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手法论文：油画艺术中的挪用手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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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蕴 单位：扬州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

“挪用”的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后现代主义萌芽之初。当时，杜尚对小便池等现成品的挪用，成为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曾经的关于艺术的边界和本质，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得混淆而模糊。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改变了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人们重视的不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强调如何通过社会和文化中既有的视觉经验创造出新的意义。他的一系列关于蒙娜丽莎的作品是对艺术史图像的挪用，不但促使我们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整个艺术史和艺术品，更是对经典艺术的颠覆和反动，也突出了观念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开始，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成为艺术史上被篡改和挪用最多的艺术形象。

此后，挪用这一手法经安迪•沃霍尔、劳森伯格、里查德•汉密尔顿等波普艺术家们扩展至大众文化领域，在观念上彻底消解了精英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化艺术语境下，“挪用”和“拼贴”、“并置”、“戏拟”等一道成为西方后现代艺术的主要创作方法。例如，沃霍尔无数次地重复玛丽莲•梦露、可口可乐、坎贝尔浓汤罐头及一些明星照片和各种商业广告等流行图像符号。“原有的形象之内涵被抽空，挪用到一个新的（可以无限复制）平面上，而新的外延，追补了原内涵的空无状态，于是这一‘拟像’就成为被延化了的形象。”[1]

中国的当代艺术毫无疑问受到了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影响。挪用在中国的应用大概是从“政治波普”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界逐渐对“生命”、“意义”、“本质”等一些宏大而抽象的概念失去兴趣，一部分艺术家开始对此前的传统艺术观念以及新潮艺术观进行反省和质疑。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理性绘画”潮流逐渐倾向于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风格、卡通动漫风格等，在形态上彻底地走向平面“图像化”，每个艺术家的个人图像都具有很强的辨识度，促使人们开始理解“商标”或者“品牌”的重要性。

王广义作为中国“政治波普”的领军人物，人们耳熟能详的《大批判》系列即其挪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图像——“”宣传画。这样的图像在流行和商业符号的并置中，滋生出了关于中国从政治向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社会隐喻，体现了艺术家对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解构主义美学的关注。张晓刚的《大家庭》挪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庭照，刻意夸张人物呆滞的表情，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从艺术、情感、人生的角度出发，对社会、集体、家庭、血缘的典型呈现，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魏光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图像资源进行了有意识地强调与挪用，创造出了具有复杂意义结构的属于当代艺术的新图像。陈丹青将中西方经典艺术画册挪用、并置，表现出明显的观念性。此外，许多艺术家在油画中还加入了传统文化图像和符号。比如王怀庆以抽象、变形的方式在画面上对明清家具做了极有审美趣味的玩味。陈逸飞、杨飞云、常青等人精细地刻画出旗袍、中国乐器、折扇、屏风、青花瓷器、大花布等带有中国元素的物品，使我们折服于他们精湛的油画技艺之外，更能清楚地看出他们的文化身份意识和本土化创作视野。另外，有些画家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运用到油画中，比如顾黎明将传统木版年画的制作程序和色彩、线条效果与现代抽象绘画形式相结合，洪凌将传统山水画的意境和形式结构融入油画风景等。

“80后”、“90后”年轻一代通过对图像资源与生俱来的敏感，不但扩展了波普艺术、本土玩世主义、艳俗风格、动漫卡通风格的文化市场，而且进一步借用影像和流行文化中的视觉元素作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轻松、调侃、浮夸、花哨的方式创造时尚、虚构的图像，消除了严肃艺术与流行文化的等级关系，通过挪用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典型性的符号来与现实生活相拼接，不断混淆着我们关于艺术、流行、时尚、生活之间的界限。

如今，在这图像泛化的时代，图像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危机。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具有消费社会典型特征的视觉文化正强势有力地冲击并改变着中国原有的文化形态，报纸、影视、网络、杂志、广告等传媒以惊人的速度传递着大量的图像，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视觉化”了，图像、视觉的“盛宴”常使我们处于被动的审美状态中。文学作品漫画化；经典哲学图解化；音乐似乎也要在MTV、卡拉OK、现场演唱会中才能显示它的魅力；连手机都带有照相、摄像功能。当代社会的高度媒介化、商品化决定了当下的文化是一种大众性、消费性的世俗文化，而“挪用”作为一种当代艺术中广泛使用的创作处理手段，其挪用对象承载了丰富的信息和大众视觉经验，无疑具有大众化的姿态，能让艺术最大限度地贴近观众。因此，我们可从个人的生活背景中不断提取新的图像和符号，并探寻相应的技法和表现手段，将对生活的批判和反思转换到对生活的具体感受上来。总之，“挪用”表面上看似形式问题，但能从中窥见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凸显，是对当下时代的直接呈现。

然而，面对生活中如此丰富的图像资料、现实资源，一些画家往往失去了判断力，浅显地认为“挪用”不失为一种快捷有效的手法，似乎把一些中国元素、流行文化的娱乐、时尚符号和画面相结合就是当代艺术的通行证，理所当然地从玩具、宠物、模式化的人物形象等物象获取灵感，浅表地展开对生活的认识，而对存在诸多问题的当今社会的文化反思却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作品题材的选择和观察的视角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切身感受，没有对社会现实的真诚体验，没有对现实问题和艺术本质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其作品看似繁荣，实则如泡沫般单薄脆弱。

其次，在当代油画语言纷繁复杂的今天，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实图像只是提供作者绘画思想观念的载体，构成的方法和形式也只是这一观念实现的途径，只有艺术作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深度才最终体现它的独特和价值。一些作品过于风格化、模式化，将现实生活和艺术体验完全等同，屈从于商业化的唯一尺度，作品的意义表达简单肤浅，缺乏深度，审美趣味平庸、媚俗，完全背离了艺术创作的自主性和批判性。“挪用”的本义是来自于一种图像和另一种图像的关系，并且通过对原文本或图像进行改变、破坏、颠覆，使其衍生出新的形式和意义。如果只是对原图像文本简单借鉴或原样照搬，仅是生活表象的直接呈现，没有作者观念的转换和深层精神内涵的探寻，那只是拙劣的模仿或无意义的翻版，没有艺术价值。

本人认为，对社会的敏感及睿智的思考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素质，一件艺术品所包含的揭示或批判现世问题的精神是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当然，每一阶段新艺术的出现，都意味着世界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应该从新的文化语境出发去考量它，理解它，而不能简单地以传统的艺术与人文标准去苛求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