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茶叶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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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末年，茶叶商帮崛起。至清代，茶叶商帮得到很大发展。茶叶商帮的崛起过程大体与中国茶叶经济发展过程合拍，对茶叶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推动茶叶生产发展、促进茶叶出口增长、助推茶叶技术进步。

关键词：茶叶商帮；茶叶经济；茶叶贸易

中国的茶叶商帮产生于明代末期，清代中期达到繁荣。茶叶商帮群体的崛起对茶叶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历史作用，它既是茶叶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推动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一、茶叶商帮崛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中国十大商帮，几乎都与茶叶贸易有关，尤其是山西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福建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都将茶叶作为主要经营项目，其他商帮虽没有将茶叶作为主营业务，但均有所涉及[1]。茶叶商帮的经营活动直接推动了产区茶叶生产的发展，这种影响在茶叶主产区尤其是外销茶区表现得更为明显。1.洞庭商帮推动了以苏州洞庭东山、西山为代表的苏南茶区的发展苏州碧螺春产于号称“钻天洞庭”的著名商帮洞庭商帮的家乡太湖东山，被吴人呼为“吓煞人香”，享有极高的声誉。西山、东山产茶丰富，所产碧螺春最为著名，“色玉香兰，人争购之”[2]。这种名贵茶经洞庭商帮运销他处后，得到较大发展。2.徽州、广东等茶叶商帮推动了皖南、皖北及江西茶区的发展徽州茶叶商帮主要以家乡所产皖南茶为资源，运往东南、东北内销市场及广州、上海市场出口。仅以外销之洋庄茶为例，1891年徽州红绿茶共销85400余引（每引约60kg），1895年增至110000引。另外，徽州还有十分之一二的内销茶未计算在内，这从“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2]可得知。皖北茶产于六安、霍山、金寨、舒城为中心的大别山区。这一茶区所产茶主要用于内销，经营茶商主要有苏州的苏庄、山东的鲁庄、周口的口庄及附近的湖北、河南小茶商。他们将茶运销东北、华北及附近各县，对皖西茶产业的顺利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依赖这些茶叶商帮的购销，皖西茶叶生产才得以持续发展。此外，徽州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还在九江、吉安等地进行茶叶贸易[3]，推动了江西茶产业的发展。3.徽州茶叶商帮、平水茶叶商帮对浙江茶叶的经营，推动了浙江茶区的发展近代浙江平水、遂淳、温州、杭州四大茶区，外销以平水茶区最著名，经营该地区茶叶的平水茶叶商帮影响也最大。他们在产区设茶厂，在上海设茶栈或茶厂，大量制销平水珠茶。19世纪前半期的茶业全盛时期，计有大小茶栈百数十家，从业商人大多是平水本地人员，外地商人很少。如四明山茶栈在抗日战争浙东沦陷前20年中，只有1家茶栈是江西商人所设，其余都是本地人所设[4]。浙东茶栈的发展很大部分还得力于徽州人相助。徽州茶叶商帮对浙江其他地区茶叶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徽州茶叶商帮在杭州建有众多茶店，1895年杭州开埠后，此地成为浙江茶最大集散地，每年汇集此地的茶叶约20万担（1担=50kg），四分之三运往各省。据1929年的调查表明，在该地茶叶行及著名茶铺中，徽州茶叶商帮为11家，占总数的52.38%[5]，茶行、茶叶庄号“多为徽州人，经营以翁隆盛为最大，信誉卓著，销路最广”[6]。4.山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对福建茶的经营，推动了以武夷山为中心的茶产业发展武夷山茶的经营，以鸦片战争后福州开埠为界，前期以山西商人经营为盛，后期以广东及厦门一带商人经营为主。茶叶商帮将茶运往西北、恰克图、广州、福州等地销售，使武夷山茶得到极大发展。“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茗甲于海内矣”[7]。由于茶叶贸易的发展，武夷山“由于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7]。武夷山茶叶的发展又带动了闽北等地茶业的繁荣。“茶之产不一，崇、建、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他产性寒，此独性温也”[7]。5.陕西茶叶商帮对四川茶叶的经营推动了四川茶产业的发展四川边茶以南路边茶最著名，陕西茶叶商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雅安、天全、名山、邛崃、荥经经销边茶人员被称为“五县茶商”，1934年共有七八十家，“陕籍商人，约占半数，其余则为川商经营”[8]。雅安是边茶制作中心，茶店林立，据1938年调查，有主要茶店17家，其中陕西泾阳籍6家，资本雄厚、规模大，所制边茶运往打箭炉（康定）所设分店，售予康藏小茶商，各茶庄经营情况见表1[8]。6.山西、广东等茶叶商帮对湖广茶叶的经营推动了湖广茶产业的发展湖北鄂南、湖南安化一带，是山西商人经营砖茶、黑茶、红茶的主要基地。同时，广东茶叶商帮为扩大广州茶源，在五口通商时期也北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大力经销红茶。鸦片战争后，湖广茶叶生产尤其是红茶生产得到很大发展。许多史料一致表明这一阶段湖广茶叶生产在外地茶叶商帮推动下的发展状况。山西茶叶商帮很早就与陕西、甘肃商人领引收购湖南茶运销西北。安化是黑茶中心，资江两岸，茶源丰富，晚清“每年春夏，晋、广、湖南商人入山，共约七八十号，其资本各自一二万至三四万不等。江南东坪、硒洲、乔口、黄沙坪其市场之最大者也”[9]。由此可知，茶商资本之雄厚。山西茶叶商帮不但制黑茶，还经销新兴的红茶。咸丰年间，山西茶叶商帮把它与武夷茶混合，运到恰克图市场，销路非常好。嗣后，湖南红茶大量输俄。此外，云贵本地茶叶商帮对茶叶的经营活动同样推动了当地茶叶生产的发展。如云南的普洱茶销往我国西藏自治区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普洱茶区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二、茶叶商帮崛起促进了茶叶出口的增长

