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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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政治上推崇中原黄河文化的正统性,楚文化及其楚造型艺术遭受了本不应有的冷落和忽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一大批的楚文物竞相破土而出,人们在拂去历史的尘垢之后,才蓦然发现楚造型艺术的风貌原来是那般的令人惊叹。

楚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

楚文化中的造型艺术,融汇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其主要类型有青铜器皿、丝绣帛画、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等,无不体现出楚人的精神特质与审美情趣。

(一)青铜器皿

在楚文化中楚青铜器艺术辉煌灿烂、敦实厚重、秀丽飘逸,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楚人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创造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这些楚器外型奇特精致,纹饰典雅灵动、富于变化,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中的精品。楚国青铜器大部分发现于楚墓内,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这些青铜器皿用途广泛,造型精致,楚文化特征明显,其类型以青铜礼器、乐器最具代表性。从楚青铜器出土分布地域来看,主要集中于现今湖北的江陵、襄阳,湖南的长沙,安徽的寿县,河南的浙川、固始等地,这些区域正是楚国活动的要地,也是楚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早在宋代,就有楚青铜器被金石学著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各地楚墓的发现和楚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批的楚青铜器皿不断出土,为探究楚人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商代和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皿,在造型上比较敦厚,体积较大,工艺纹饰考究华丽,铭文一般词句不多,显得古朴有力。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风格趋于简朴,形制放达随意,纹饰也多为粗线条的几何形图案,但篇幅较长的铭文却比以前增多,或许是这一时期文字较之前发达所至。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是楚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器形和纹饰图案一改过去的设计,大胆突破宗教的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器形的改变表现为鼎上增加了盖等;而纹饰的改变表现为从过去奔放的粗花改变为工整的细花,最常见的是蟠螭纹,这些纹饰具有华美繁缛的艺术效果,纤细生动地浮现在器物的表面,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记忆。与之相配的其它纹饰也都向图案化方向发展,形制轻薄精巧,纹饰除动物纹和几何纹外,还出现了反映人们渔猎、宴饮等场景的新题材,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铭文方面则极其简单化,笔道细长。此时青铜器皿无论是在形制、造型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工艺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且楚文化特征明显。例如,“河南浙川下寺楚墓群出土青铜器多达四百多件,其中大部分青铜器体现了楚国青铜器高超的技艺水平和特殊的装饰手法”[3]。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是从中原传入的,在此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分铸焊接技术的应用和失蜡法的发明,这两项铸造技术都与楚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分铸焊接法最早见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河南浙川下寺楚墓和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器,这两件佳作,精美绝伦,可谓是古代青铜工艺中的极品。这一时期的楚青铜器皿,从其中的精神层面和审美情趣来看,主要是满足人们巫术宗教信仰的需要,而不单单是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加之宗教礼仪的正统性决定了其青铜器也必须与之相符,必须具有神圣性。因为这样既可以维护当时楚国国家的统治,又可以增强社会的亲和力。因而,楚青铜器皿在其价值取向上就呈现出以神为主、以人为辅的审美特征。

(二)丝绣帛画

楚国的丝绣品以它浓郁、夸张的色彩和严谨的构图形成了独特的楚域风格。从现今发现的丝绣品来看,其颜色种类众多,在同一类纹样上搭配有多种颜色,采用色彩相似的绣线,使得纹样搭配统一和谐。例如,在湖北荆州市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件绣有龙凤虎纹的单衣,这件丝绣品尽管历史久远,颜色有所褪变,但仍可清楚地看出用红、黑两色构成的虎的纹样。同期出土的“龙凤相搏纹绣”、“飞凤纹绣”、“凤鸟花卉纹绣”也都是选用当时较为流行的红、黑、蓝、灰等颜色的绣线。楚国的丝绣品色彩缤纷、稳重、统一,纹绣的造型丰富多样、华丽典雅。无论是丝绣品的样式,还是其品相和颜色,都表现出楚人独特的天赋和才华。可以说,楚国的丝织刺绣是生产技术与审美艺术的完美结合,反映了当时楚国高超的工艺水平。纺织帛画是古代中国画的一种,就是在白色的丝织品上创作图画。当今发现的帛画多出土于先秦到汉代,至西汉时期帛画发展到高峰。尽管帛画是汉代的艺术品,却具有浓郁的楚域风格,可以说帛画是一种典型的区域特色文化,也是楚文化的重要标志。秦朝统一六国后,在文化上实行残酷的“焚书坑儒”,从而使得秦朝的帛画发展受到影响。但是,由于地处偏远,远离秦朝统治中心,不但没有被遏制,反而生生不息、默默成长,并发扬光大。据有关文献记载,楚国的帛画共发现了二十四幅以上,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和长沙子弹库一号楚墓。《人物龙凤帛画》长三十一厘米,宽二十二厘米,此画最能体现楚人对个性和自由的追求。帛画上的女性肖像,侧身站立,眼睛平视,头发高髻,婷婷玉立,双手合掌作祈祷状;整个人物秀丽、可爱、亭亭玉立,并不给人一种媚俗妖娆的印象,在她沉静的表情里有一种坦荡而又自尊的神态;在她的面前,人们感到的是对人的完美和生命自由的向往,这也正是楚造型艺术精神特质的生动写照。《人物御龙帛画》长约三十七厘米,宽有二十八厘米。画面正中绘有一位戴冠穿袍、侧身而立的男子,腰身配剑,驾驭着飞龙,整个画面有种浓郁的神秘奇幻色彩。这两幅丝织帛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意义非凡,它是迄今最早的具有独立性、主题性的帛画作品,不附着在任何建筑和工艺品上,在风格上也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流行样式。帛画上的内容主要是体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楚人对生命精神的理解与认识。除了画面意境深远、夸张怪异之外,在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中国画用线造型的方式,以墨线勾勒为主,只在局部涂上颜色,涂颜色的手法除了平涂外,已经采用了分层渲染的技法,由此可见绘画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

