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心理健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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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及少数人种的心理健康状况

1.1国内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1.1.1经济发展水平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从不同地域上看，城市少数民族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基本接近全国常模，城镇少数民族其次，最后为农村少数民族[1]。有研究显示，农村学生的SCL-90总分大于城镇学生，其中人际敏感、强迫、焦虑、抑郁分子、精神病性等因子分显著高于城镇学生，即农村学生更易出现人际交往困难、孤僻和抑郁情绪[2-4]。但是也存在极个别的相反情况，如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就低于农村少数民族大学生[5]。从家庭经济条件上看，经济条件好的少数民族人群心理状况优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群，且心理健康水平与经济条件呈现显著相关性，即经济条件越好，心理健康状况愈佳[6-8]。贫困学生与非贫困学生在躯体化、焦虑、恐怖、抑郁、恐怖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月收入越低，少数民族学生出现的心理问题越严重。将云南地区和北京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相比较，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在躯体化、人际敏感、强迫症、焦虑、抑郁、恐怖、偏执、精神病等多方面问题均比北京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学生严重。可见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深远。经济条件是决定人群能否生活舒适的一项重要标志，它虽然不能决定人群的幸福度，但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群的生活水平。如果生活水平低下，大多数人就会感受到对于未知生活的恐惧、焦虑以及对于社会不公平的愤慨，而这些都是导致心理疾病甚至人格扭曲的诱因。在经济条件这个框架之下，语言、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俗等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也成为了影响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

如非汉语言少数民族因与外民族的沟通存在语言障碍，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新技术速度较慢，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如汉语言少数民族地区。再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群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群[9-10]。其原因可能是在沿海地区有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经济结构转型也较为容易。但是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的限制不易摆脱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某些宗教信仰和特殊民俗也有可能成为心理问题形成的诱因。从有无宗教信仰上看，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强迫、人际敏感、焦虑、抑郁、敌对等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无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大学生[11]。而具有相似的宗教信仰、语言和民俗习惯的不同民族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相似，如傈僳、景颇、怒族的中小学生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民俗习惯（火把节），他们的各项指标数值与全国常模的差异也相似[12]。又如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氐羌民族聚集区，人们对生殖器有普遍的崇拜，子嗣为先的思想使得妇女常年在家且视孕育生命为最高使命[13]，这无形中剥夺了女性受教育和外出工作的机会。男性保持着对生殖的敬畏并产生男性优越感而轻视女性，这样的心理在走出部落后得不到满足，容易遭受挫折打击而出现心理问题。

1.1.2家庭成员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少数民族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即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越高，其心理健康状况也越好。一般来说，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高则家庭经济条件也相对较好。正如上文所说，经济条件越好的少数民族人群，家庭成员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越小，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另外，家长的文化程度越高，对孩子的情感需求越重视，能够顾及孩子的感受，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反之，家庭成员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感情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常年累积形成心理问题。父母的健康状况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一般而言，父母有疾病的子女的心理健康状态明显差于健康父母的人群，且父母疾病越严重，子女的心理健康状态越差。另有研究发现，母亲的健康状况对少数民族人群有更大影响[13]。当父亲身体健康不良时，人群大多出现明显的躯体化。而当母亲出现健康不良时，人群则表现出更为严重的恐怖、躯体化、强迫、敌对、焦虑和精神病性等症状；同是恐怖、躯体化的症状，母亲健康状况欠佳的人比父亲健康状况欠佳的人更严重，分数更高。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人群在面对压力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无论这些压力来自经济、住房、职业、学业、健康、人际交往还是其他，都会首先引起焦虑、抑郁、强迫和躯体化。这也就可以解释“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农村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水平低”这个反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城市学生为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期望高，孩子的升学压力大。相比于城市，农村的少数民族地区仍保持着比较封闭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没有过多的升学压力和就业压力。所以，当人群面临更多压力时，心理问题也就越多越明显。

