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思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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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语分析理论及框架

“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概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由美国语言学家Harris于1952年提出，创立之初主要用于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接着，一批英国的语言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语言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把话语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纳入共同领域进行研究。发端于19世纪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瑞士语言学家Saussure和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Der-rida等所倡导的理论在西方已经越出了语言学的范畴，从而影响到人类学、社会学等邻近学科，国际关系学界语言学的转向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开启。荷兰学者vanDijk于20世纪90年起关于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的研讨会，话语研究开始涉入新闻学和文化学等领域。法国哲学家Foucault将话语定义为人们在特定情境下所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在他看来，话语分析实质上是要考察人们在特殊语境中怎样使用话语和构建话语，以及考察人们在话语交流互动中所映射出的权利关系。Foucault首次把话语与权力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英国语言学家Fairclough提出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范式：三维分析框架，即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不同时候和不同语境中，话语可以被看成“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层面。其中，微观层面的语篇无论是其生成、传播还是接受，都是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而所有的这些过程又都受到宏观层面的社会实践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话语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并通过社会实践才能产生意义。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理论都是关于实践的理论。从国内来看，自1995年话语分析被介绍到学术界已历经二十多年的时间，从起初的被质疑、被边缘化到目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和应用。国内话语分析研究的总体趋势稳定，并逐年上升，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批评性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以及互文性的研究等领域［1］，主要的理论支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语用学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理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话语分析呈现出多学科的研究格局，被广泛运用于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外语教学因其学科的独特属性一直是话语分析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焦点，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或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或运用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对英语课堂教师话语进行分析，解析英汉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英语视听说课堂教学模式及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等。语料库方法成为一种新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从而填补了话语分析定性研究过多、定量研究不足，主观研究过多、系统性和实证性不足的缺陷。

二、基于话语分析视角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路径

VanDijk指出，只有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话语进行条理清晰的描写，话语分析才能实现其真正的目的。其中，“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引导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vanDijk尝试运用话语分析方法来研究和分析新闻生产情况，进而探寻社会话语和新闻生产过程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新闻生产过程存在着两种形式的转换，即由新闻事件的源文本向新闻文本的转换。在两种形式的转换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人们对新闻事件的认知全面和客观与否也决定于这些因素。美国语言学家PaulGee认为，话语分析涉及这样的问题：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语言是如何建构情景网络的，与此同时，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情景网络是如何使语言具有意义的［3］。话语分析理论对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有很大的启示。

（一）从话语主体维度，多形式构建意识形态话语培养机制

Fairclough提出，话语分析仅对语言文本进行语言学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语言的思想传递和社会情景，即从话语所产生并形成的社会实践，以及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批判性研究。批判语言学家认为，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使用者对词汇和语法所进行的选择是建立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受意识形态所驱动的社会行为。批判语言学就是要解析出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并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4］。高校师生特别是青年群体，是网络的主力军，他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探求所面临的未知世界，他们拥有较强的国际视野、浓厚的爱国情怀及民族自豪感，他们希望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表达自身的“正义感”、“责任感”和“存在感”，他们借助自媒体工具，通过使用网络流行的话语形态，如评论、发帖、点赞等形式表达自身的价值取向或利益诉求，“从海量的碎片化语料中寻找能激发个体正义感和操控网络语言构式的议题，对贫富分化、官场腐败、教育医疗等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具有强烈的批判愿望”［5］。高校的三大功能之一是人才培养，那么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担当起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的重任呢？显而易见，正确的意识形态培养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多种形式建构意识形态话语培养机制，如优化校园育人话语环境、发挥教师课堂话语引领作用、加大宣传广播话语的正能量影响等。从校园育人话语环境来看，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氛围的基础上，结合青年师生的从众心理和求异心理，在校园标语、横幅、宣传栏、教室、宿舍等地方使用青年师生乐于接受的语言形式或创造一些校园网络流行语，这些具有流行性的“模因”（meme）具有强大的作用和影响，既拉近了与青年师生的距离，贴近校园生活，又不失书香雅气，寓教育于青年师生的口说言传中。在教师话语方面，通过任课教师课堂话语的导向作用，引导青年学生崇德向善、明辨是非、潜心学习、感恩社会。为此，要重视教师课堂话语模式的构建研究，根据不同的学科，结合教育内容选取最恰当的语料，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意识形态教育的正迁移作用，规避一成不变的内容和刻板的语言形式对意识形态教育的负迁移影响。事实上，教师自身的言语行为就是一种教育范式，能够很好地诠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古训。宣传广播是意识形态话语构建不可缺少的环节，要加大宣传广播话语的正能量影响，在内容的选取上，可选择青年师生关心的时政要闻、励志故事及与其有关的身边人物和事件的报道；在形式的设计上，可精心设立一些“品牌”性的访谈栏目，邀请在学校师生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与学生进行座谈，谈自身的成功、谈对人生和时事的看法、谈校园生活的点滴感悟等等，彼此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在语言的使用和表达上，使用一些青年师生喜欢的通俗语言或网络语言，与其内心产生共鸣，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从高校官方媒体维度，多模式构建媒体话语引导体系