(三)漆器艺术

楚漆器是以天然大漆为原料,经过特殊的工艺,髹涂在特制的竹、木等胎体上,晾干打磨,然后在胎体上雕刻、镶嵌、绘制图形的一门综合性艺术。楚人对漆“情有独钟”,在楚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漆器。漆器比较适合表现丰富含蓄的色彩,随着年代的久远,仍能保持完美的色泽,这是当时其它质地的器物无法媲美的。楚漆器艺术是楚人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一种艺术,一方面有着生活所需的实用性,另一方面也显现了某些审美情趣。楚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富于幻想、有自身独特艺术气质的国度,楚人往往采用直观的、想象的方式来表现社会,其中的审美情趣甚至是用宗教巫术的形式来呈现。所以楚漆器的外型特征不能不受到楚民族自身固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底蕴的影响,在楚漆器制作中常常表现为以一种圆融贯通的构成方式去塑造形体,去展示自我。楚人在制作漆器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相当成熟的制作工艺,尽可能利用各种材质,例如竹木、骨角、金属、皮革等制作形体。在制胎技术上已经出现了镟木、卷木和夹贮法;在工艺技法上采用素面单色的造型,或者雕刻与彩绘结合的造型手法。单色漆器与彩绘漆器相比,彩绘漆器本身更具有色彩的质感,使得楚漆器形体本身更加艳丽、优美,从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审美感。楚漆器一般有着明亮、艳丽的色彩,其中黑色与红色是主要基色。红色热烈奔放,黑色含蓄深沉,两色交相互衬,相得益彰。楚人在色彩表现方面有着独特的艺术天赋,其共同的心理特征和美学基础都超越了单纯的临摹,超越了对客观对象的简单表现。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创造了精美绝伦的楚漆器艺术,也使我们从中领略到楚人坚韧执着、积极进取的精神特质和崇高的审美情趣。

(四)建筑艺术

建筑的艺术性昭示着不同的民族风格和审美情趣,它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文明与历史的光辉写照。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时光流转、岁月更替,成就了辉煌、独特的中国古代建筑。作为楚造型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式建筑多采取多层宽屋檐、斜坡式的屋顶,气势恢宏。楚式建筑最早起源于长江中下游,随着楚文化的传播,其建筑样式逐渐在大江南北扩展开来。楚建筑文化展现的是“人的精神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这一特点体现在“人居和谐”的建筑观上。楚讲究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在建筑风格上常以造型奇特的木结构为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楚国建筑体系。楚建筑依托自然环境的有利因素,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审美特征与其他楚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令人叹为观止。由于楚人继承并融合了商周、蛮夷等多种文化,在其建筑样式上与黄河流域高台建筑融合,逐渐演化、形成了有自身独特风格的楚式建筑,其建筑类型包括:王宫庙宇、贵族府第、祠堂楼阁等。王宫的建造则以“楼台亭榭”为主要特色,成为当时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房屋建筑的主要类型。例如,楚国晚期的都城寿春就具有典型的楚域风貌——城内建筑布局合理,建设有很多市场,商业手工业相当繁荣。从现有的资料可以考证其建筑材料品种相当齐全,有板瓦、筒瓦、半瓦当、圆瓦当、槽形砖、大方砖等。一些瓦当有纹饰,较之先前的素面瓦当更精美细致。槽形砖、大方砖的大量使用,使得地面平整而美观。由此可见,这时期楚人的建筑和装饰水平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讲究与自然的融合、对自然美的推崇,也是楚文化中造型艺术的精神之一。在中国古代其它建筑中往往注重“风水”学说,而楚式建筑则普遍崇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建筑意识,这些建筑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为中国古代“风水”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今虽然我们没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楚式建筑,只能从遗留下的历史文献、诗辞歌赋中去揣摩楚建筑的样式和风采,然而我们依然能从楚辞文学中感受到楚人在建造“楼台亭榭”时拥有的乐观、充满幻想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情趣。

