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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中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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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中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

羌族剪纸艺术是羌族的民间文化形态,是羌民族文化的表征。羌族剪纸艺术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是羌民族民俗生活的见证与表达。基于地域文化特征的艺术教育特色资源,羌族剪纸艺术蕴含着深沉、丰富的民族文化精神。以艺术教育为切入点,梳理羌族剪纸艺术作为特色教育资源的存在与意义,顺应艺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体现其审美性和文化性。在传承创新过程中,将立足传统文化本位,挖掘其内在资源,把握其精神内核,借此进行新的且适合于当代审美趣味的创造性转化。实施理念融合与形式建构,进一步拓宽羌族剪纸艺术的表现形式与魅力,实现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有效生存与发展。

一、民间艺术特色资源与艺术教育

在艺术教育中发展民族艺术是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需要,是审美与情感的需要,也是艺术教育教学创作的需要。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学习欲望,还能够增强其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以及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比宣传和说教更真实和易于接受,也更能起到感化作用。这是由艺术教育功能之文化性决定的。羌民族历史悠久,羌族人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秉持生命互渗的观念。羌族剪纸是羌族人民基于这些观念为满足精神生活需求而创作的原生态美术作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兼具本土性与民族性。它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民族的精神和物质总和,是基于地域文化特征的艺术教育特色资源。将羌族剪纸这种民族特色资源融入艺术教育是因为羌族剪纸天然地贴近自然和生活,具有鲜活的生命意义,并且具有感性、原生态特征,是民族心理的体现,浸透着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趣和理想愿望。羌族各种生活美的制作,从最现实的当下或者艺术在场的角度,与自然和生活本相保持最近距离成为创作的动因与结果,生成了羌族独特的剪纸艺术,形成其原生态的艺术特色资源。将羌族剪纸艺术作为一种教育资源与艺术教育关联,是基于它们的文化共性。首先,艺术教育即文化的教育,其教育功能性决定艺术教育具有教化和传播作用。以羌族剪纸等为代表的民间艺术由于其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流传至今,凸显了其独特的传承与教化作用,艺术教育与民间艺术二者殊途同归。民间艺术及其教育功能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它与社会、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依存、互为促进。同时,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民间艺术,需要通过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这种有效的传播渠道,突出其和谐的秉性并谋求和确证人的真、善、美。其次,体现文化性是艺术教育顺应时代的要求,即要有明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并使民族文化意识由不自觉走向自觉。艺术是文化的载体,艺术教育也应该是在一种文化观照下的学习过程。艺术教育的作用在于通过对艺术品形象的评判,影响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人生态度。如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的存在已经越来越被更多人认同。以羌族剪纸为代表的民间艺术蕴含丰富的羌族文化资源,艺术教育要自觉挖掘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寻求与激活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因子和机缘,努力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增长点。最后,艺术创作所需。羌族剪纸中呈现的艺术元素如造型上的夸张、变形,色彩上的大胆对比,构图形式上的和谐饱满,多视角形态的刻画、多种时空形象的融合,强烈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自然流露,创作时的自由心态、丰富的联想等,无不让艺术教育在艺术创作上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将羌族剪纸等民间艺术作为艺术教育媒介,可以帮助学生寻找艺术的切入点,把握其精神内核,并且以此进行新的且适合于当代人审美趣味的艺术再创造。通过这种创新机制,促使民族文化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二、理念融合与形式建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于创新,反映在民间艺术上则是艺术创作上的理念升华和话语内容革新。艺术创作理念是指创造者在艺术实践中所持的观点、态度及情感等,它直接关系到艺术形式的选择、运用与表达。在创作中,创作主体必须有正确理念的支撑,并结合相应的形式语言(即形式建构)才能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在羌族剪纸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过程中,理念融合与形式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建立在羌民族传统艺术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上,且让两者紧密契合,才能凸显羌族剪纸作为民族艺术应有的精神风貌和民族、民间艺术性风采。纵观羌族剪纸艺术,除了其思想性外,呈现在艺术层面的造型理念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羌族剪纸构图上的虚实相生。在二维空间中的造型必然会形成阴阳、虚实的空间符号,羌族剪纸恰恰体现了这种空间构图的形式。这种阴阳、虚实犹如文学意境中的虚境与实境。在剪纸的二维空间中的形象便是阳形,也就是文学意境中强调的实境,形象之外的剩余空间部分称为阴形,也就是文学意境中强调的虚境;阳形表现的是如在眼前的实境,而阴形表现的是见于言外的虚境。因此,在剪纸艺术中,既要创作灵动的形象并合理地置入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又要在非形象的空间范围内留有合理的空间,给视觉受众充分的想象和思维空间。其二,主体内容上的情景交融。剪纸的素材多样,不同素材的剪纸表达了先民早期不同的情感诉求。最初的兴于祈福纳祥与传情象征的心理慰藉,体现了民间剪纸艺术中的“情”,因此,在其取材的形象符号指示系统中,客体的实物模拟简化,乃至约定俗成,最后形成庞大的形象符号体系。在剪纸艺术中,这些形象符号就是人们所说的取材,也就是“景”,通过这些“景”反映来自民间的祈福纳祥、生命繁衍、民间传说等“情”,显示着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把情感融入这些“景”的描绘中,也就是把情藏于景中的最好展示。此外,造型理念中的质朴、意象的情感表达在理念融合中更是举足轻重。在审美理念上体现“和而不同”的原则,追求新的和谐与统一是发展民族艺术的美学和文化的重要策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现实意义。形式建构呈现的是艺术创作最终的艺术效果,是创新话语的形式表达。体现在剪纸艺术中则是空间的平面性、造型的意象性与形象的符号性。一是空间的平面性。羌族剪纸的工具(剪刀或裁刀)特点决定了其表现的特性具有空间的平面性,因为剪刀大多只能在平面上进行雕、镂、剔、刻、剪等。二是造型的意象性。羌族剪纸中的形象不遵循写实主义法则。羌族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可以让人感受到其创作冲动本质上是对其图腾、宗教及农业生活的反映,是这些生活在其造型艺术中的积淀、取形、变异与夸张,是长期积累发展变化来的。如“羊”及众多的“火”纹饰运用,皆是原始人类对自然崇拜的产物。三是形象的符号性。符号化与象征性是剪纸艺术进行意义传达最主要的方式,且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特定涵义。当然,这是建立在一个区域内民族对传统形象表达意义的认同上,这种认知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剪纸正是依靠这种对物象象征意义的认同,使非写实性传达的剪纸形象能够准确地传递其背后的意义。艺术品是人对自然的理解。羌族民间剪纸艺人的创作不是以写生的方式将自己捕捉到的形象固定在纸上,而是将这些多种多样的感受集中、重组表现于剪纸作品中,并且这种表现强化了物的本质特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如果融合理念与形式上的建构,从写实中走出来,注重剪纸艺术剪影形式的立体主义思维,进行剪纸形象的象征性转化,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总之,羌族剪纸艺术作为民间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需要借用艺术教育主体传播阵地,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体现时代精神。

作者:罗晓飞 单位:成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