明末至清代是茶叶商帮的出现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恰好与茶叶外销的发展兴盛期吻合。明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茶叶商帮首次出现，这对茶叶贸易起到极大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数量持续增长，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初年，为中国茶叶外销数量最多的年代。以1888年为界，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每年出口数量均在5万t以上，嗣后基本保持不断上涨的趋势。1888年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巅峰，自此以后茶叶出口量逐步下降。1868—1916年中国茶叶出口量见表2[3,10]。虽然1888年后，中国茶叶出口数量每况愈下，但大体仍有7.5万t以上，这一数量是18世纪20年代出口数量的百倍。由此可见，在茶叶商帮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茶叶出口被为数不多的茶叶商帮所包揽，他们的经营是茶叶出口数量庞大的巨大推动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茶叶商帮崛起助推制茶技术的进步

茶叶商帮的崛起助推了制茶技术的进步，这一点鲜明体现在外销茶叶加工技术的发展上。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创制茶类，二是改良技术，三是推广茶类。1.创制茶类。台湾包种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茶类，它的创立得益于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赴台茶商。包种茶是一种轻发酵乌龙茶，它创制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台湾乌龙茶不振，福州茶商“咸将粗茶送往福州改制包种茶”[11]。据记载，1881年福建同安县茶商吴福源（隆源号）来台创制，通过安溪县茶商王安定、张占魁合办的建成号，由淡水运往福州，转销南洋[12]，深得欢迎。包种茶创制后，在南洋打开了销路，地位日趋重要，台湾乌龙茶衰落后，包种茶成为台湾最主要茶类，大量用以出口。2.改良技术。此以山西茶叶商帮对湖北青砖茶制作工艺的改进最为突出。砖茶的原料为老青茶，它来源于帽盒茶。其加工过程为将鲜叶入锅杀青，炒后送木质揉床踹揉，晒干成毛茶。精制时，将毛茶用锅炒干，挥发水分后，用刀断成寸许，再经筛分，用篾篓踹装，每篓装茶约3kg。装篓后用圆形篾簟封口，用麻绳缝合，然后3篓相连放入一大篾箩内，用竹篾编成十字型困缚腰部，放入杠杆下压成形态大小相同的椭圆形茶块，形状与旧时的帽盒一样，因而称为帽盒茶，经营这种茶的商人，被称为帽盒帮。帽盒茶诞生有其必然性。古时西北交通困难，东南地区所产茶叶辗转运至西北市场，需耗时数月之久，甚至一二年。为了便于运输及耐久贮藏，势必要设法制造蒸压茶。明初，历行茶马交易政策，将此作为重要的治边政策，但当时茶叶主要是叶茶，体积大，运输不便，又易霉烂，压缩体积，才能消除这些困难，而蒸热才能做到紧实。申时行《明会典•茶课》首提蒸压茶：“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湖北羊楼洞的帽盒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所不同的是，当地突破了过去将茶叶用米浆粘合成饼状的工艺陈规，加工时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用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又称工夫茶）。这种帽盒茶，就是青砖茶的前身[13]。制作帽盒茶无疑是湖广一带从事边茶运销的晋商的一项发明。张正明指出，帽盒茶是在山西茶叶商帮指导下改进饼茶制作工艺的产物，即由蒸青发展到炒青，从疏松发展到紧压[14]。在此基础上，山西茶叶商帮改进制造工艺，生产出了更紧实的砖茶。山西茶叶商帮首次采用木质平压机，后采用铁质压机，提高了制砖质量。据记载“羊楼洞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茶商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15]。