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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语言战略的梳理和认识,分析和探索“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所应包含的语言战略的价值取向,以国家战略为依托,以社会实际发展为依据,以促进、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大学英语教学的学科价值。具体从国家利益的四个方面,即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分析和探索大学英语教学所应承载的语言战略价值取向。
关键词:语言战略;大学英语教学;国家利益;价值取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相关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将承受更多的国际担当。在此背景下,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仅仅体现在行业或专业上,更为急需的是大批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这对当下外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指明了方向。近年来的语言研究动向之一是强调以社会现实需求为动力,把语言作为社会构建要素和国家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语言教育目标不再单一化的现实环境下,大学英语教学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诸如语音、语素、语义、音节等语言教学的微观技术层面,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也已不再局限于象牙塔内、书斋之中,而是在人才培养、方向引领和教育价值探索方面需有所担当和作为。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逻辑起点,从国家利益和国家博弈视角看待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负载,将语言教学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对语言教学研究进行深化和拓展。语言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语言战略已成为国家战略推进的逻辑先声。本文基于对语言战略的梳理和认识,分析和探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所应包含的语言战略的价值取向,以语言战略为统领,提升大学英语教学在国家语言和文化战略中的地位,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基础。
一、语言战略概述
语言战略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语言研究转向的必然结果,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语言规划研究的使用价值和现实意义。语言规划是一种长期、细致的努力和追求,它的发端就带有战略性目标,关注与语言有关的现实世界问题,其整个研究过程必然是有价值负载的[2]。20世纪8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理查德•鲁兹提出了语言规划的三种主要价值取向,即语言问题观、语言权利观及语言资源观[3]。这三种价值取向分别将语言作为问题、权利和资源来对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对待和处理社会语言问题提供不同的管理对策,随着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演变而作出应对和调适。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中,语言资源观作为一种战略思维,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它将语言看作是一种重要和特殊的国家战略资源,从资源角度明确了语言的战略价值。这不仅能够提升社会语言生活中人们的语言政治意识,还有利于发展人们作为国民的战略认知能力。《剑桥语言政策》一书中,将语言战略定义为是语言政策或语言管理所承载的重要的价值取向,又是能因应具体变化而进行调适的一整套可持续性语言规划方案和途径[3]。语言战略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基于国家特定时期的治国理念与发展战略的现实考虑,全局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地考量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现实语言问题,在宏观上指导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视语言资源为国家战略能力的要素之一,将其归入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中,协调语言资源配置,作出总体规划和行动方案。近年来,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语言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制定本国语言战略,积极打造“语言武器”。如有目标地对语言的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使它与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紧密相关[4]。许多国家已将语言作为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家战略,着力增强国家语言能力。很多发达国家加大力度实施语言战略,以保持其战略优势地位,如英格兰教育与技能部于2002年了语言战略文件《全民语言教育:为了生活学习语言》,旨在呼吁英国公民提升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能力,因为它们已成为21世纪知识社会中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而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附加本领[5]。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语言软实力的认识也上升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进行语言规划,促进并加强语言教育及语言资源建设,谋求强国之路,拓展国家利益,提升国际话语权。2007年,我国教育部了《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宏观语言战略必须进行及时研究,有关语言战略的行动计划也要相应地设计落实,同时在应对重大语言问题上需要做出科学的预案。这表明我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国家的发展急需语言战略研究的启动和开展,语言研究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二、大学英语教学的语言战略价值取向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新形势和新使命,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语言战略的价值取向,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根据社会实际发展需求,以促进、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大学英语教学的学科价值。国家利益大致可以分为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因此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和探索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和实践所应承载的语言战略价值取向。当然,这四个方面彼此之间存在联动机制,它们相互驱动、维持和引领。
1.政治利益
当今英语依然是全球政治舞台上使用范围最广、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语言。出于国家生存与发展考虑,我国在提升国民的英语应用能力,促进本国与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上做了长期和大量工作,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学习英语只是为了扩大知识范围,无关政治因素,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学习的深层思维认知。学习英语时,英语所承载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学习者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会干扰本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影响国家政治利益的走向。我国外语教育奠基人之一王季愚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外语教育应该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2]。如果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英语的音素、音节、构词、句法等纯学术细节上,而不关心与英语相关的社会和政治因素,那我们的教学研究就失去了根本和真义。随着对语言研究的深入,不难发现语言的交际功能中包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隐形进程,这就是为什么要警惕“英语霸权主义”的原因之一。语言教学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必要引导学生对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沿革和国情民生进行对比分析和判断,而不是不加思考地盲目全盘接受英语语言材料的内容。同时,大学英语教学在培养话语建构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责无旁贷。国际话语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一种软实力,国际话语权可以辐射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传媒等各个方面[6]。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不能止步于一般意义的语言技能训练,而要着眼于培养学生具备与世界对话的能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下的政治互信,打造世界理性认识和评价中国的交流通道,增进国际理解,争取国际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诚然,仅凭大学英语教学体系无法完成这一宏大目标,但是依然可以大有作为。无论是课程设计者和实施者,还是课程学习者,在完成语言训练的基础上,树立与国家战略紧密联系的意识,超越语言文本,深入理解并积极探索语言背后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博弈和利益较量。
