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语言论文：纪录片中语言的真实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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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峰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由于历史事件已经成为过去式，不具备拍摄真实环境与时间中的人物与事件的条件，即便是有历史遗址、遗迹、文物等，但它们都是静态的而且需要精心保护，所以就难以获得生动的可视性材料，这使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成为一项艰难的艺术劳动。

为了解决可视性材料缺乏的难题，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通过各种手段去弥补创作中的不足，其中最常见的有当事人讲述、专家采访、真实再现等。当事人讲述是由当事人口述记忆中的历史事件，或呈现其日记、文字材料、图片等辅助性材料，专家采访是由历史学者、专家讲述历史事件，引导观众从专业学术角度认识历史，这两种方法可以弥补史料不足，但仍没有提供与历史事件直接相关的可视性材料。真实再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采用搭景搬演的方式，通过写实或写意的历史场景搭造以及演员表演再现历史情景。三种表现手法运用中如果把握不好尺度，便会违背真实性原则，因为三者都不是直接拍摄的现场影像，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主观的成分。真实性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纪录片，不过由于题材限制使得以上三种手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一定争议，尤其以真实再现最为集中，但只要坚持历史真实性原则的底线，不为了单纯追求影像质量而进行虚构和造假，都能得到广泛的认可。

近年来，动画艺术语言由于在重现历史场景、人物、细节等方面无与伦比的便捷优势及其强大的画面表现力，越来越受到创作者的青睐。不过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争议，因为动画是一门带有主观性和虚构性特征的艺术，能够“虚拟”再现构想中的任何场景，艺术语言和技术手段的虚构性与纪录片“真实性”的基本原则形成一对矛盾，动画艺术语言便是这样带着巨大的争议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得以广泛运用。

动画艺术语言在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动画的门槛不断降低，各种制作软件的普及和专业人才的增多使动画艺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成为电影、电视、广告、栏目包装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创作元素。近年来，动画艺术语言在纪录片创作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动画成为再现历史场景、弥补史料不足的有力武器。动画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运用现状及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艺术化再现历史情景，增加生动性。比如纪录片《我的抗战》贯彻了创作者“口述历史”的理念，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历史，为了提高整部作品的生动性与艺术价值，创作者采用了木刻版画风格的动画形式作为辅助手段，通过动画场景与当事人叙述的声画组合营造出强烈的感染力，同时由于木刻版画是抗战时期流行的一种美术形式，使用这种动画风格更在艺术精神层面与抗战的历史内涵相融合，使得整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大为提高。

其次，大幅降低了创作成本。仍然以《我的抗战》为例，片中涉及到大量的战争场景，按照传统的创作思路可以使用影视资料，不过现有的影视剧和相关纪实资料存在重复使用的现象，并且不同的影视素材剪辑不能保证整部作品视觉风格的统一，所以这条思路没有被创作者采纳。如果使用真实再现，场景、道具、爆破以及影视设备的使用势必造成成本大幅增加，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动画艺术语言的运用轻松地解决了以上问题，节省了大量成本，使创作者有更多精力放在历史事实的挖掘采访和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上。

再次，提高了画面表现力，更适合史诗场景的再现。在《圆明园》中，创作者面临着空前的难题，因为圆明园已经毁于战火，仅有遗迹存留。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都已经离世，只留下些许文字与图片记录，以如此匮乏的可视性材料去创作一部时长90分钟纪录片的难度可想而知。此时真实再现理应成为创作者的首选，但是如果要达到视觉“复原”圆明园的创作目标，场景的搭建将会是一项浩瀚的工程，绝不是一个纪录片剧组所能完成的；若采用模型搭建的方式则难以展现园林恢弘的史诗场面和建筑精美的细节，画面表现上会留有遗憾。最后创作者选择了三维动画，通过建模、材质技术可以完美地表现任何建筑细节，利用高性能计算机可以完成大规模建筑群和风景的渲染，再加上精心设置的漫游动画，使观众随着虚拟摄像机的运动在圆明园的数字化史诗幻境中移步换景。

又次，扩展了题材与表现范围。动画艺术语言使历史题材纪录片摆脱了长久以来可视性材料缺乏对创作的束缚，创作者可以放开手脚去选择他们过去所无法驾驭的对象。近年来，一大批历史题材纪录片借助动画艺术语言为观众呈现了过去未曾表现过的题材，如《大唐西游记》巧妙地用动画形式呈现了调查玄奘师徒取经真实性的整个过程；表现中华五千年文明及“天人合一”理念的《故宫》通过动画再现了紫禁城建造过程和浩大典礼仪式等历史场景；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奖的动画纪录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甚至利用动画艺术语言完成了对回忆、梦境和心理的纪录。最后，使历史纪录片更富有时代气息。影像技术的进步和创作手法的多元化使影视剧的创作极富时代气息，如《阿凡达》、《盗梦空间》等影视作品都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和回报。“一直以来，中国纪录片重视内在属性，而对形式的审美性缺乏必要的关注”[2]，我们应当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纪录片的视听语言与创作手法，动画艺术语言无疑给创作者提供了又一种可能。

总之，动画艺术语言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成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者的一把利器，使他们的创作不再受到缺乏可视性材料这一问题的束缚，大大开拓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表现范围。

