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音乐艺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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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阚诗雨 单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

早在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就开始了从欧洲引进古典音乐。但直至19世纪初期，俄罗斯的音乐艺术才真正开始受到西欧各国音乐艺术大规模和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此时的俄罗斯尚未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音乐体系，其音乐作品无论是音乐风格还是音乐语言，无论从音乐的演奏、演唱技巧还是舞台的艺术表演都显然在无形中延续和发扬着西欧音乐的传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19世纪的俄罗斯乐坛相继诞生了被视为俄罗斯民族音乐之父的格林卡及其继承者达尔戈梅斯基、在世界乐坛大显身手的“强力集团”以及后来登峰造极的柴可夫斯基，他们的音乐彰显了俄罗斯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们共同造就了俄罗斯音乐艺术空前未有的辉煌。

一、格林卡、达尔戈梅斯基：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开路先锋

米哈伊尔格林卡（1804-1857）出生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诺沃斯巴斯克村的一个庄园主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将军。1812年，俄国爆发了抗击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斯摩棱斯克，那时格林卡才8岁。卫国战争期间，格林卡的邻居和亲戚给他讲述了许多关于游击队英勇善战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和珍贵的记忆，战争中御敌牺牲的英雄们无时无刻在激励着小格林卡。格林卡在青少年时期就曾悉心钻研西欧古典音乐，并在1830-1833年间亲赴西欧学习古典音乐。1934年，格林卡回到彼得堡，着手创作歌剧《伊万苏萨宁》。此后不久，这部歌剧在彼得堡剧院首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开山之作在俄罗斯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非凡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部充满高度爱国主义精神、讴歌人民英雄的历史歌剧打破了俄罗斯音乐的传统格局，成功地拉开了俄罗斯民族音乐蓬勃发展的序幕。

19世纪初的俄罗斯，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1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决定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俄罗斯文学的极大繁荣也为该民族的音乐艺术提供了许多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和内容题材。格林卡曾与诗人普希金、茹可夫斯基等交往甚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主张和普希金的文学创作思想直接影响了格林卡。19世纪40年代，果戈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对格林卡、达尔戈梅斯基乃至其后的“强力集团”的音乐创作理念均带来很大的启迪。格林卡的音乐创作涉猎极宽，而且能准确把握俄罗斯民族现实音乐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体裁丰富、形式各异的音乐作品既具俄罗斯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又能合理借鉴西欧古典音乐的精髓和先进经验；即能表现史诗般的英雄气概，又不失浪漫主义音乐的抒情性和戏剧性，可谓19世纪俄罗斯音乐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继格林卡之后，其忠实的朋友、著名作曲家亚谢达尔戈梅斯基(1813-1869)积极追随格林卡，成为他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共同开创了俄罗斯民族乐派和古典乐派，被公认为当时俄罗斯乐坛的领军人物和影响19世纪俄罗斯音乐进程的关键性人物。达尔戈梅斯基虽然没有格林卡所信奉的那种古典音乐的清晰完整性，但他的音乐却非常贴近俄罗斯当时的现实生活，十分忠实于自然。在达尔戈梅斯基的创作实践中，他通常会有意识地去发现和强调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方面，并且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个性的、局部的和特殊的心理刻画方面，而格林卡却往往致力于在一切精神状态或心理形象中去发现共同的和典型的东西。在创作方法方面，达尔戈梅斯基与19世纪40年代的文学艺术新思潮较为接近，在其创作的作品中，尤其善于用批判的意识去对待和剖析所描写的事物，他能准确而直接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再现于自己的音乐作品之中，而且能巧妙地将一些鲜明的社会倾向贯穿于其中。

达尔戈梅斯基对声乐艺术有着极大的兴趣，而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室内乐歌手。他创作的三幕歌剧《水仙女》根据普希金的同名诗作改编而成，其旋律素材来源于俄罗斯民歌。这部歌剧是继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之后的又一部俄罗斯民族歌剧的力作，同时也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它们共同奠定了俄罗斯民族歌剧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结构。该剧于1856年5月16曰在圣彼得堡首次公演并取得极大成功。在现实主义原则思想的指导下，达尔戈梅斯基把《水仙女》的题材视为在纯朴的、毫无矫揉造作的生活背景下上演的一出富于深刻人性的心理剧。与格林卡相比较，达尔戈梅斯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更具鲜明的个性。虽然其创作领域相对较窄，但他在有限的艺术创作领域却能够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化艺术魅力，创作出极具鲜明性和影响力的作品。

