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论文全文(5篇)

1.对象和方法

选取对象为2002年8月至2008年6月在乐山市博爱医院及达州市民康医院门诊或住院的患者，他们都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1]所判定的抑郁症诊断标准；均出现抑郁症状反复发作，并且为2年内发作3次以上；同时以2种抗抑郁药逐量逐疗程进行治疗无效；并具备精神病性症状；年龄20～60岁；对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项）总分≥18分；没有严重躯体疾病；没有酒或药物滥用，不是妊娠、哺乳期妇女。患者总共62例，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单用组30例，男患者18例，女患者12例：平均年龄（36.2±12.2）岁，该组HAMD总分（31.1±8.6）分。联合组32例，男患者18例，女患者14例；平均年龄（37.3±11..4）岁，该组HAMD总分（32.2±7.8）分。两组以上各项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停药清洗1周。单用组给予SSRIs抗抑郁药（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治疗，舍曲林剂量为50－100mg/d;其余2种为20－40 mg/d。联合组患者除以上1种抗抑郁药（剂量同上）外，同时服用豁痰化瘀的涤痰汤合血府逐瘀汤化裁而成的方剂:菖蒲20g、郁金20g、百合15g、合欢花158g、五味子18g、陈胆星20g、桃仁15g、红花15g、当归12g、生地15g、陈皮15g、伏苓18g、麦芽18g。每天1剂，水煎服。两组疗程均为8周。其中，单用组10例应用苯二氮卓类药物艾司唑仑1-2mg或氯硝西泮0.5-1.0mg。

采用HAMD及对照治疗中出现的症状量表（TESS）评定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对于治疗前和治疗2、4、8周末分别各评定1次。参与评定者一致性相关系数为0.87。评定以HAMD减分率≥75%为痊愈，50％～74％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25％为无效。并且采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t检验或x2检验。

2 .结果

单用组患者确诊痊愈6例，具有显著进步11例，进步一般9例，无效4例，显效率达到56.7％；联合组患者确诊痊愈9例，具有显著进步15例，进步一般7例，无效1例，显效率达到75.0％，两组差异没有显著性（P＞0.05），但显效率单用组显著低于联合组（P＜0.05）。

单用组患者自治疗4周起相比治疗前HAMD评分有显著性下降（P＜0.05）；联合组则于治疗2周起比治疗前显著性减少（P＜0.05），可见联合组显效相对单用组较快。

肺主气,《理虚元鉴》指出“肺气一病,百病蜂起”。陈秋帆等[5]认为“诸气郁,皆属于肺。”《灵枢•本神》说:“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医方论•越鞠丸》亦说:“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证治汇补•郁证》亦云:“郁症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素问•至真要大论》言:“诸气贲郁,皆属于肺”,明确指出此症属肺脏所司,应该从肺论治。通过调肺可调节全身之气,使气机条畅而治疗郁症。张景岳亦指出:“自古言郁者,但知解郁顺气,通作实邪论治,不无失矣。兹予辨其三证,庶可无误。盖一曰怒郁,二曰思郁,三曰忧郁。”明确指出除了肝、脾可致郁外,肺也可致“忧郁”。雷英菊等[6]认为“从《内经》五气之郁到历代医家对郁证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对抑郁症病因病机认识虽各有侧重,但其病机多不离虚、痰、瘀等病理因素。赵献可《医贯•痰论》云:“肾虚不能制水,则水不归源。如水逆行,洪水泛滥而为痰。”肾气虚无力行血、阳虚无以温煦或阴虚内热血液受煎熬而黏滞等均可导致瘀血的形成。

