对应程度,让信贷资金与经营现金流同向足额流动。在经营单位和员工的考核方面,围绕切实可行的业务发展和管理计划,重视基础性发展指标,重视基础性风险信号,重视违反常规性的大起大落,防止唯业绩论。(三)重塑健康的风险文化。着重从信贷制度、日常实践和价值观养成入手。信贷管理制度要完善、管用,删繁就简,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银行自身风险偏好和经营特长,制定完善的信贷管理制度,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搞模糊制度。在日常实践中,鼓励合规行为,对于弄虚作假甚至违规行为坚决从重处理。开展合规尽职教育,用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引导员工,树立正面典型,发掘优秀的企业文化基因,增强银行员工抵御不良风气的能力。(四)培养专业风险管理队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一门经验科学,需要有一支专业队伍。信用风险案例不是教科书能穷尽的,随着市场变化不断产生新的形态、新的类型。信用风险单靠技术工具是难以全面准确识别和度量的,要与市场相结合,走进市场,观察行业变化、企业交易对手、商品和服务市场表现、经营团队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口碑等。遵循必要性原则,授信业务的风险分析建立在科学、可靠、实用的基础上,减少虚无的八股客套,压缩分析文本的篇幅,紧抓要害。要开展案例教学,在实践中学习经验。经常性开展案例通报,总结最新的信用风险案例,供全员学习,避免犯同样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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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学武 单位:交通银行员工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