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类编研产品的档案专题片概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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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影视类编研产品的档案专题片是指带有档案编研主体意识的，基于档案主体材料进行编辑、整理、分析、评论等前期加工和拍摄、剪辑、效果等后期制作的，以影视载体呈现的，本身具有文献价值的影片。

关键词：档案编研；文献纪录片；档案专题片

1关于文献纪录片

目前国内被视为影视类的档案编研产品以党史、近现代史、名人传记等为主，如国家档案局组织拍摄制作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90集）、《开天辟地90年》（30集）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制的《中国道路》《信仰——我们的故事》《情系长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武汉》《旗帜》等。这类影片在类型上被归类为“文献纪录片”。文献纪录片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纪录片类型，国际上则没有一个通用的定义。纪录片英文为Documentary，本身就带有档案、文献、文件、文档的意义，从词根上看，其定义涵盖历史的、现行的档案和文件（素材），是“一种用纪录片的影像介入历史事件，最终成为一种见证历史事件的选择与方式”。[1]在国内，文献纪录片又被进一步细分为：历史文献纪录片、理论文献片、汇编纪录片。[2]

1.1历史文献纪录片。

狭义上的“文献纪录片”等同于“历史文献纪录片”，“所谓文献纪录片，是指围绕特定目标和主题，利用实物性历史文献（包括以前拍摄的影音资料、搜集的档案文献等）、实地拍摄的空镜头（历史遗址、人文地理和自然生态等）、再生性影像（计算机技术复原和再现的历史场景）或当事人的口述材料编辑而成的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纪录片。”[3]此定义表明：纪录片的素材主要来源于文献；纪录片本身具有文献价值。这就意味着，文献纪录片在叙述和逻辑上要求严肃且严谨，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编纂、剪辑、配音技术和音乐渲染技巧，文献纪录片的首要价值在于“文献”二字。

1.2理论文献片。

欧阳宏生在《纪录片概论》一书中称理论文献片“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对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即对档案资料进行编纂公布，并辅以现场采访、实地拍摄、后期制作等多种手段而形成的高品位的‘精神产品’”。“理论”二字突出创作者普遍想渗透和表达的是对某种理论的电视化诠释。[4]理论文献片着重于“理论”二字，重点在于以某种理论作为阐述的主线和材料串联的依据，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制作推出的十集电视理论文献片《重托》，出发于历史事实，着眼于理论高度。理论性强是理论文献片的重要特色，以阐述理论为主线，兼顾历史叙事。

1.3汇编纪录片。

汇编纪录片这一概念是国外学者早期对于以历史资料和素材进行取舍和剪辑创作的纪录片提出的，包括历史资料片、地理人文类纪录片等。汇编纪录片注重对固有素材的取舍和剪辑，将相关的来源不同的素材进行汇集和编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纪录片以历史为题材，却不是以文献资料作为主要创作来源，只能称之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却不能归类为文献纪录片。

2文献纪录片与档案专题片

《中国道路》《旗帜》等这些档案编研产品被市场称为文献纪录片。那么，反过来看，是不是以上所有三种类型的文献纪录片都可以看成是档案的编研产品呢？显然不是所有的文献纪录片都可称之为档案编研产品。文献纪录片带有明显的历史色彩，历史档案文件或实物虽然为拍摄对象的首选，但同时有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以收视率为目的、批量化制作的纪录片或档案类电视节目却往往忽视档案的使用和呈现，无法被归类为档案编研产品。它们或内容以真人演绎为主，以达到所谓“还原历史”的叙事目的；或档案资料极少出现，仅作辅助旁证；或以现场采访为主，通过专家口述和主持人评价来认识历史。这些都无法把它归类为档案编研产品。从档案学的角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作为影视类档案编研产品的档案专题片的定义进行重新梳理：档案专题片是指带有档案编研主体意识的，基于档案主体材料进行编辑、整理、分析、评论等前期加工和拍摄、剪辑、效果等后期制作的，以影视载体呈现的，本身具有文献价值的影片。

