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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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使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着重考察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总体健康情况和心理健康情况好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

关键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总体健康；心理健康；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一、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强，中国已经进入由人口迁移和流动主导人口态势的时期。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城市人口中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的去留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健康是他们得以在城市生活、工作的基本前提。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不仅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影响其继续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

二、文献综述

（一）居留意愿的概念界定及影响因素

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研究中，主要通过询问流动人口是否愿意长期生活（或定居）在所在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的回答判断其居留意愿，部分研究也称之为迁移意愿。有学者将居留意愿定义为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并在该地工作生活一段时期后对未来迁居安排的愿望和想法（黄晨曦，2011）[1]。流动人口对居留意愿的回答一般分为：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留三种情况。但是，大多数研究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打算”居留和“不打算”居留两种决策。在处理“没想好”的决策时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不打算”居留和“没想好”合并为“不打算”居留；二是将“没想好”的样本删去。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显示，“没想好”的流动人口所占比重较大[2]，如果用以上方法简单处理，可能会丢失重要信息。因为“没想好”是流动人口面对城市定居和离开时所表现出的一种矛盾和模糊的心理状态，也是对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和犹豫。因此，本研究在考察流动人口迁移意愿时保留了“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留三种情况。关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丰富，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个体特征，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三个方面。基于不同对象的研究显示，性别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对就业青年来说，男性与女性在城市居留意愿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杨东亮，2016）[3]。基于苏南三市的研究发现，男性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姚俊，2009）[4]。另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于在城市定居（韩正等，2017）[5]。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均产生积极影响。年龄偏大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居留在城市，特别是30~50岁人群的城市居留意愿最强烈，“90后”流动人口更多地倾向于“没想好”是否居留城市（于潇等，2017）[6]，他们表现出“举棋不定”的特点（扈新强，2017）[7]。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王春兰等，2007；申秋红，2012；孙力强等，2017）[8-10]。二是家庭特征。对流动人口而言，影响他们迁移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和在流入地同住的家庭成员状况。婚姻对流动人口迁移意愿的影响暂未得到一致结论。一些研究发现，在婚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烈（杨东亮等，2016；于潇等，2017）[3,6]；部分研究者认为已婚流动人口可能面对夫妻分居、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的城市居留意愿并不强烈（王春兰等，2007）[8]，而未婚者较少受家庭拖累，迁移成本低，容易定居城市（姚俊，2009）[4]；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为追求经济利益而流动，婚姻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申秋红，2012；郭晨啸，2011）[9,11]。家庭成员的陪伴是决定流动人口是否在大城市居留的关键因素（扈新强，2017）[7]。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数量越多的流动青年越可能有明确的留京意愿（孙力强等，2017）[10]。正如亲和力假说认为，以亲缘、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对流动人口迁移具有阻碍影响（孙力强等，2017；张华初等，2015）[10,12]，在居留地没有随迁家庭成员的流动人口返迁的可能性更高（赵艳枝，2006）[13]。但部分学者认为，随迁人员越多，居留的可能性越小，这是因为随迁人口越多，导致在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越高，进而降低了居留意愿（申秋红，2012）[9]。三是经济－社会－心理特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主要涉及收入、职业、就业单位、就业身份、住房、社会保障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经济因素是流动人口迁移流动的主要原因，收入是经济因素的直接体现。研究表明，收入越高，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越强烈（于潇等，2017；孙力强等，2017）[6,10]。从职业特征来看，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强，其次是民营单位，再次是外资单位（夏显力等，2012）[14]。“专业技术及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城市居留意愿，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强烈（于潇等，2017）[6]。城市的高房价是流动人口面对的重要迁移成本（李斌，2008）[15]，在大城市中，流动人口主要以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对流动人口来说，是否拥有住房是影响他们是否定居城市的重要考量。研究显示，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比租住房屋的人有更强烈的居留意愿（申秋红，2012；孙力强等，2017；张华初等，2015；赵艳枝，2006）[9-10,12-13]。享受医疗保险能够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于潇等，2017）[6]。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非一定随着参保而增强（乔楠等，2017）[15]。值得注意的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具有“门槛”效应，它增强了流入地的吸引力，能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身份认同、心理融入水平越高，城市居留意愿越高（韩正等，2017）[5]。四是流动特征。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可能受到流动经历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处于不同流动阶段的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也存在较大差异。流动人口的流动特征大致可以从流动范围、流动时长、流入城市类型三个方面进行了解。研究表明，近距离（跨县）流动的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更强烈（杨东亮等，2016）[3]。流动人口迁入时间越长，越倾向于在城市定居（韩正等，2017；申秋红，2012；张华初等，2015）[5,9,12]。因为流动人口在城市“不断沉淀”，居留时间越久，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任远，2006）[16]。由于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东部省份的流动人口比中部和西部更希望在迁入地定居（韩正等，2017）[5]。从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来看，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对青年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大，居留意愿较强；珠三角地区是青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弱的地区（杨东亮等，2016）[3]。基于以上文献分析发现，笔者发现在探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各类影响因素时较少涉及健康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作用。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是其从事劳动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活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人口频繁流动的背景下，个人健康状况的好坏决定着其流动机会和流动决策（牛建林，2013）[17]。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指一个人身体有没有出现疾病或虚弱现象，还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个人的迁移选择往往与其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当前，关于健康与迁移流动的理论主要有健康选择效应、健康损耗效应和“三文鱼偏误”效应。健康选择效应是指个人在迁出地的健康状况决定了自身是否能够进入流入地。它表明移民（流动人口）的健康存在选择性，考虑到迁移者（流动人口）在迁入地会面对很多压力和困难，那些健康和强壮的人更可能产生迁移（流动）行为。因此，在流入地他们仍然能够表现出明显的健康优势。健康损耗效应是指在迁入地，迁移者（流动人口）需要适应新的生理和社会环境，这可能会引起迁移者（流动人口）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为适应迁入地的环境，迁移者（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损耗。在迁入地，迁移者（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到谁留下来，谁将返回迁出地。“三文鱼偏误”效应就假定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迁移者可能返回迁出地，健康状况较好的迁移者（流动人口）更可能留在城市（WhiteMJ，2016）[18]。流动人口的迁移选择与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考察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对其长期居留城市意愿的影响。根据“三文鱼偏误”假说，健康出现问题的流动人口出于生活成本、社会保障需求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人更可能返回迁出地，那么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意愿较低，身体健康程度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可能留在城市生活。同样，从心理健康角度出发，拥有较差心理健康的流动人口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他们更倾向于返回迁出地，心理健康程度较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居留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居留意愿更强烈。因此，本文从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检验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否存在“三文鱼偏误”假说。基于以上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假设2：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