2.安全利益
指出,“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石,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依靠。语言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有两层含义:一是语言文字的使用价值,即能够满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二是语言文字的安全价值。由于语言文字本身的状况和语言文字的使用会产生一些与国家和社会安全相关的语言问题,需确保这些语言问题不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安全[7]。语言安全成为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英语语言本身使用和地位方面的认识偏差,忽略了英语语言对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等的影响。英语已经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通用语言,学习和掌握英语并不意味着不加思辨、没有理性地接受英语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也不意味着英语可以取代本民族语言及削弱本民族语言的张力,挤压本民族语言的学习和使用。陈美华等[8]指出,我国当下的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中,隐藏着一种“自我殖民”的危险倾向。这种在英语教育中的暗流涌动将严重影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误导学生的价值观走向。在“颜色革命”等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教育工作已不能独善其身,囿于课堂,止步课本,欠缺对国家战略与社会磨砺的认识,忽视影响青年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内外因素(如国际、国家、社会及个人等),以致造成难以预测的后果。语言战略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要求教师在课程实施中加强高校外语思政教育,积极思考如何引导学生对语言安全具有充分的敏感性和预见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文化霸权主义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危害,树立对英语文化冲击和影响的批评意识,时时警觉英语的话语传播对国家文化的安全隐患,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和运用英语的同时,能够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以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全。
3.经济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沟通和交流的资源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对于语言资源来说,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为国家战略发展服务,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提升国际竞争力,拓展国家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满足个人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认真思考语言资源的价值,对语言资源进行充分挖掘、整合和开发。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为促进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语言战略的视角来看,英语是一种可开发利用、具有经济价值和效益的语言资源,英语学习则是将语言资源转换并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的有力途径。经济学家对语言作为人力资本、语言能力在劳动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等关于语言与经济相关性的研究,已从理论上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益[9]。长期以来,就需求分析而言,大学英语一直偏重于“内需型”,即满足学习者升学或有限的求职之需,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与社会和企业发展、国家战略等需求的有效对接。一门学科只有对国家有贡献的时候才会得到国家的重视,才有可能实现长远的发展。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不能仅局限于学科范围之内,不能只体现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而是要重视和体现在与企业发展、国家战略等相关的语言服务上。首先,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不仅要满足内需的英语教育,更需要关注并加强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对英语人才需求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提高大学英语课程的经济效益,即课程所投入的成本能够产出符合国家、社会迫切需求的人才,优质人力资本的源源供给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之一。其次,大学英语课程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从一般通用型向专业型过渡,即以培养和储备“英语+专业”或“专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为取向,满足国家对英语复合型人才的“外向型”需求,只有人力资源足够强大,才会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经济创造力和发展力;同时,这样的培养目标也有助于增强学习者自身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竞争力,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个人价值的经济目标。
4.文化利益
长久以来,我国英语教育中偏重“西学东渐”,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视为圭臬,给中国本土的文化认知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当下,“一带一路”建设向大学英语教学提出了新时代的新使命,既要让英语语言文化继续“走进来”,也要让中国文化昂扬“走出去”。这样的双重使命,鼓励双向的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和文化会通,以及大力弘扬、传播和分享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思想、文化视野、文化成果和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建议,加强由中国自编的双语教材,把中国的现代文化思想及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用外国人熟悉的语言地道准确地写出来,促进真正的相互交流与理解[10]。因此,大学英语课程不是一项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是要以积极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为己任,助力汉语国际化,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势能转化为汉语国际传播的动能,推动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推广中国优秀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塑造良好的国际文化形象。在全球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浪潮下,文化领域已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领域,文化软实力建设不容小觑,已成为全球竞争的战略重点,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际主流社会达成的共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还应表现在扩大汉语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从而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在课程知识体系中加强学生国际文化素养的培养。具体来说,在原有以欧美文化为主的跨文化教学基础上,大学英语教学中还应借助英语媒介,了解并批判性地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扩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知识,借鉴世界不同的文化要素,关注文化鉴赏与文化比较,拓宽在文化身份和混合文化等方面的视野,增强国际交流和国际对话意识。因此,如何将语言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承和对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结语
大学英语课程的语言战略价值取向越来越受到顶层设计者和课程实施者的重视,这将更有利于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将大学英语课程研究置于语言战略的视野,从国家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四个方面分析和探索大学英语教学所应承载的语言战略价值取向,为推进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引领课程改革对接国家战略的价值导向,提高课程改革中对语言资源的管理水平,更好地处理英语和汉语之间的语言关系,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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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倩.我国中长期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初步设想[J].语言文字应用,2013(1):21-27.
作者:伍轶 方燕 单位:东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