动画艺术语言与真实再现手法之比较

动画艺术语言的运用为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动画艺术语言主观、虚拟性的特征与纪录片的真实性要求之间的矛盾是绕不过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动画艺术语言与真实再现的比较，分析二者与纪录片真实性原则的关系。当下也有人将纪录片中的动画场景归为“真实再现”，这是一种广义的划分方法，认为二者都运用艺术化手段将过去式的历史场景予以视听重现，这种重现是真实历史场景的“模仿”而非复原，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是相同的。但这混淆了动画与真实再现艺术创作的本质区别，真实再现以影视造型语言为基础、以“搬演”为形式，经过每个场景逐个镜头的拍摄剪辑完成，对美工、服装、道具、灯光的要求与影视剧基本相同；而动画艺术语言以美术造型语言为基础，由动态的线条与色彩构成，具有很强的主观虚拟性、表意抽象性，不需要场景与演员，尤其是在数字动画艺术语言的支撑下，仅需要几台电脑就可以进行创作。

真实再现弥补了历史题材纪录片表现手法不足的缺点，增强了可视性与生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纪录片的一次自我救赎，把自己从解说词加图片的刻板中解放了出来，拓宽了纪录片的表现领域和叙述空间”[3]。但是从接受角度讲，真实再现常常引导观众进入“故事”情境，产生所见即真实历史场景的错觉，而且拍摄过程中的场景、道具、服装、表演越真实，给观众造成的错觉就越大，比完全采用虚拟风格的动画艺术语言更容易将观众带离对历史真实的探求。比如《圆明园》中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相聚的一段真实再现，画面唯美、镜头精到，使观众在“故事片”观看与“纪录片”欣赏之间产生了游离，虽然画面中的演员、服装、建筑等等都是处于“再现”情景中的历史表义符号，但是由于与生活中的现实场景具有绝对的视觉关联性，所以很容易让观众得出片中的假定情景就是历史场景的最终结论。

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真实再现与动画艺术语言都能够做到“非虚构”，但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历史纪录片中“历史真实”与“影视艺术化处理”的界限；而动画艺术语言“得益于这样一种独特的辩证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关于真实人物，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正在看的是一种动画方式的重构，它与现实并没有那种我们所熟知的索引性关联”[4]，这样就避免了由假定场景中的具象视觉符号造成的审美混乱。动画语言明确地告诉观众，虚拟的动画场景可以做到所表现的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各个要素都符合历史真实的客观要求，但并不要求画面中建筑、街道、衣服的细节完全等同于所讲述的历史时间、地点中的真实情景。这样，动画艺术语言通过假定场景中的假定性视觉符号反而能够让观众跳出对假定场景的“执着”，将审美重心放在对历史事件的把握上，去体验和思索创作者所要表现与传达的历史真实。

动画艺术语言与纪录片“真实性”原则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看到，动画艺术语言通过一种“陌生化”的方式将观众带出了真实再现所造成的“真实还是故事”的困惑，但由于艺术形式的高度假定性，还是使其在有关“真实性”的问题上饱受争议。其实在创作实际中，动画艺术语言并不仅限于历史题材，而是在各种题材纪录片创作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并且还发展出专门使用动画艺术语言进行创作的“动画纪录片”：“在动画纪录片创作中，创作者可以将动画所要表现的对象进行放大，甚至扩展到整部影片，通过对形式、风格的把控，动画成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段，赋予影片主题以非同寻常的意味”。[5]这类纪录片使用动画艺术语言表现真实事件，最早可追溯到1918年的《路西塔尼亚号的沉默》，华裔导演王水泊1998年创作的《天安门上太阳升》曾获得1999年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提名，近几年的代表就是反应黎巴嫩战争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在这些优秀的动画纪录片中，“一方面所描述的事实来源于现实世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另一方面影片又完全是风格化的、表现主义的，有着虚构的外观。这里潜在着的是动画纪录片在认识论上较之与传统的纪实风格纪录片的某种偏移。”[6]

可见动画技巧属于纪录片的风格层面，而真实性属于纪录片的本质范畴，二者并不在一个比较层面，“不管一部影片是摄像机实拍的还是动画制作的，不管它是纪实主义的还是表现主义的，与它是否可以成为纪录片没有关系。这里惟一的标准是观众是否在观影的过程中，循着影片的线索，将自己的思维、情感指向我们生存其中的现实世界”[7]，所以不能片面地因为风格层面的艺术语言带有一定的虚构性而否定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本质真实。犹如美术创作中的新技法只是给画家提供了一种新的造型可能性，动画艺术语言之于纪录片也只是一种材料与手段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画艺术语言和纪实手法一样本身都不带有主观虚构性，也不带有客观纪实性，关键在于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它，以纪实手法拍摄的不一定是真实的，比如《一个都不能少》；而全篇采用动画艺术语言也可以是历史题材纪录片，比如《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可见创作者对技术手段的运用态度和把握尺度才是纪录片真实性的保障，所以在使用动画艺术语言辅助创作时必须以严格把握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不能主观地通过动画去实现历史臆想。动画艺术语言的使用要有一定的限度，如果经过努力能够做到实拍，那还是要让观众看到最真实的历史场景，即便是只剩下遗址、遗迹、文物、文献，这也是观众有权利看到的最贴近历史真实的图像，在此之外可以使用动画艺术语言作为辅助，补充动态的历史图景，使创作更为丰满，如果没有原则地滥用动画艺术语言，那就将历史题材纪录片带进了创作的误区。

综上，动画艺术语言为历史题材纪录片提供了有力的创作工具，使其能够以更小的成本解决可视性材料缺乏的问题，为拓展题材、提高表现力提供了可能。虽然艺术语言带有主观虚拟性和假定性，但不能简单地认定运用动画再现历史场景就是违背“真实性”原则，因为语言层面的虚拟性不能否定艺术作品的本质真实，相反只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在把握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合理运用动画艺术语言能够实现历史题材纪录片真实性追求和诗意性审美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