中医对抑郁症的治疗：

1中医复方治疗

杨正春等[7]认为治疗上应充分考虑调理脾胃,鼓舞中州,畅通气机,使机枢通利,升降有序,才能气旺流畅,情志正常,诸症皆除。徐薇等[8]认为,历代医家对抑郁症的施治注重人的整体观,在治疗上多采用辨证施治、整体调理、病证结合等方法。选方用药并不拘泥于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开郁等与郁症的发病直接相关的治疗方法,而是注重整体调理,综合诊治,采用补益心脾、滋养肝肾、理气活血、理气导滞、理气安神等方法综合施治。熊洪艳等[9]研究结果显示,补虚药、理气药、安神药、活血化瘀药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物,其中补虚药使用频率最高。张建玲[10]将抑郁症分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气郁化火、气滞痰郁、气滞血瘀、心脾两虚的证型进行辨证论治。并指出在用药时,应着眼于疏导、宣泄、肃降、畅达,力倡因势利导。既使患者出现气虚时,所选药物也是太子参、黄芪、山药、芡实、扁豆、龙眼肉、薏苡仁等甘淡之补品,而且还要佐枳壳、陈皮、莱菔子等运化之药,力避气机塞滞,重在疏导气机。张金茹[11]用小柴胡汤治疗抑郁症患者40例,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92•5%,表明小柴胡汤对抑郁症的疗效确切。陈晓阳等[12]用忧虑康汤对40例肝郁肾虚型抑郁症患者进行临床治疗观察,结果发现忧虑康汤对肝郁肾虚型抑郁证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疏肝滋肾法是一种较理想的抗抑郁方法之一。由此可见抑郁症的中医复方治疗已经从传统的疏肝解郁为主,向滋补脏腑虚损的方向转变,在单味药的应用频率上也证实了这一点。就近代中医药治疗抑郁症的临床治疗来看,以脏腑虚损为依据辨证施方的研究逐渐增多。

2针灸治疗

张小兰等[13]对35例抑郁症患者进行针刺内关、印堂、人中、百会、四神聪、神庭、神门、风池、丰隆、足三里、三阴交、太冲等穴位,总有效率达94•29%。乔颖欣等[14]对20例抑郁症患者,选百会、神门为主穴,加随症配穴进行治疗,治疗4疗程后总有效率为95%。黄芳等[15]选取门诊及住院轻中度抑郁症患者46例,以内关、建里为主穴进行电针治疗。结果治疗前后自身对照,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有统计学意义(P<0•05),总有效率达88•1%。中医针灸治疗抑郁症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并且安全,不良反应少,但是临床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安春平等[16]指出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研究论文的质量不够高;多数试验样本量小;试验观察时间短,不足以评价长期疗效;辨证分型不一致,配穴方法不统一、穴位过于分散等。

3中医心理治疗

【摘要】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其患病率高、致残致死率高，严重影响人群健康和社会功能。为了探寻更加高效、客观的诊疗方法，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技术在抑郁症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方法，并取得了初步成果。本文综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抑郁症发病预测、早期识别、辅助诊断、治疗方案的最新研究进展，并讨论了随之而来的潜在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抑郁症；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国内最新的流调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为6.9%[1]。根据WHO的报告，全球有5000多万因抑郁症致残患者，占全球残疾总人数的7.5%，是造成非致命健康损失的最大因素[2]。目前抑郁症的诊断仍是基于精神科医师的专业判断和量表评估，“一对一”的诊断方式不仅严重依赖患者的主观描述，而且占用大量医疗资源[3-4]，因此需要探寻更加高效、客观的识别方法。此外，如果在抑郁症发病前对高危人群进行有效预测，早期实施干预更有利于患者的预后。在治疗方面，现有的抑郁症治疗策略周期较长，且患者对治疗的敏感度不同，因此制定个体化的最佳治疗方案变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技术在抑郁症中的应用日趋增多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现将其在临床诊疗中的最新进展综述如下。

一、人工智能技术与抑郁症

人工智能一词，在1956年由McCarthy正式提出，是指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学科。AI可以被描述为由计算系统完成的智能，其中机器和设备能够模仿人类的认知功能，如学习、推理，并解决问题，AI领域主要包括机器人、机器学习、推理和决策、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5]。由于AI的巨大潜力，在该领域建立短短几年后，已应用于医学领域，以提高诊疗的速度、准确性和质量[6]。1993年第1篇在抑郁症中使用AI的，2010年起论文总数大幅上升，到2018年翻了一番，达到117篇[7]。目前，在抑郁症领域颇受欢迎的是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ML）。作为AI的核心技术，ML通过结合个体行为、临床资料、生理信号等数据，实现抑郁症发病预测、早期识别与辅助诊断以及构建疗效预测模型，从而帮助临床医师更好地制定患者的诊断和治疗计划。但ML的局限性在于，分析结果受数据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不足以取代医师的观察、评估和实验室检查。因此，需要精神科医师与ML从业人员合作开发AI技术，评估局限性和适用性，并设计改进和优化方法。目前常用的ML方法包括监督式、无监督式和深度学习等，此外，文本分析、虚拟现实技术也常应用于抑郁症诊疗。

