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创作政治符号化使用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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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符号性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逐渐被国内艺术家应用于艺术创作中，使政治符号化题材在新时期艺术作品中赋予了新内涵与艺术家本人的文化创作个性。

关键词：当代艺术；政治符号化；使用价值

1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及界定

随着1976年“”的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了正轨。反映到文化艺术上，中国当代的艺术创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星星美展、85美术思潮开始，一大批青年艺术家拿起画笔结合全新的社会背景及对旧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艺术实验，中国当代艺术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重新走过了西方当代艺术三百年的探索路程。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跨度，在广义上讲，是指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星星画会大批探索性、叛逆性的艺术作品出现及伤痕美术人文主义作品创作为开端直至今日。而从狭义上讲，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爆发于‘85新潮美术’，而终于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的这一艺术演化进程一般被视为新中国艺术史上的现代主义艺术阶段。”［1］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先锋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探索主要表现在从对“”回忆的悲戚中强化对人的本体性的情感表达，同时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美学现象对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艺术作品开始追求极富哲学意味的“前卫性”，出现了如“北方艺术群体”以“我们的绘画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为宣言的青年艺术群体。这一时期的先锋艺术创作已不仅仅是用画笔简单的描述外界的景象，而是将艺术作品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创作总体上是完全服务与屈从于人的内心思想与哲学意识。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表现中，则有着与前辈们截然不同的落脚点，波普艺术、女性艺术、艳俗艺术等等一系列西方当代艺术表现形式使中国当代艺术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的当代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渗透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要语言。同时，艺术家开始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再思考。自星星画会的创造性探索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创性及模仿西方艺术语言的实验开始在不同艺术门类展开，在具体的实践创作过程中，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主题往往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状况有着重要的联系，艺术作品的主题隐藏着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的内心思想、价值观念，是他们隐形观念显性表达的文化方式。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近30年最主要的创作主题有玩世不恭的泼皮主义、具有中国传统印记或特殊符号、对底层人群的关注、表现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某种程度的渗透、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具有符号或领袖面孔的政治语言表述等等，这些创作主题在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及自身生活思考后，于不同艺术家手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个人艺术符号。改革开放后，人民政治生活不再像“”时期严肃、封闭、不敢言语，对“”政治环境的反思与追问不停地在艺术家笔下呈现，“”题材与像等政治符号表现则是其中直接而又极具寓意的艺术语言。