实际上并非如此，时间应更早些。1865年《海关关册》明确提到“1861年以前一向是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贩卖并包装了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售给恰克图市场”[16]。1863年，俄商已在羊楼洞一带建立了砖茶厂，照“始自光绪初年”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砖茶起源于边销茶，而且晋商设砖茶厂比俄商还迟，这是说不通的。另外，同治年间，《蒲圻县志•风俗志》已载有周顺倜的《蒪川竹枝词》，明确提到晋商在羊楼洞监制砖茶的情况。俄商设厂后，晋商砖茶厂日益衰落，到1915年晋商又纷纷到羊楼洞经营砖茶，仍采用原始手压，后改用木质压机[17]。十月革命后，俄商停制砖茶。中国西北部的内蒙古地区“则完全为我国山西帮掌握”[18]，山西茶叶商帮复苏。3.推广茶类此以安徽茶叶商帮创制祁门红茶及广东茶叶商帮推广红茶最为有名。据1916年3月15日第20期《农商公报•政事》载：“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19]。这表明，祁门、建德一带本产绿茶，鉴于绿茶贸易不畅，大茶商胡元龙在学习红茶制法后，教导乡民改制红茶，取得极大成功，使祁红成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在世界茶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实，同治至光绪年间，正是中国红茶得到大发展的时期，这一结果同样得益于广东茶叶商帮的推动。湖广是粤商主要业茶区域，湘潭南岭一线向为湘茶南下广州通道。鸦片战争后，粤商北上制销红茶的史料十分丰富。例如：巴陵县原产黑茶，“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3]。安化为黑茶著名产地，后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20]，才发展成外销茶类，具体时间是咸丰八年（1858），“粤商估帆取道湘潭、安化，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21]。靠近广东的彬县茶业兴盛时，“西邦、广邦载钱而来，贩茶而去”[9]。粤商在湖南经营茶叶有如下特点：把传授制作红茶与收购结合起来，并垄断湘茶制销很长时间；1861年汉口开埠前，主要输往广州，嗣后以汉口为承销地；进湘路线是先南后北。茶市衰落后，粤商在湖南的业务大受损失，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粤商庄号大多停歇，茶市中心安化“广帮且不存在”[21]。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调查，湖南省茶庄计184家，粤商一家也没有[22]，可见衰落至极。粤商在江西、湖南立脚后，又由此进入湖北。道光年间，广东茶商带领大批江西制茶技工，来到五峰渔洋关设号精制红茶，较早的有钧大福、林志成、泰和合3个庄。嗣后，湖北汉阳茶商义成生、仁华、志成等6家受其影响，也去设庄。到民国初年，渔阳关有茶号22家[23]。羊楼洞也是粤商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在此地的实力仅次于晋商。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结果显示，约在1926年有20家粤商庄号，大都是洋行买办设立的，经营方式将资本加入本地帮商人中替洋行收买茶，1927年减至三四家[24]。此外，崇阳也有“粤商买茶……往外洋卖之，名红茶”[9]，鹤峰州“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诚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9]。这些史料说明，粤商在湖广主要茶区十分活跃，对于该两省外销茶的迅速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综上，茶叶商帮的崛起是茶叶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茶叶商帮的盛衰与茶叶经济的盛衰基本合拍，它是茶叶经济盛衰的晴雨表和指示灯。

作者:陶德臣 单位: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