1.2国外少数人种（亚裔和有色人种）的心理健康状况

1.2.1亚裔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亚裔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在当地平均水平以下，相比于本土人群有更多心理问题，更需要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14-16]。首先，亚裔人群的人口增长速率不断加大，导致问题人群的基数持续上升，由此导致的行为问题层出不穷，如中断教育、药物滥用、失业、精神分裂、人际关系崩解甚至自杀。第二，亚裔人群的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容易遭遇工作冲突、疾病、交流困难、遭受排挤等负性生活事件。第三，语言也是影响亚裔人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父母能说同一种非英语语言的孩子相对父母不会同一种语言的孩子在心理更加健康[16]。语言不通的亚裔人群相对英语流利的亚裔有更多的心理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向周围人倾诉的途径，容易积压不良情绪，而且语言不通也是接受心理干预的障碍。1.2.2西方有色人种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白人差研究发现，影响西方有色人种心理健康的因素包括移民的经历、年龄和代际等。首先，有移民经历的西方有色人种比一直在本民族地区居住者更容易罹患精神疾病。在一项对比研究中，把黑人国家的黑人与英国的白人相比，两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相似。而英国的黑人和白人相比，黑人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白人的3~4倍[17]。其次，移民年龄越小，产生心理问题的概率越大。年龄小的移民者心理发育不成熟，处理问题较不冷静，容易诱发心理问题[17]。有报道以25岁为分界线，在25岁前移民的人比25岁后移民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好[18]。第三，移民的后代比祖辈更容易患精神疾病。第一代移民大多数是成年开拓者，他们在来到西方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以应对新环境可能带来的困难。第二代移民接受第一代移民的本土文化，归属感比第三代移民更强烈。第三代移民是逐渐融合进入西方本土文化和社会的一代人，虽然西方国家是他们的故乡，但是由于种族歧视的存在，却不能被故乡的人们完全接纳，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归属。

2少数民族及少数人种的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效果

2.1国内少数民族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效果

少数民族地区的心理健康服务状况呈现良好发展趋势，但仍然存在某些不足。心理健康方面知识的获取与互联网、自我学习、求教朋友等呈高相关性。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中，少数民族人群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程度与他们自身条件有关，如与辅导员关系好、学习成绩好、有亲密异性朋友的大学生更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服务[19]。近年来将团体辅导运用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心理健康促进的报道较为多见，研究发现，团体心理辅导的效率高且影响广泛、咨询效果易巩固，尤其适用于人际关系适应不良人群[20-22]。另外，多篇文献推荐建立多元化的校园氛围，如多文化背景的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师，这个做法给予少数民族同学更多的存在感和归属感，使他们减少对主要民族的排斥感，从而减少心理问题[23-27]。某些院校针对知识面狭窄和语言不通的自卑感导致的少数民族学生自我封闭和逃避等心理问题，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主动提供知识普及书籍和不同民族灿烂文化历史书籍，用以拓宽少数民族学生的知识面，加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28]。在新疆克拉玛依地区[29-30]，各个社区和街道均设立免费的心理咨询机构，通过定期举办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和培训提高人群心理健康水平。这一举措在缓解民族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北京、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人们更倾向于通过高新技术获取心理健康知识，富有时代性，如手机报等网络媒介。此外，哈尔滨地方政府通过广播这一廉价的手段向人们宣传心理健康知识，使得哈尔滨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甚至超过了经济更发达的北京地区。

2.2国外少数人种（亚裔和黑人）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效果

2.2.1亚裔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效果

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的亚裔人群来说，接受心理干预会令他们产生羞耻感，进而出现偏见、不信任、性格刻板、恐惧、尴尬、愤怒、愧疚等，这些会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甚至对家庭成员产生绝望[31-32]。此外，有一些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为了保持自尊而阻止孩子接受治疗。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还认为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孩子患心理疾病是因为长辈造孽或者是母亲的血统不纯正造成的[33]。这些不正确的认知和偏见使得心理健康服务不易在亚裔人群中推行。

2.2.2黑人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现状及效果

在西方国家，黑人移民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健康服务并未真正惠及有色人种。原因有语言障碍、不同文化背景的服务人员存在交流和信任障碍、对黑人固有的刻板印象、贫困经历等。移民的时间越短，越不愿意接受心理干预[34]。即使移民超过21年的黑人，对于心理医生的求助率已经接近美国本土人群，但是仍有差距。

3少数民族、少数人种与普通人群的比较研究及后续研究建议

与全国常模相比，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同少数民族心理问题的表现不同。与汉族贫困人群对比，少数民族贫困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西方黑人和亚裔心理健康水平低于白人。语言不通和文化不容是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种产生心理问题的诱因。在接受心理健康服务和效果上，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种表现相同。他们相对普通人群更加不愿意接受心理健康服务，对心理服务的满意度也相对较低。但是随着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种融入新环境的时间增加，接受服务的概率和满意度都有所上升。

但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对某个特定人群做跟踪调查，也没有进行某种干预前后的对比研究，这使得以上干预方法的效果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非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采用随访调查的方式，对特定人群定时回访。此外，在研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时，有些研究人员没有区分异同点是来自于经济、环境、疾病、灾难等外界条件，还是来源于多文化不适应、无宗教文化归属感等内在条件。因为外界条件产生的效果也可在非少数民族人群中出现，如不排除外界条件则容易造成混淆，致使分析结果的偏倚。故应采用更加科学合理的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得到更多可信的研究结果，为少数民族和少数人种的心理健康促进提供参考。

作者：张辉 张伟娇 杨凤池 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