三、数据来源、主要变量及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深入了解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对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本文使用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检验其效应。该调查采用问卷调查法，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ProbabilityProportionatetoSizeSampling，PS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界定为在流入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59周岁流入人口，调查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8个市（区），有效样本量为15999人。本次调查涉及流动人口的就业与收入支出、基本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婚育状况与计划生育服务、社会融合与健康等信息。

（二）主要变量

1.因变量。居留意愿。本研究通过题目“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测量，回答分为愿意，不愿意，没想好。打算长期居留在本地的视为具有城市居留意愿，不打算长期居留本地视为没有城市居留意愿，没想好是否长期居留本地的视为仍在考虑中。2.核心自变量。在现有研究中，大多以一般自评健康状况和健康体测指标综合反映人群的健康水平（齐亚强等，2012）[19]。本研究在探讨流动人口的健康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时，将健康分为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1）总体健康。流动人口的总体健康通过生活质量测评量表（SF-36量表）中关于总体健康（GeneralHealth）的6个题项进行测量，该量表用于测量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量表得分在6~30分，分数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心理健康。心理疾患情况用凯斯勒心理疾患量表（K6）测量，该量表询问被调查者过去30天的情绪，主要测量指标为紧张、绝望、不安或烦躁、太沮丧以至于什么都不能让您愉快、做每一件事情都很费劲、无价值。对以上选项进行反向赋值（“全部时间”=4，“大部分时间”=3，“一部分时间”=2，“偶尔”=1，“无”=0），最终将各题项得分加总，总分为0~24分。分数越高，心理疾患的危险性越高，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3.控制变量。基于文献的梳理，本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以下4个方面：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和流动特征。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分为打算居留、没想好和不打算居留，将“不打算”一类作为参照组。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作用。

四、结果分析

（一）基本情况描述

调查数据显示，59.11%的流动人口愿意长期居住在本地，11.26%的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不愿意长期居留在本地，29.63%的流动人口没想好是否长期居留本地。流动人口呈现出较好的总体健康和心理状态。流动人口平均自评总体健康得分为23.22分，心理疾患平均得分为3.24分，两者均属于良好的健康水平。

（二）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重点分析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限于篇幅，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回归分析只呈现包括总体健康、心理健康和控制变量的饱和模型结果。自评总体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回归模型显示，与不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自评总体健康状况越好，其愿意居留城市的可能性越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相对于不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来说，自评总体健康状况每增加1分，流动人口愿意留在本地的可能性显著增加0.017个对数发生比，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由此可见，自评总体健康得分增加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假设1得到验证。与不愿意长期居留城市的流动人口相比，心理疾患每增加1分，其愿意留在城市的可能性降低0.021个对数发生比，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即心理健康较差，将降低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假设2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去留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迁移行为。本研究使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项调查数据检验健康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较为强烈，但是没想好是否居留城市的比例不低。总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总体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城市，心理健康状况越好，越愿意长期居留城市。本研究从自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方面验证了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存在“三文鱼偏误”效应。本研究的相关结论还涉及到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社会－心理特征和流动特征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呈现“倒U型”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越强。从家庭特征来看，在婚的、家人都在流入地居住的流动人口更可能在城市居留。从经济－社会－心理特征来看，收入水平越高，城市居留意愿越强。在国企事业单位和私企个体工商户工作的流动人口更意愿留在城市。雇主和自营职业者更可能居留在城市。在城市已购住房、有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居留城市意愿更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意愿更强。从流动特征来看，省内流动，流动时间较长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与二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低。以上大部分结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基本得到验证，本研究不再赘述。在人口频繁迁移流动的大背景下，流动人口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意愿选择居住地。本研究发现，健康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总体健康情况和心理健康情况好的流动人口更愿意留在城市长期居留。长此以往，通过健康选择机制，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健康风险和疾病负担转移给农村，这不仅制约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还加剧了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与需求的矛盾（牛建林，2013）[20]。进而可能造成城乡、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演变为健康分布不平衡。流动人口返乡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各时期因健康状况变差而“被动”返乡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发生，流动人口往往根据自身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决定是否返乡。“返乡潮”并未引发人力资本较高的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而是非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牛建林，2015）[21]。这些结论都反映出，城市占有着健康程度和高素质人口，长期发展来看，将会使城乡发展差异进一步扩大。为更好地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促进城乡经济、健康、资源等方面的平衡发展，本研究提出如下两点建议。第一，在城市，保障流动人口的健康，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加公平的健康服务和医疗保障。第二，对于因病返乡的流动人口，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服务资源，保障其健康状况，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该数据仅反映了2014年流动人口当前的自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当前的城市居留意愿。健康在流动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如果使用追踪数据得到流动人口流动前后的健康变化情况，将能更深入地分析健康对居留意愿的影响。这也是进一步关于流动与健康研究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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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静 郑笑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