楚造型艺术的精神特质与审美情趣

“一个民族能否另辟蹊径,创造出风采卓异的文化来,取决于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独创性,亦即历史的独创性。[2]38”楚人在建国初期,国弱民穷,然而楚王率领族人,在一片荒芜之地,拓荒垦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家园,谱写了楚人自强不屈的精神特质。楚人立国以后,及时制定颁布国策纲领,开疆拓土,安抚臣民,选拔贤能,融合各方面思想,团结各方力量,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各民族间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进而形成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起初,它们往往是由众多宗教巫术文化表象形成的“社会宗族活动”。那一时期的宗教礼仪、歌舞音乐成为这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主要表现方式。由于这种社会文化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使得本来所具有的艺术性被神秘的宗教巫术所掩盖。因此,久而久之,当他们幻化成一种文化积淀时,就会演化成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情绪反映,这种情绪反映,就是古人在审美和文化内涵上的认知与表达。

楚文化在楚人的心理行为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崇龙拜凤、眷念故土、喜欢幻想,反映在楚造型艺术中也是个性分明。楚人尚火尚赤,青铜器皿、丝绣帛画、漆器、建筑、均为以赤为贵,婚丧嫁娶都会用火和红色。楚人有崇拜“凤”的传统,从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帛画”、“凤踏虎架鼓”便是最好的例征。楚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感官享受的欲求,在欣赏动态美的同时,也对惊艳的色彩有着强烈的爱好。在《楚辞》中,我们看到了楚人对色彩美的赞赏与追求,而在楚造型艺术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追求。不管是青铜器皿、丝绣帛画,还是漆器、建筑艺术,无不体现出丰富而又绚丽的色彩。“尚赤,爱绿,喜五彩,楚人追求的乃是惊采绝艳的意境世界”[4]。在楚造型艺术中,其主要的营构造型是对线条的运用,器物造型的统一与和谐、节奏与韵律全靠线条来表达。可以说,楚人喜欢优美的曲线,在实际的运用中也是曲线多于直线,这一特点在造型纹饰的表现上显得最为突出。例如,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青铜器大府铜牛,可谓是线条艺术的杰作。这件青铜器长十厘米,高五厘米,铜牛前腿跪姿,后腿曲于腹部,作卧伏回首顾盼状。通体装饰云纹,以脊背为左右对称,纹饰四面卷曲,线条流畅,把流动的曲线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以飘逸、跳动之感。牛的眼、眉、鼻用白银镶嵌,充分反衬了铜质材料的特性,使作品的艺术形象更加充实、完整。弯曲丰满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充满弹性的身躯各部分的审美透视,传递了生命的动感和力度,体量感和肌理感表现得相当出色,显示了青铜造型持久的生命力度。“通过这件器物,我们可以看出楚人青铜工艺的精湛和浪漫的审美情趣。[5]”

楚造型艺术在纹饰上的表现,体现出一种如浮云般流动的飘逸美感。那些装饰纹样和动物造型,既奔放又多样。例如,楚造型艺术中常见的云纹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这些回旋卷曲的纹饰,俊秀洒脱,有一种十分鲜明的动态美感,好像每一个纹样都蕴涵着一种力量、一种精神,具有活泼、旺盛的生命力。显然,这种表现生命运动之美是与楚人乐观的性格以及热爱大自然的特性分不开的,因为楚人确信到的自然界是一个充满活力、生机盎然的世界。楚造型艺术是在独特的地域环境、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中国艺术史上的明珠,它是楚人心灵历程和楚国时代精神的记录,表现了楚人独特的创造精神和非凡的艺术智慧,它蕴涵着楚人的精神特质和审美情趣。楚造型艺术在其造型、纹饰、色彩方面所表现出的那种圆润、鲜明和艳丽,如同古老神话中显现的奇幻场景。那种达观、热烈、神话般的审美情趣,正是楚人非凡的艺术表现力和其精神特质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楚造型艺术具备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卓越的艺术水准和极高的社会文明,也使得当今社会的人们受益匪浅。

结语

总之,洋溢着浪漫气质与生命之美的楚造型艺术,纹饰富丽精美,造型严谨奇特,是中国古代极具文化意蕴的艺术,蕴涵着楚文化的精髓和楚人的审美思想,是我们研究楚文化宝贵的史料文物。它精美诡异、巧夺天工,有着意境深远的美感,它表现出楚人独特的精神特质与审美情趣,体现了楚人豁达开朗的气质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民族精神,彰显了楚民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它与中原文化并肩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文化继承和开发的价值。当然,楚文化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在历史上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对于优秀的古老文化我们要善于吸收其精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与当代价值观相背离的消极的因素则应该予以抛弃。（本文作者：张善庆 单位：皖西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