2中国当代艺术中政治符号化艺术语言的运用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早使用政治符号进行先锋艺术创作的可以追溯到1979、1980年王克平在星星美展中的雕塑作品《偶像》，作品以一个抽象化的头像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摒弃了中国领袖人物创作的高大、伟岸的传统创作形式，作品中的“偶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在以狡黠的心态看着下面对其“朝拜”的崇拜者，然后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整个作品政治寓意深厚，在广大人民心中神圣的模样仿佛在这里被消解掉了。此时，青年艺术家在经历后“”时期理想主义消散的失落感之后，逐渐开始对之前的盲目政治崇拜进行反思，开始反思政治偶像与内心崇拜之间的距离。85美术思潮后，、等政治化符号被广泛运用于当代艺术创作之中，期间出现了一些艺术家运用表现主义或波普主义手法表现政治化符号的艺术作品，而政治化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潮，也正是这一时期，西方艺术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这一政治化符号艺术语言运用产生了密切关注，而随着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这种政治化符号题材开始在全世界受到追捧。中国的政治波普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物随之诞生，一经出现便在艺术界、收藏界、评论界产生了一股震动。对于国内艺术家政治符号在波普艺术中的运用，在85美术思潮时期就有了实验性创作，吴山专1986年的早期装置作品《红色幽默》进行了中国早期政治波普的探索，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时期的政治性口号进行拼贴，体现了青年一代对历史反思的一场“红色幽默”。王广义、余友涵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的创作形式，融入中国、领袖政治符号进行艺术创作，即为目前广大意义上认知的“政治波普”，与安迪•沃霍尔对流行文化解构重构不同，中国的政治波普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寓意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批判精神。王广义使用波普艺术的形式在标准像上打格子，随后又在标准“批判”符号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波普化创作，创作了自己的代表作《大批判》系列。余友涵则将海报及领袖标准像基础上加入了传统民间服饰的花纹特点，之后又进行了大量的类似艳俗主义的领袖像创作。李山以作品《胭脂》系列成名，艺术家以青年时期标准像为题材，在嘴角加上一束桃花并运用对比色进行波普处理。刘大鸿的作品则运用民国月份牌及清代点石斋时事画波普化，习惯性地颠覆旧有政治符号，展现历史的荒谬和无奈。在政治波普之外，艳俗主义及一些后现代的表现手法中也加入了、领袖像等政治符号。祁志龙在早期作品中将各类标准像与欧美女郎画像以艳俗主义的手法融合到画面中，以侧面暗喻消费主义时期偶像。俸正杰的《系列》，以翻白眼艳俗化表情的表现方式融入消费社会表现中，这一形式不再是政治隐喻，而更多的是对消费时代的一种反讽。尹朝阳代表作品《标准像》系列以天安门城楼标准像为原型进行了后现代的艺术处理，在对时代流逝思念的同时也表达出了青年至垂暮的某种人生历程。石心宁则运用后现代的图像处理方法将与不同人物进行了图像融合，如与罗斯福等人参加雅尔塔会议，与玛丽莲•梦露在游泳池边，与中国高层领导一起参观杜尚作品《泉》。王兴伟在作品《东方之路》中则将中国早期政治油画作品《去安源》进行了图像处理，将正面的形象处理成背对观众，以这种手法对美术史进行了借古讽今的调侃。

3中国当代艺术中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价值

中国当代艺术在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过程接近三十年的时间，直至今日依然长盛不衰。在80年代末开始的这股政治符号风，其使用目的抑或使用价值，即在质疑和反思中寻找曾经被“”排斥和杜绝的东西，找回那些审美价值，在这类作品出现的初期，其出发点本是对于自身、社会的一种反省式探索。当这些政治符号化当代艺术作品随着90年代中期各种全球艺术界大型展览的推广与展示，逐渐满足了西方艺术界对于中国60、70年代“神秘性”的探究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国际艺术界逐渐受宠，以导致了众多后殖民化表现形式的诞生，在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价值上，也逐渐远离了当初政治符号使用的出发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妖魔化”、“艳俗化”。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市场大获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众多“先锋”艺术家进入到当代艺术的创作之中。“政治主题的作品在早期以西方资本为主导的艺术市场中得到了极大的青睐，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些更为年轻的艺术家在现实的考量中，也逐渐利用带有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3］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当代艺术创作中政治符号化艺术语言，在经历其使用初期对专制主义、特殊时期及极速发展的消费文化现实批判意义后，已经逐渐偏离其使用意义和创作方向，以致在其所谓文化批判的形式外衣下，却服务于消费文化本身，消逝了政治符号化艺术表现的内质语言，空留下了形式的外壳，然而在艺术市场大繁荣又“大混乱”的今天，诸多“当代艺术家”利用政治符号化创作语言使艺术作品具备新异性的特点来博人眼球是不可避免的，在商业社会中，政治符号化语言原有的批判精神着实已成为“服务于艺术家”的“绝佳题材”，不管这种批判方式如何。正如尹吉男先生言：“我不得不说，金钱才是当今中国最走红的‘前卫艺术家’，那么富有创造性，实实在在地导演了一个巨大而又多姿多彩的行为艺术，让多少自以为是的人在劫难逃！”［4］

参考文献：

［1］方志凌.在历史的尽头徘徊——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一种解读［J］.当代艺术，2014（04）.

［2］舒群.“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N］.中国美术报，1985.

［3］张晓凌.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

［4］尹吉男.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后娘主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作者：张宗建 姚瑜 单位：重庆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