二、人工智能技术在抑郁症中的应用形式

1.发病预测：对于尚未出现抑郁症状的高危人群，基于其自身的危险因素对今后的发作风险进行评估，可更好地指导潜在抑郁症患者关注自己的情绪及行为。一项研究将ML与MRI相结合预测抑郁症的发作，通过采集33名10~15岁少女各脑区的灰质、皮质厚度数据，采用支持向量机技术（supportvectorma⁃chines,SVM）预测5年内抑郁症发作概率，总体准确率达到70%（敏感性69％，特异性70％）[8]。近期，韩国有研究使用随机森林模型（randomforest,RF）发现，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收入的满意度对于构建抑郁症发病风险的预测模型很重要，说明使用调查数据预测抑郁症的未来发作有潜力[9]。针对抑郁症的发病预测，目前主要是使用不同的ML方法对生理、行为数据进行分析。此类研究虽然还处于尝试阶段，未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但已显示出巨大潜力，未来可为抑郁症的一级预防提供支持。

摘要：“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的科学论断，从理论和战略高度指明了新时代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发展的重大使命。研究生，作为我国教育结构中的最高层次受教育者，在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根据统计数据，在分析研究生群体心理问题的表象、类别与压力来源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主要主、客观原因进行剖析，并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心理干预对策，希望能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帮助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研究生；心理健康；压力；对策

一、研究生心理情况现状

研究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科研力量，从时代特征和社会需求看，作为研究生个体应具备较强的创新力、适应力、领导力、实践能力和跨文化沟通协调能力。但在实际中，研究生整体的适应能力不容乐观。研究生因为年龄、知识层次、学习生活方式、面临的压力与环境等方面都显著不同于本科生。不同群体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有显著差异：性别、学科专业、年级和有无工作经历等都是影响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研究生心理健康面临诸多问题，由此引发的自杀以及其他犯罪案例日益增多。最近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研究生的抑郁率和自杀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俄亥俄州代顿赖特州立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杰拉尔德•凯（JeraldKay）同时也是《大学社区精神卫生保健》（Wiley，2010）的联合编辑，他坦言心理压力和心理疾病主要集中于医生、大学生和教师。以某大学基础医学院每年需上报需要特别关心的研究生（官方统计的心理困难研究生）的情况为例，心理困难生的比例逐年上升，从2014年的0.2%到2018年的1.85%，尤其是近三年中呈快速增长态势。

二、调研样本及数据分析

1、研究样本及特征

本文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对某大学基础医学院758名在校研究生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601份，有效率为80%,符合社会调查方法学对有效率的要求。

摘要:客体关系理论是当今精神分析学中重要热点之一，强调个体早期对外在关系的体验对心理发展的影响。文章从这一理论视角阐述了家庭教养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并指出在儿童早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减少个体在青少年期的内化问题。

