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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语境下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通识语境下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通识语境下的普通高校艺术教育

21世纪以来,全球著名高校掀起一股通识化浪潮,这使得“通”与“专”问题再度成为高等教育的焦点。当通识化成为高等校院教育和教学改革的方向,高校招生制度、培养模式、教学方式等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将面临巨大的变革。本文在这一背景下试析普通高校艺术教育所面临的难题、改革思路和实践途径。

一、现代教育中的“通”与“专”:重新审视艺术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通识教育是一个相当晚近才流行的术语,它所表达的理念旨在纠正现代教育制度(特别是课堂制度)以及当代教育市场化所带来的弊端。客观地说,其基本含义并不新颖,因为这是整个文明史凝结的对教育的基本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在谈到通识教育时,大家都喜欢引用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言论的原因。有必要强调的是,在通识教育主张中,关于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意义谈论过多,而实际上真正创出有效模式的却鲜有。这与今天重申通识教育时缺乏对现代教育之“通”与“专”关系的严肃探讨有关。在今天,从教育学、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现代科学体制和教育制度的反思已经很深入了,从课程、课程和教学法,到其社会后果,各方面的成果都很丰富。本文不再重复。或许,正是因为反思之普遍让多数人都形成这样的印象:似乎现代教育制度的问题就是追求“专才”的片面道路。实际上,现代教育制度的内在悖结并不在于“专”,而“专”才道路尽管面临着自身的难题但却不能一概否定。从技术史来看,固然从轮子这样简单的东西到汽车这种复杂的事物,大都是在游戏中发明的,而非专长教育的直接成果,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实:工业革命以来,科学革命或创新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专才教育以及以专利保护为代表的科技政策功不可没。因为这一点,专业教育才在领域上不断分化、在程度上不断加深,以至于在哲学这样的通常认同博学的领域,许多时候,相对而立的两张办公桌的主人彼此都不明白对方在干什么。因此,我们在反思当代教育过程中,必须做出区分:专才教育的片面深化给教育本身提出问题,从而给整个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这是一回事;回到传统通才教育思路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今天主张通识教育并非回到传统老路上去,或者说通识教育存在着什么现成的模式。真正的问题是,通识教育正是需要我们在今天创造出来的新型教育模式。强调这个问题旨在提醒: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缺乏强大科技基础背景下批评专长教育模式呼吁通才道路,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且对于民族发展亦是有害的。这是我们进行教育反思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追问现代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救治。一般来讲,人们喜欢用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脱节之类修辞来描述现代教育的问题。当然,从表象上来看确实如此。甚至,更哲学化一点表达,物质进步与道德进步之间的不均衡。在这种不均衡中,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这个目标不仅打了折扣,而且面临着巨大的障碍。20世纪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便如此描述过现代大学,他说:“如果人们为了教学和研究而把诸多专业学科综合在一起的设施称为大学,那么这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决没有什么原始协调一致、情理逼人的精神力量可言”。在这里,我们并不准备系统展开对现代教育的分析,而是紧紧地扣住这个问题:教育,作为文明传承和创造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受知识生产的专门化与学科化以及现代课堂制度的影响,逐步演化为专门领域的认知培养。这产生了多方面深层的危机。从个人的成长角度来说,知情意的完整性被破坏,甚至产生认知与道德实践能力之间的严重脱节。这一点在由高考指挥棒引导下的中国式应试教育中特别明显,从小学的思想品德,中学和大学的思想政治,到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品德和政治素质教育无不认知化了,这也产生了我们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从文明的角度来说,知识脱离它服务的对象和运用的语境而在实验室或研究所中加工,变成一种以效率为目标的中立化事情,产生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工具理性问题———培根的“知识即力量”这个口号颠倒为“知识即霸权”,在工具的支配下,产生了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奴役。学校异化成为特定社会再生产培养劳动力的机构。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的反思。例如,科顿姆的《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从多个方面列举现代教育之弊[2],而克罗曼的《教育之终结》则聚焦于现代大学放弃了生活意义之核心问题,这些启发性研究都指认为这个深层问题:现代学院放弃了塑造人和培育文明的义务,而演化为类似企业那样的中立机构。由此,我们亦不难理解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怪现象,大到在市场化和竞争中产生的片面追求规模和各种类似GDP指标的运动,小到研究生培养中要求的创新目标被转换成为数量,等等。在这种背景中,“通识教育”亦可能扭曲为某种追求政绩的口号。现代教育的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增加艺术课程的方式来解决。换句话说,通识化,如果是正确的方向,它恰恰不是简单在理性化和工程化的现代化教育中增添某些人文内容,以求得某种平衡,而是培养和呵护人类文明之传承和创新过程中的那些必须品质: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精神、对社会生活的敏感性、文化创造的职业精神。在归根结底意义上,“通”与“专”只是现代教育制度问题的表象之一,并且在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对立。因此,假定以过枉矫正的思路在这两者之间能够选择一种现成的完美方案,本身便成问题。如果通识教育代表着一种系统地改革现代教育的理论,那么,它绝非意味着增加一些所谓素质或通识课程那样的简单事情,而是从根子上从个人的成长、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角色来改良教育方针、教材、课堂、教学方法和评估,一句话,改革整个教育过程,使现代教育艺术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艺术教育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在推动整个教育艺术化过程中,也必然涉及对艺术教育在现代教育过程中的“异化”、其应有的担当及其可能实现路径的反思。