2.1档案编研的主体意识。

影视类档案编研产品严格来说，只是文献纪录片的一种。能被视为档案编研产品的文献纪录片，其最首要且最重要的特征应该是由档案部门组织（或联合）编辑、拍摄、制作的，带有明显的档案编研主体意识，而纪录片只是一种范式。其他由市场化团队制作的、基于市场或收视率为出发点进行拍摄制作的所谓文献纪录片则不应定义为档案编研产品。档案编研的主体意识就是指档案部门工作人员对于档案编研工作本身的重要性、可行性和价值性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自觉判断。“档案编研主体意识是档案编研实践的出发点，它反映着档案编研主体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编研主体以何种方式去实现对档案编研客体的优化。”[5]对于文献纪录片来说，辨别其主体意识可以从其制作的发起者、组织者，其拍摄制作的初衷和主要目的等角度。可以说，区分具体的某文献纪录片是否能称之为档案编研产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辨别其是否档案部门发起组织的、是否具有档案编研的主体意识、是否以档案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研究为目的。

2.2作为编研客体的档案资料。

档案的编研产品首先是要基于档案文件资料的基础之上，“编研工作以档案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它区别于古籍整理、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6]档案编研的客体是档案文献资料，作为影视类档案编研产品的文献纪录片也同样要以档案文献资料为编研客体。时间认为，衡量一部汇编纪录片（文献纪录片）是否成功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内容上的文献，二是表达上的文献感。他强调此类影片中文献材料要占相当的比重，并尽量隐藏作者的主观性叙述。[7]档案专题片虽以影像为主要编辑对象，但其影像的采集大部分基于档案资料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现实场景的影像采集。档案的客体性体现在影片中主要是档案资料相关的影像所占的片比。一般影视业界的“片比”是指最后成品片子的时长与所有拍摄素材时长的比值。这里借用“档案片比”来指档案文献相关资料的影像时长与整个成品片子的时长的比值。这个比值有助于我们了解档案资料影像在整个纪录片中所占的比重，以此来体现档案资料的客体重要性。但是这个比重究竟要达到多少，目前在国际上还是有所争议的。

2.3编研产品本身的文献性。

首先，档案编研产品基于档案文献资料，档案资料本身带有的原始性和真实性特征使得编研产品本身带有文献价值。这种文献价值首要地体现在影片本身对于档案资料文本的真实呈现和客观解读。其次，影片本身是否具有文献性还要看影片在表达上是否具有“文献感”。表达上的文献感“就是作者的主观意图要靠调动材料自身的意义和组合后的含义来完成，在对事实的描述上求细、求近，在思想和情感的抒发上，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尽量隐藏作者的主观性叙述”。档案资料的特点之一是比较分散，如何依托丰富的档案资源，调动和组合分散的档案文本，使之“留给后人以整体印象——历史感”，就是编研产品本身的文献性实现的过程。由档案资料和叙事的历史感带给观众对影片的信任感，最终成全了档案专题片最大的价值——为历史提供证据。

3档案专题片的种类

从上述的定义来看，衡量一部文献纪录片是否档案编研产品有三个标准：是否具有档案编研主体意识，是否以档案资料为主要编研客体，影片本身是否具有文献性。显然，由国家档案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档案文献部门制作（或联合制作）的文献纪录片（类型上包括历史文献纪录片、理论文献片和汇编纪录片）均具有以上三种特性，可以被归为档案专题片。这一部分影片由于有传播渠道的支持，可以在大众视野中广泛传播，并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但是还有一种小范围传播的档案专题片，一直被学界所忽视，即一部分由具体某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部门制作（或联合制作）的、用于特定目的的专题片，如用于某专题工作汇报的汇报专题片、用于展现某单位发展历程的历史宣传片、用于某一重大活动展示的汇编影像等。此类专题片由于不需要大面积传播，也不需要公开出版播放，如同单位内部汇编文件一样，具有文献价值，也是档案编研产品的一种。

参考文献：

[1]肖平．纪录片历史影像的制作基础及实践理论[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陈克．当代文献纪录片的定义[J]．电影评介，2012（01）：41．

[3]张宗伟．论文献纪录片的发生和定义[J]．当代电影，2014（9）：130．

[4]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03．

[5]樊如霞．档案编研主体性特征初探[J]．档案学通讯，2004（5）：57-59．

[6]上海市档案局编．档案编研工作[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8．

[7]时间．简论汇编性纪录片、文献纪录片的创作[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28）：32．

作者：方乐莺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