关键词:客体关系理论;家庭教养;青少年内化问题

1．客体关系理论概述

客体关系最早脱胎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著作中，随后由克莱因、费尔贝恩、温尼科特等主要精神分析学者对其进行发展，客体关系理论至今只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方法学说，是对多个学者思想的总称，学者强调在个体生命早期对重要人物的经验是如何对自我、他人以及自我与他人关系进行表征的，这些表征又如何影响目前个体发展。从狭义角度而言，客体关系是指过往人际关系在影响个体当前人际互动特征中的残痕。在客体关系理论框系中，客体又可称为“对象”，不同于我们常说的非人化的物，是指本能、情感、愿望能被满足的人物、东西、想象或地方［1］。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层面可分为意识和潜意识，而性本能驱力着个体人格一生的发展。而客体关系理论家否认性本能在人生发展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重视抚养环境因素，认为人们具有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的社会本能倾向，个体早期与父母的关系才是影响一个人精神发展全过程的重要因素。客体关系理论学者都认为个体经验都具有一定意义，并且可以在与早期教养人相处关系中找到根源。前语言期婴儿与抚养着的关系，对其的经验感知是保留在潜意识中，不能被意识所直接感知的，影响着个体青少年期、成人期的发展。关系，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处于客体关系理论的核心位置。个体早期对外在关系的认知体验会内化形成内部客体，这些内部客体会在发展过程中潜在影响个体对其它外在关系的体验。也就是说，个体早期经验形成的内部客体就像内在样板指引着个体对以后生活中其他人的感知和反应。因此，真实的客体是什么并不重要，对个体而言，从“自我”角度去感受和理解客体才是最重要的，客体对个体的影响最终都必须落脚于主体对其的认知。

2．从客体关系理论看家庭教养对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影响

青少年内化问题是指个体心理内部不易被人察觉的内部问题，往往会损害自我心理健康程度，表现为焦虑和抑郁［2］。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对青少年知识和技能的培育上，忽视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由于我国各岗位竞争日趋激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话总是在潜移默化的促使着父母在孩子一出生就规划着参与各个知识技能培训班，但却忽视良好亲子关系的培养，进而造成个体早期内化问题形成，进入青少年期、成年期内化问题持续发酵引发学业失败自杀、抑郁症等不良状况。家庭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内化问题的重要因素。国外研究表明，父母持冷漠、拒绝的态度，对青少年内心较低的关注等消极教养与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正相关。同时，母亲作为主要抚养者，与父亲相比更多地参与了青少年生活，与青少年内化问题联系更加紧密。从客体关系角度看，个体在母亲腹中就已经建立了最初的客体关系。并在随后的家庭教育中，客体关系不断加强、内化，成为人格和自我基础，影响着个体对事物的感知。客体关系理论认为在父母对个体的关注与教养中所形成的亲子关系，会内化形成个体精神世界中稳定的心理结构，是个体与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因此，在儿童成长早期发展良好的家庭教育，形成良好亲子关系对减少青少年内化问题有重要影响。费尔贝恩认为由于最初抚养者母亲在教养方式上的差别，个体在初生阶段就将母亲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关注、爱护他的;一类是冷漠、拒绝他的。同时个体会无意识形成对自我积极或消极的认知。温妮克特强调在个体生命最初的精神世界母亲对个体照顾的敏感性。母亲对个体需要的及时满足，照料上的积极关注实际上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可信赖、稳定的世界，进而影响其对外在关系的一种安全感知。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教育环境的缺陷是造成个体青少年期内化问题凸显的根本原因。温妮克特假设个体如果拥有良好的家庭教养环境并相对正常，人格就能得到充分完善，并能防御焦虑、抑郁等心理冲突［4］。在个体早期如果“剥夺”了这种良好家庭教育，个体就会体验到强烈的不安与失落感，进而对外部世界和父母产生绝望感。为了应付外在危险世界，个体会封闭真正自我，构建一个假我，来隐藏内心的不安，进而不能真正从自己的需要和情感中建立起生活的延续，也不能与他人进行长久交往。当个体的内在不安感逐渐随着年龄上升而加强，内化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就会浮现出来，并进而为了获得世界的积极关注而产生一些反社会行为。因此，好的家庭教育需要父母在个体生命早期就提供一种安全信任的环境，为婴儿塑造一种主观持续存在感和全能感，让婴儿感知自己零散本能需要浮出时，就能得到父母的及时满足。足够好的家庭教育在这阶段几乎完全满足婴儿的需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的自主活动时间增长，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这时期还需在婴儿需要的时候及时满足，更为关键的是，还要明白在其不被需要的时候需要适时退场。这种从给个体完全依赖到逐渐减少给个体独立自我的做法，正是这种既给予了个体足够温暖安全，同时又给予足够的自我探索空间的环境中，个体才能发展良好的人格和自我，防卫青少年期内化问题的出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