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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年,而发展农村经济,建立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依然是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通过对农民收入和财政支农支出的情况分析以及对这两者进行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发现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的关系。目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有财政资金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扶持政策成效不足、农村产权制度不够健全和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等,可以通过调整并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支农扶持政策、健全农村产权制度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途径来实现。
关键词:农民增收;财政;支农
一、引言
多年来,“三农”问题对党的发展和国家事业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要性。农业财政支出是财政总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增加农业财政支出以此完善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增长的持续减缓不仅影响到提高农村农民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而且也影响到他们扩大农业生产的意愿。农民收入的迅速增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1]。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地位逐步提高,2017年我党作出了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特别重视农民增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因此,研究影响农民增收的政策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南地区农民收入和财政支农支出的基本情况分析
(一)农民收入情况分析根据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西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80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397元,后者约是前者的2.8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007年的3.77%减少到2017年的2.83%;2007-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增长分别为10.5%和12.8%,可见,虽然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要比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低很多,但是农民的年均增长率要略高于城镇居民。
(二)财政支农支出情况分析如表1所示,2007-2018年,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虽有小波动,但在整体上是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12.6%逐渐上升到2018年的30.6%。而我国的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1%增加到2018年的31.6%。由此可知,西南地区财政支农支出的水平具有一定的规模。从总体趋势来看,西南地区财政支农支出大体上持续增长,从2007年到2018年一直是保持增长趋势;从总量上看,从2007年的487.06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237.22亿元,增加了6.65倍,年均增长率为19.6%。但这仅能说明西南地区农业支出总体规模处于增长态势,并不能衡量其整体规模是否合理,增长速度是否合理。同一时期,西南地区用于农业的税收支出在预算支出中所占份额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这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不相称。可见,西南财政支农虽有一定规模,但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水平偏低,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分析
(一)模型构建设财政支农支出为x,农民人均纯收入为y,该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α+βx。其中,xi和yi分别为该样本观测值和的平均值;α、β分别为该样本的回归参数估计值;r为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
(二)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针对西南五省(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2007-2018年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人均纯收入12年的数据建立一个模型进行分析。文中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年鉴》《西藏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本模型采用统计学回归分析方法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用Excel对模型中的数据进行计算与回归分析,得出线性回归方程。计量结果如下:(1)相关系数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MultipleR,RSquare,AdjustedRSquare这三个相关系数均大于零,并且无限接近1,这说明x与y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关系,并且高度正相关。(2)得出线性回归方程(回归参数估计值见表3)。由表2可知,α=0.0736,β=3.3021。因此,y=0.0736x+3.3021。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随着农业预算支出的增加而增加,这证实了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与农业预算支出水平正相关的假设。
四、制约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一)财政资金支出结构不合理当前,我国的农业问题与支农体制相关。一方面,我国采取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导致比较突出的政治路线和行政导向性[2]。另一方面,盲目的项目支出在体制中也不可避免,从而出现行政事业消耗性支出和财政支农生产性支出不平衡的现象,教育投入、农民增收的可能性等都会降低[3]。农业部门的财政支助费用较高,而非直接农业的财政支助费用较少[4]。
(二)财政支农扶持政策成效不足一方面,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农业的政策,鼓励农民参与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补贴的增长远远低于农产品的价格[5],越来越低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务农的积极性。而且,在我国农业财政政策目前情况下,农业补贴主要通过分销渠道,通过干预性农业价格补贴进行,这些补贴对消费者有利,而不是对农民有利[6];另一方面,尽管国家还制定了许多支持大型农业企业的农业政策,由于经济衰退和农业生产力下降的时间较长,以及农民希望通过农产工业增加收入的目标,一些地区的大型农业企业在吸引资本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三)农村产权制度不够健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农民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的上市交易受到我国法律制度的限制,农民通过保障权利和不动产交易的收入渠道也没有完全开放,因此对农民收入的总体增长来说,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农民财产性收入仍有很大的涨幅空间。农经体系不健全,农村“三资”监管体制有待完善。股份合作社管理权责不明、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能依法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不能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进行经营、管理等经济活动时面临法律和政策风险。
(四)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目前大部分农民从事的都是粗放传统的生产活动,造成较低的土地利用率,农民增收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部分地区的学生小升初困难,升学率较低,因此这些文化素质偏低的新的生产劳动者在每年都会回到农村中去,农民增收困难进一步加剧。农民是保守的、信息不灵和盲目的,他们远离农村营销所需的开放、市场、竞争和信贷意识,导致农业改革作为农村富裕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来源,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改善政策的目标也不能很快实现。
(一)调整并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结构第一,在扶贫资金方面要继续加大投入,合理调整并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结构[7],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并减少一般事业经费开支,尤其是对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的财政支出要加强,对于某些不必要的农业财政支出也要进行压缩。第二,必须加强对农业“三大体系”的强有力支持和改进,并加强对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农业市场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财政支持。第三,在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水利工程上也要加大财政资金投入,使农业生产的防灾抗灾水平提升[8]。
(二)完善财政支农扶持政策第一,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国家要进行改善,对农民的补贴可以用分销渠道取代生产渠道,也可以使农民直接受益于国家农业补贴政策。第二,通过提高补贴标准、增加补贴类型和增加农业补贴份额,可以改善农业价格支持和补贴政策。第三,对所有制的限制要突破并平等支持各种经济形式的龙头企业,调整农业结构、促进产销衔接,使农业的附加值不断得到提升,以此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
(三)健全农村产权制度首先要赋予农民更强有力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登记工作要尽快完成,为改革“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奠定基础。目前,全国90%以上的市镇已经完成了验证工作,并在年底前发放给家庭。继续努力量化农村地区的集体行动,使农民有权拥有股份和收入。研究是否有可能将财政资源投资于农村农业创造的商业资产,并将其转化为村庄和家庭的股份,以使农民能够获得更多的所有权。加强金融杠杆作用,鼓励农村试点农民抵押和转让土地使用权,创造新的收入增长点,扩大农民的收入来源。
(四)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第一,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政府应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上,政府可以通过支持龙头企业、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等多种形式来实现;在教育发展上,设立并加强监管教育专项基金,以此能更有效补助特困地区学生的生活费用;严格遵守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分开的要求,对农业科技的推广体制进行改革。第二,加强对新一代农民工人的职业培训,并向没有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村青年和转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免费职业培训[9]。第三,积极开展培训高素质人员的项目,发展订单、指导、职业培训等,加速培训新的职业农民。例如,在互联网上普及创业培训。鼓励在职业教育和培训、农民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评估方面的社会资本,为中等农业专业学生免费提供。为实现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和收入,加强农民的培训[10],提高农民的自身质量和农业技术水平的目标,采取多举措实施的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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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本慧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