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指出，媒体处理新闻不大讲艺术，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阖，不知道以小见大；只知道严加批驳是力量，不知道点到为止也是力量［6］。可见，无论是在话语角度和话语形式方面，还是在话语体系及其所映射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层级等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从文本来看，传统媒体的语言构式固化，语篇结构严谨，语言秩序规范，但其话语模式缺乏多样性，刻板有余而张力不足。与传统媒体相反，新兴媒体因其具有海量的语料、碎片化的语言和富于情感的话语模式等特点，深受大学生乃至青年教师的喜欢和推崇。为此，高校首先可充分利用官方主流媒体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引导新媒体的话语权转向。一是要积极拓展新的传播渠道和平台，增加发声空间和覆盖面，特别是增加对信息的分发聚合能力和基于数据库对用户和新闻内容的深度开发和拓展能力，从而提高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面宣传为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话语内容，构建权威话语体系，持续优化多元话语语境，形式上更加生动活泼，更加贴近生活、贴近校园、贴近师生，从而牢牢掌握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其次，充分发挥新型传播媒体的优势，通过内涵丰厚的文字、寓意深刻的图片、亲切动感的声音、立体形象的视频等形式积极构建多种话语形态，如创造校园文明话语、师生交际话语和课堂互动话语等相结合的话语模式，用以传播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使正面宣传教育既“外化于形”又“内化于心”，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同时，还可充分利用UGC（用户生成内容）互动平台，培育充满正能量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在UGC互动平台上，“意见领袖”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解读力和传播力，主动根据师生关注的焦点设置议题，构建积极话语，传递积极信息，引导师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各种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科学判断。一旦出现消极或负面言论时，“意见领袖”要善于运用话语策略与其进行积极沟通，既能够让其有话可说，又能够使其化解心结；既能够传播主流文化的正能量，又能够使其心悦诚服。

（三）从管理者维度，多层次加强网络管理话语畅通渠道

高校在舆情管理过程中，要强化不是通过内容的直接输出来管理和引导舆论，而是通过构建规则、制定舆论表达体系来实现网络舆论场的有效管理［7］。就普通高校而言，一般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制度，从校级层面和二级学院层面组成一个立体化的网络舆论管理平台。平台的运行，首先要加强预警机制建设。通常情况下，高校是在网络舆情发生以后，再通过校方自上而下采取行动，或是通过公开发表声明，或是通过官方媒体采访等形式来澄清事实、阐明真相。这样虽然能够化解舆情，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差强人意，因而要建立舆情监测和分析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跟踪和监测是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法，还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如通过对校园网贴吧、微信文本、视频或音频等内容进行解读和分析，了解师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思想动态，以便把握潜在舆情的来源和性质，科学地进行分析和预判，进而制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其次，要加大专业化队伍的建设力度。一支理论水平高、专业技术强、反应敏捷、训练有素的网络舆情引导专业化队伍是高校网络舆情处置的必要条件。队伍人员应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并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专业技术方面应具备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事件预判能力、话语沟通能力及处置应对能力。在舆情发生前，要能够准确分析和处理信息并进行预判，制定切实可行的预警方案；在舆情发生时，要能够及时沟通并善于运用话语策略进行回应，应规避官方失语现象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等，满足师生的知情权，增加事件处理过程的透明度，解答及时、态度诚恳、话语亲民、解释权威等都有助于化解舆情；在舆情结束后，要能够及时进行总结以防止次生舆情发生。这样，围绕舆情发生的整个过程形成一个监测和预判科学、处置和应对有效、总结和预防并重的闭环。再次，加强上下联动的处置管理机制建设。高校网络舆情的发生具有发展速度快、传播面广、影响力大等特点，舆情发生后，管理平台任何一个环节反应迟缓或处置不当都会影响整体运作的效果，造成被动局面的产生，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失。为此，平台的每个组成部分，上至校方分管舆论工作的负责人，中至部门负责舆情监测和引导的工作人员，下至基层班级的信息员，要畅通话语沟通渠道，打通平台各环节的沟通障碍，形成上下联动的有机整体。

三、结语

新媒体为高校师生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平台，师生通过发帖、评论、表情包等话语形式，表达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或国内外突发事件的看法、意见和态度，或是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此引起校方或社会的关注。这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会助推网络舆情的产生，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会激发矛盾，引发线上线下冲突，甚至催生网络及现实暴力，对舆情的主体和客体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文章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旨在通过话语分析理论来探索高校网络舆情引导路径，从话语主体维度探索多形式建构意识形态话语培养机制，从高校官方媒体维度探索多模式构建媒体话语表达体系，从管理者维度探索多层次加强网络管理话语畅通渠道等路径的可行性，以期高校的网络空间能够在“互联网+”时代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彭雪梅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