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全面开放产科医学教育课程设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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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二胎全面开放政策下，各级医院产科医生对产科继续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的需求，为改进培训课程提供依据。方法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调查对象对高龄再生育孕前评估、高龄再生育辅助生育技术选择、高龄再生育的围孕产期管理内容需求最大，需求最大的课程组织形式是互动式交流座谈。结论大型妇产科专科医院作为培训基层产科医生的有效平台，应以需求为导向突出课程内容实用性，系统化整合个性化、多样化的课程形式，构建长效评价支持体系。

【关键词】二胎；产科；继续医学教育；课程

我国乡镇人口众多，基层医院产科医生作为卫生计生管理队伍的重要力量，直接担负着母婴健康的重任[1]。随着2016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重大调整，全面放开二胎，一方面满足了很多家庭对二胎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导致高龄产妇比例徒然增加[2]。遗传性疾病、妊娠期代谢性疾病等发病率及瘢痕子宫、子宫破裂等高危妊娠风险也随之增高[3]，这都对产科医护人员构成了新的挑战。目前，基层医院产科业务培训内容比较单一，病例比较局限，单位的业务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基层产科医生的需求。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基层产科医生对二胎全面开放政策下产科继续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的需求，从实际出发，设置更适合基层产科医生的继续教育培训课程，开展继续教育工作，助力国家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大型妇产科专科医院为调研现场。该院为三级甲等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开设了全国首家“再生育”咨询门诊，同时也开设各类高危妊娠专科门诊。医院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均以学科带头人、妇产科专家为师资，2010年至今已累计通过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培训基层医生约25870人次。本研究选择该院2016年1—12月的继教培训学员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89份，有效问卷179份，回收率为89.5%。

1.2研究方法

自行设计培训学员调查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课程内容设置及组织形式需求等内容，采用5级Likert量表法，每个条目均分为很需要、较需要、一般、较不需要、完全不需要5个级别。医院产科专家参与设计完善问卷，保证问卷内容效度。对20名医院产科医生进行预调查，检定问卷的Alpha信度系数为0.82，表示问卷可信度较高。正式调查时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法，根据对各项课程内容“很需要”和“较需要”的占比之和反映课程内容的需求程度。

2结果与分析

2.1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共179人，年龄分布在24～52岁，平均年龄（40.3±2.2）岁，女性152人，占84.9%。主要为本科以上学历（169人，占94.4%）、中级以上职称（162人，占90.5%）、主要来自综合医院（102人，占57%）、二级医院（96人，占53.6%）。

2.2课程内容需求

需求最大的三项课程内容依次为高龄再生育孕前评估（153人，85.4%）、高龄再生育辅助生育技术选择（132人，73.7%）、高龄再生育的围孕产期管理（151人，84.3%），随之依次为高龄再生育分娩方式的选择、高龄再生育孕妇妊娠期糖尿病筛查、高龄再生育孕妇合并妇科疾病的处理。有30人回答“希望增加的课程内容”，其中9人（30%）认为需要增加“高龄再生育产后避孕方式选择”课程。

2.3课程组织形式需求

需求从大到小依次为与产科专家进行互动式的经验交流座谈（172人，96%）、由产科专家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课程讲授（169人，94.4%）、到相关临床科室或职能处室现场参观（155人，86.6%）。

2.4现场参观需求

需求从大到小依次是制度、流程、规范文件（160人，89.3%），岗位人员配置（155人，86.6%），病案信息系统（151人，84.3%）。

3讨论

3.1大型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是培训基层医院产科医生的有效平台

基层产科医生主动到大型妇产科专科医院学习产科经验的强大需求、医院开展继续医学教育培训课程的实践都表明，以大型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为平台和培训基地，对基层进行产科医疗知识与经验的辐射和输出，已成为产科医生继续教育培训的探索趋势[4]。我国已经执行了近4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即俗称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基层医院的产科医生大部分对高龄再生育人群的孕产期管理缺乏经验[5]，到国内著名的大型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学习先进的产科管理理念、诊疗经验是最有效的学习途径[6]。

3.2课后建立长期联系并及时反馈授课效果

基层医院产科医生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不能参加长期培训，但短期的学习并不能完全满足基层医院产科医生的需求。本次调研发现基层产科医生除了参加短期授课外，还希望与大型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建立长期联系，从而进一步开展产科业务的学习交流[7]。对于大型公立妇产科专科医院而言，充分发挥在医院产科管理、继续教育方面的资源优势，能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讯交流平台等方式对学员进行长效管理，可跟踪反馈评价培训效果[8]，针对每项课程对学员进行反馈意见调查，将学员对各门课程和教师的评价结果反馈给相应教师，也可改进课程设置，提高培训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顾梦薇，孙丽洲.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思考[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2）：109-111.

[2]杨澜帆.高龄妇女再生育的内科风险[J].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14，6（7）：1-6.

[3]汤雪娟，李雁霞，赵蔚，等.嘉兴市医疗保健机构应对单独二胎生育高峰的产科服务能力调查[J].上海预防医学，2016，28（8）：582-584.

[4]佟赤，马亚楠，闻德亮，等．基于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继续医学教育满意度评价的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2012，29（2）：262-263．

[5]石一复.开放“二胎”政策与妇产科的重任[J].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14，6（2）：3-5.

[6]乔娟，钟梅，汪丽萍，等.广东省妇产科医生静脉血栓栓塞症知识调查[J].广东医学，2013，34（19）：3015-3017.

[7]王沁萍，曲成毅．远程医学教育的现状与进展[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2，26（2）：119-123．

[8]冯静静．Blackboard教学管理平台应用于医护人员院内继续医学教育的探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3，11（16）：97-98.

作者:唐国静 阮恒超 单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产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