二、艺术教育的走向:重新反思艺术

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中的作为关于艺术之社会价值,无须我们额外论证,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其作为加强艺术教育的理由。因为,艺术以及艺术教育,在整个现代社会,亦产生了与整个教育一致的问题。就此而言,在讨论艺术在普通高校通识教育中的可能作为时,必须首先反思其自身面临的各种难题,从而明确地提出怎么样的艺术教育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事实。从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水平看,中国已经成为体育大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琴制造和消费国,从幼儿开始的学琴或学艺也几乎成为举国体制,产生了好几位在世界上有名的演奏者,这是否意味中国人在身体素质和艺术素质就很高了呢?与这些事实相伴的是另外一些事实:近20年,我国参军的体质标准已经多次下降,中学生体质令人担忧;产生了超过9000万的糖尿病人,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我们学得到的那些艺术技巧,多数只是在竞争中谋取更好位置和收入的手段,而非净化心灵的道路。为此,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既有教育模式之中,艺术教育也呈现出异化特征。在我们主张通过艺术教育来促进通识教育之际,不解决这种对立,是否可能?实际上,这只是艺术及其教育在自己发展历程中所遭遇的当代问题之一,即市场化。除此之外,职业化和学科体制对艺术影响也十分巨大。并且,这并非国人独有的问题。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也就是鲍姆嘉通确立现代美学概念使艺术体系化的时代,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纷纷提出以艺术之道来救治社会之弊端的思想,并且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意识到美学在人类全部生命经验中的特殊性,它并不能脱离其他经验而独自承担提升文明的意义。例如,作为审美教育大师的席勒十分重视崇高,在他看来,“没有崇高,美将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崇高是与人类的理想性质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我们为之斗争的最高理想,就是同保护我们幸福的物质世界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必因此同决定我们尊严的道德世界的决裂”。然而,这往往又被我们遗忘了。从19世纪60年代至今,艺术及其教育发展越来越背离其原始意义,变成意义日益贫乏的工业与市场世界的伪装。一方面,市场化和机械复制使得艺术生产丧失了本雅明所称的“本真性”,即意义;另一方面,职业艺术探索则离大众和社会需求越来越远,甚至成为挑战道德和伦理的游戏,如各种所谓后现代的实验艺术。在此背景下,主张通过艺术教育来深化通识教育,必须提出何种怎样的艺术教育问题,必须对艺术教育的内涵和意义重新定义。美国著名现代美术理论家约翰•拉塞尔强调,“一件艺术作品不只是一件娱乐品,它还是一所思想库,一件艺术作品不只是美好生活的一种象征,它还是一个力量的体系。”这个强调可以作为我们思考的起点。因为,这一思路能够为克服现代专才教育体系产生的技艺与思想(意义)、手段与目的、认知与生活实践脱节等诸种难题提供建设性思路和具体弥合途径。在这里,强调二个最核心的方面。首先,艺术教育能够维持我们对生活意义的最低限度的敏感性,培养我们对崇高事物的热爱。这一点无须论证,它构成中外文明史的基本见解。以19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话来说,艺术会使我们对那种最崇高事物的绝对实性确信无疑。为什么,因为,它是对真正现存者的反映。或者,以德沃夏克的话来讲,美术史就是精神史。正是从这一角度,如果缺乏对艺术史的必要观照,一切关于时代精神的谈论,不是夸夸其谈,就是不着边际。所以,在谢林看来,“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管理者,对艺术毫无感受,而且并未掌握对艺术的真知,则是奇耻大辱”。其次,艺术并非对现成给予的实在之简单复写,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因此艺术教育会促进我们对世界的敏感性,推动文明意义上的创造力。关于科学与艺术两种发现以及对其进行综合,席勒那里便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思路,艺术与科学都是发现活动。前者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理由,后者则帮助我们洞见事物的形式。卡西尔后来做出了重要的总结,在他看来,“人性的特征正是在于,他并不局限于对实在只采取一种特定的唯一态度,而是能够选择他的着眼点,从而既能看出事物的这一面样子,又能看出事物的那一面样子”。简言之,在概念化、功利化的科学与形象化的艺术之间的平衡,是理想人类的实现,亦是文明要义所在。在现代教育中的这种平衡,是使人类对世界形成真正洞见的前提。简言之,艺术教育,不只是让现代人多一点知识,让他们显得更全面一些,或者仅仅增加一点谈资,而是呵护生命的意义和培育文明的创造力。而从这一角度来谈论当前通识教育中的艺术教育,必然会涉及从课程到教学法的方方面面问题。