在创作中，达尔戈梅斯基往往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描写人的个性化社会生活特性上，这就给传统的俄罗斯音乐带来新的生机并能借此拓展新的创作领域。达尔戈梅斯基的音乐创作，虽然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与普希金和格林卡时期的文艺创作思想一脉相传，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已明显超越了前者的艺术范畴，并有不少开拓创新之处。俄罗斯民族乐派中最具才华的代表人物之一穆索尔斯基曾赞誉达尔戈梅斯基是“音乐真理的伟大教师”，足以可见达尔戈梅斯基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乐派中的显赫地位。

二、“强力集团”：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中坚力量

19世纪60至70年代，俄罗斯音乐进入繁荣时期，其显要的标志即是以格林卡的学生米阿巴拉基列夫（1837-1910）为首的“强大有力的音乐家集团”（简称“强力集团”）的崛起。这个音乐家群体的创作素材大多取自于俄罗斯民间曲调、民间传说和相关的文学著作，这一群体中的音乐家均旗帜鲜明地倡导现实主义，在创作手法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令人赞赏的艺术创作才能。他们都试图从格林卡的作品中去获取启益和营养，并共同沿着格林卡闯出的艺术创作之路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思想信念和奋斗目标走到一起，为建立、繁荣和深化俄罗斯民族音乐文化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们已成为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中坚力量。

在“强力集团”作曲家群体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巴拉基列夫的钢琴幻想曲《伊斯拉美》《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以及穆索尔斯基的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等等，均为其颇有代表性的作品。除此之外，在作曲家群体中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交响曲和歌剧也非常具有影响力，在听众中流传甚广。这些作品，不仅在创作风格而且在作曲技巧方面，都为当时的俄罗斯音乐注入了不少新的血液和活力。“强力集团”作曲家群体所展现的共同特点，一方面是他们欣然接受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思想的影响，有着鲜明的民主倾向，他们同情农民，厌恶沙皇的专制统治和腐朽的政治制度。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认为俄罗斯的音乐必须发扬光大本民族的精神，而唯有民族民间音乐才是俄罗斯民族精神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这种共同的信念和思想，将各路精英聚集在一面旗帜下，并使其在相互切磋式的艺术创作中不断弘扬本民族的音乐特色和民间音乐风格。然而，真正把“强力集团”的音乐创作推向顶峰的当属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这两位奇才。巴拉基列夫是一位称职的专业作曲家，同时也是第一位在作品中明确体现“强力集团”集体意志力和音乐创作倾向、风格的领军人物。“强力集团”中的另一位成员居伊，兼有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的双重身份，虽然他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才能稍逊一筹，然而，其文采飞扬的评论文章却为“强力集团”的声名鹊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众所周知，能以为数不多的作品而名垂青史的作曲家在历史上可谓鲜而有之，但“强力集团”中的鲍罗丁理应名列其中。他不仅是一个尽职的医生、化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他在对位、和声结构、不协和音的运用等诸多表现手法方面可以说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他的得意之作——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乐曲色彩明亮，旋律优美动听，东方韵味浓厚，堪称上乘之作。其印象主义的和声色彩与迷人的管弦乐配器语言，使后来的印象主义音乐大师德彪西从中受益匪浅。相比之下，该作曲家群体中最为出众和全面的一位成员当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的专业特长主要表现在管弦乐配器及和声方面，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舍赫拉查达》《西班牙随想曲》等美妙动听的乐曲，而且还著有《管弦乐法原理》《实用和声学教程》等专业教科书，无论在管弦乐配器的艺术实践还是理论素养方面，他都是理所当然的佼佼者。

最后，还将向大家介绍“强力集团”中一位不可或缺的重量级人物——穆索尔斯基，他被誉为近代现实主义音乐和自然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他是音乐家中自学成才的典范，他那种多少带点神经质的性格特征使他尤其善于观察人类心灵最细微的变化，这一点也使他对那些身心受到伤害或遭遇悲惨命运的人群总能表现出一种坦诚而又深切的同情，从而使人的自然情感能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最为真实的流露和宣泄，并能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总的来看，穆索尔斯基的音乐创作语言和表现手法都是他所处的那个时期俄罗斯音乐中最为独特的，他不仅对俄罗斯音乐的发展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整个西方音乐均有着深刻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正值沙皇专制制度腐朽没落的时期。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实行自上而下的“农民改革”，废除了农奴制，这次改革虽然是沙皇政权为缓和矛盾，延续其政治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改良主义措施，但同时又是俄国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俄国的文化艺术领域也随之而迈入一个生机盎然、富于创造性的新时期，当然，音乐界也不例外。俄国民族主义的音乐创作群体“强力集团”，对于国家、民族的希望乃至人类的自由情感颇具真切的理解，并且他们能将这种理解和情感非常真挚地浸润在他们的作品中。