三、当代艺术教育实践:重新反思课程和教学法

南京大学“三三制”改革在课程方面力度很大,不仅为学生带来了超大量新型课程(每年都在递增,按学校介绍已经超过300门),也对既有课程带来了改革的要求。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新生研讨课、通识教育课和学科前沿课构成的“三层次批判性思维训练课程体系”。在其中,通识教育课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打破专业局限开阔学术视野,培养文化通感和科学精神。艺术类课程多数都在通识教育课中发展,这些课程来自不同的院系,例如历史系的“世界建筑史”,文学院开设的“艺术与哲学”、“走近电影大师”、“戏剧:表现人类困境的艺术”、“广义戏剧学”,美术研究院开设的“相看东西方———解读艺术的多元视角”,团委开设的“音乐艺术与审美”,艺术研究院开设的“中国书画鉴赏”、“艺术原理与艺术经典”、“艺术导论”、“歌剧经典赏析”、“西方舞蹈与文化”、“艺术社会学”、“视觉文化与摄影艺术”,地学院开设的“山水地质学与中国绘画”,还有外校专家承担的“人与交往”、“音乐鉴赏”、“中国近现代建筑”等等。如“艺术与哲学”是一门跨学科、通识性的基础课程。课程以中西方艺术史中的经典艺术品为案例,整合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知识,通过对艺术品、艺术家及其时代精神的整体性分析,探本穷源,多元透视中西方艺术中所蕴含的种种哲学问题以及艺术史内在演变的叙事逻辑。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入手,通过分析作品、艺术家及其时代精神,探究艺术所蕴含的种种哲学问题。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力。努力将美学、艺术史、文化史、哲学和思想史等学科整合起来,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课程贯彻学生优先原则,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索性,以课堂授课和讨论为主,并辅以网络讨论和延伸阅读,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综观普通高校艺术教育还需要深化和拓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普通高校正在不断努力践行着教育部提出的“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实施要求,但要达到由审美教育的革新推动文明发展的目标,还需要从多方面进一步的提高和研究,并因此对课程和教学法进行深入改革,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进一步改进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攻关点,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在现有的学分制体系下,整个教学改革强化了学生的自主性,但缺乏对学生选课的指导,加之各系目前精力集中于开课,致使学生学习相对来说仍然存在着为学分而选课的盲目现象,多数时候许多学生对艺术类课程的学习仍然是只爪片麟,艺术很难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产生实质的积极影响。因此,在当前艺术教育中,仍然从教育理念变革的高度,在整个系统变革中对艺术类课程的意义及其在大学生知识和素质结构的基本要求进行分析和重新定位,从完整的教育过程来完善艺术教育,而非仅仅满足于课程的指标结构。

2.课程需要与其他科目之间的交流沟通。从现有课程看,如何把课程目标从知识性普及上升到对艺术的敏感性和创造力培养,有三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某些学科为依托,以具体的知识进程为载体来阐明艺术之特殊和普遍意义。关于这一方向,现有的分析也多强调,例如关于艺术教育与其他科目之间的交流沟通问题。值得注意的,在这里,艺术教育的特殊性不应当被限制在跨学科的视角中,更不能被纳入到就业竞争力的考量中,而必须从提升学生境界、视野和情怀的角度入手,这将对课程性质、设置和教学提出新的要求。二是增加以文明史和社会史为基本观照的艺术史课程的份量和力度。从课程体系角度说,艺术史不仅是某些门类的艺术(如美术、建筑、音乐)发展历程的介绍,也不是按国别系统地整理艺术的历程,而是构成文明观训练的中心议程。鉴于非艺术专业教育这一特点,普通高校应该拓展以历史人物、核心事件、重大社会问题以及本土为中心的专题性艺术史教育,以此来深化艺术之教化和升华功能,丰富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道路,打造文化自信和自觉,培育文明创造的源泉和动力。这样的专题有许多,例如“美育救国与中国现代性的成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发展”等等。艺术教育亦必须通过课程来体现自己的深度,这是其能够对当代教育通识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基本前提。三是从艺术与人生、社会关系角度加强艺术与个人成长之间的联系。艺术素质建立在对社会生活的敏感性之上,它的养成需要对周围的人、物和世界的切近和关注,需要对人与自然、社会和心灵之间关系的反复思考和打磨。这也正是通识教育旨在达成的目标之一。因此,艺术教育需要从这一角度来调整课程和改变教学。例如,像包豪斯学院那样针对大学生开设技艺课,或者像陶行知那样重视劳动训练过程。

3.教学法仍然需要突破传统和单一。艺术教育,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和发掘地方的艺术馆等公共资源,另一方面应鼓励教师和学生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创造性活动———从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到现代多媒体设计,从绘画、音乐的实践到创造景观实验等等。只有这样,不仅校园产生浓厚的人文氛围,而且对于大学生来说,艺术教育将会成为他们经验中的一个部分而牢牢地驻扎在其创造性源泉之中。

作者:封钰 单位: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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