三、柴可夫斯基：19世纪俄罗斯音乐的集大成者

在19世纪中期，俄罗斯又出现了一位更为伟大的作曲家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他的音乐创作生涯始于“强力集团”作曲家群体最为活跃和昌盛的19世纪60年代，到了70至90年代初，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逐步进入一个全盛的时期，他将自己的音乐创作与整个俄罗斯民族文化乃至西方传统音乐文化成功融合在一起，其作品以深刻的民主精神和民族特色见长，同时充满强烈的抒情性和人文精神。倘若要问：谁是俄罗斯音乐的集大成者？答案只有一个：非柴科夫斯基莫属。

柴可夫斯基曾这样写道：“至于我对音乐里俄罗斯元素的关注，是由于我常年生活在异国。在我年幼的时候，俄罗斯民族音乐中那些无法描述的美丽就已经充满了我的生命。”19世纪80年代中期，柴可夫斯基对于那种漫游式的生活开始感到厌倦，于是从1885年起便在距莫斯科不远的乡间定居下来。1885-1893年期间，柴可夫斯基步入晚年，其音乐艺术创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作品中诸如歌剧《黑桃皇后》，《曼弗雷德》交响曲，第五和第六交响曲，芭蕾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等等佳作，已成为举世公认的经典之作。在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中，第三、第四和第六(悲怆)交响曲尤为著名。除上所述，他还有一些对俄罗斯民族民间生活采用素描式的作品也显得异常精妙，这些作品生动地表达了乡民的幽默和风趣。当仔细审视和聆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后，我们会发现：对其旋律语言影响最大的是流传于俄罗斯城市中的小调和浪漫曲。正如柴氏所说：“我常常在自己写作的时候直接采用某个我喜爱的民歌素材并以此进行加工和完善，至于说我的音乐具有俄罗斯因素，那是因为采用了与民歌有亲缘关系的旋律、和声手法。由于我生长在偏僻的内地，自幼就领略到俄罗斯民歌那种难以言传而又富于特色的美感，我热爱俄罗斯因素的一切表现。”

在解读柴可夫斯基音乐作品的过程中，我们还能发现，他把音乐艺术的深刻性与通俗性紧密结合起来，他总希望自己的音乐艺术能够成为人民大众的一种精神财富。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不少刻画表现各种思想情绪的作品，例如对封建桎梏的抗争，对理想境界的渴望，一些作品甚至将悲歌式的情调完全渗透其中，着力渲染一种悲剧性的效果，《罗密欧与朱丽叶》即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可以说，这部管弦乐序曲是柴科夫斯基在标题交响音乐领域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该曲并不着重于剧情的细节描述，而是力求通过音乐形象的对比、冲突来概括性地表现原作的主题思想和艺术价值。

结语

19世纪末，俄罗斯音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即使是现在，当我们低头缅怀前面所提及的音乐家们时，在内心深处却会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他们高大的身影。当人类历史进程走进20世纪的时候，一方面新古典主义宣称要避开现实世界的纷扰，回到巴赫甚至是比巴赫更远的年代，而另一方面，印象主义则跃跃欲试地另辟蹊径，大胆改革创新，意欲创造一个全新的音乐理念和风格，并使自己成为繁荣百年的浪漫主义音乐的终结者。然而，无论是鼓噪一时的新古典主义，还是风靡一时的印象主义，都无法抵消浪漫主义音乐，特别是19世纪俄罗斯音乐在人类音乐文化史上的辉煌成就和深远影响。

俄罗斯的前辈艺术家们，以其独特的民族精神、艺术风格成为浪漫主义音乐思潮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流芳百世。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看来，这一千真万确的文化艺术定理在19世纪俄罗斯作曲家们的作品中体现得是如此的深刻。无庸置疑，19世纪俄罗斯音乐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犹如曾经绽放在世界音乐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对于人类音乐艺术宝库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可谓深远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